【大紀元11月2日訊】10月17日，著名作家巴金逝世，悼文在各網絡論壇鋪天蓋地，溢美之辭不絕如縷。在西祠某論壇，筆者發貼說：“稍微瀏覽過巴金的作品，看不下去。可能是不喜歡他的那種文風。個人認為，49年後，他唯一稱得上文學作品的東西也許就只有那篇懷念妻子的文章，可是他的妻子是那些稱他為朋友的傢伙謀殺的，而他與謀殺自己妻子的兇手集團居然相安無事，反以自己能說真話來標榜，換了是我，我會感到恥辱！一個作家難道不該說真話嗎？說真話不僅是一個作家，更是每一個稍具良知的人最起碼的道德底線。如果這個也可以標榜，只有兩個可能，一是無知傲慢；一是欺世上無人，都是一幫口是心非的畜生。據說巴金晚年在家中掛牌‘謝絕探訪’，這種自我疏離除了向世人樹起一重神秘的光影外，剩下的僅僅說明，他活得的時間最長也不過是一具僵屍。”
該貼引起了部分網友的爭議，網友“青山不寂寞”說：“樓主，你過分了呢！沒錯，《隨想錄》的意義就是“說真話”。在你看來，這只是一個作家、“一個稍具良知的人最起碼的道德底線”，但問題是：在中國過去、現在的政治生態環境裏，有幾個人能象巴金那樣說真話？文革過去快30年了，又有幾個人能象他那樣真誠地懺悔？——這才是巴金的價值，才是人們尊敬他的地方。從某種角度看，他的勇氣甚至超過了投湖自盡的老舍。順便問一句：你認為自己敢說真話嗎？你喜歡寫點政治評論，相信你也知道（至少在目前），哪些真話是可以說的，哪些真話是絕對不能說的！你敢在這裏罵巴金，至少說明現在比文革當年寬松多了，而現在這種相對寬松的話語空間，其實也正是包括巴金在內的許多前人爭取來的。喝水莫忘挖井人呵！還有一點：即便是用一般的社會公德來衡量，你的標題也是對一個剛剛離開人間的老人的不敬。竊以為不妥呵。”
網友“快樂的伊人”說 ：“我同意樓主的看法。巴金還有一些現代文學史上的名作家，49以後藝術生命基本就結束了。現在的確比文革時期寬松，也許會越來越寬松，這本來就是應該的，我們要感謝那些死去的逃亡的還有樓主這樣的火種。看楊曦光的《牛鬼蛇神錄》，很有一點感慨。”
網友“鳳凰臺聽簫”說：“作家應該憑作品說話，批評家應該批評作品而不是作者為人處世的方式。我以為。前天看到一篇文章，說那時去延安投身革命的熱血青年，很多並不是讀了馬列著作，而是讀了巴金等進步作家的書激發的革命熱情，僅就這一點來說，巴金及其他現代作家的作品的貢獻就不應該輕易抹掉。至於讀者個人喜好，蘿蔔白菜各有所愛，不好斷定。不錯，49年以後許多現代名作家在文學上並無建樹，有的甚至寫出失敗之作。我想這與歷史環境有關，也與作者創作壽命有關。畢竟文學藝術史上能不斷超越自我的天才如鳳毛麟角，少之又少。但我們不要指望一個作家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傑作，也不能苛求他一直寫到死去的那天吧。只要有一部作品能夠傳世，能夠影響一代甚至幾代人，就是一個偉大的作家。”
網友“東籬下的三三”：“說真話是很難的。有人說真話也許只是為了自己靈魂的安寧。但這樣做的人太難得了，所以很多人拿他說事。我們應該為我們所處的謊言世界悲哀，應該反躬自省，而不是苛求逝者。我也很佩服那些自殺的，停筆的作家，他們犧牲生命或者說是藝術生命捍衛了自己的尊嚴。不然，我無法想像他們在我的心中會是個什麼樣子。”
網友“一刀一刀又一刀”說：“從醫學的角度，樓主沒錯，因為他從1999年開始就一直躺在華東醫院的病床上，當今不逝，恐怕還要一直躺下去。用一個人生命的最後階段來陳詞總結人的一生未免牽強了一點。該同志難能可貴的是他曾經激勵了無數青年人（因此他除了被授予“人民作家”以外，更被譽為屬於年輕人的作家）；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當人們或屈膝或自殺或閉嘴的時候，還能說點真話－－要知道，如今說真話的人已經不多，何況一個有名望、有地位的人，就好像如今不貪的官已經是好官一樣－－物以稀為貴嘛！”
筆者綜合回復：說巴金活著也不過是一具僵屍並無不妥之處，這一點相信他自己也是承認的。據《南方週末》報道，自1999年2月至今，巴金一直在華東醫院留醫，盡管神志清醒，但既無法說話，也不能書寫，只能用點頭和搖頭的方式示意。實際上，他的軀體只能在藥物的維持下進行艱難的運轉。巴金曾說，“長壽對我是一種懲罰。”並多次向家人提出安樂死，而他的逆子逆孫們居然拒絕了他最後一次贏得尊嚴的權利！
不錯，《隨想錄》是誠實的，但這種自言自語的文字傾訴與其說是“講真話”，還不如說是為了更好地儲存他自己的記憶和眼淚。“文革博物館”在另外一些民間人士的努力下在天涯海角處建立起來了，然而他更看重的也許是終於有個地方可以懸掛妻子的遺像。當然，我們並沒有充足的理由去苛求他什麼，可他賴以被人尊重的事實也乏善可陳。有資料記述，1945年8月10日晚，巴金在重慶跟著狂歡的民眾，迎接了日本宣告接受《波茨坦宣言》無條件投降的消息。然而，勝利竟是這麼一回事：“……隨著一片復員聲，高官巨賈們帶著他們聚斂的錢財和抗戰夫人趕著去南京、上海再發劫收財；流浪逃亡了8年的老百姓們分享到的卻是失業、饑餓，賣掉最後的衣物買不到一張返鄉的船票。”(http://cqtoday.cqnews.net/system/2005/10/19/000539461.shtml）據說，巴金在失望中憤怒了，並由此參加到一些社會活動中去。但他作為一個反封建、反專制的無政府主義勇士，最後卻臣服和茍安在專制政權的腳下。如果說當年有許多知識青年是在巴金的書籍的鼓舞下奔延安的話，他們的所有實踐卻是把國家和民族從“泥潭”拉進“火坑”，民生並沒有因此獲得些許好轉。就在巴金彌留之際，大批銀行官員集體攜款外逃；大批工人為討還薪金和公道無辜遭受武裝鎮壓；大批維權的學者和記者受到地方政府與黑社會的聯合打壓和威脅；以及在東莞打工的河南姑娘遭受強奸後徒步返回老家等等非人道的事實，真不知巴金在這方面的“良知”體現在哪里？
是的，我是喜歡評論政治，但我的話語空間與巴金的存在毫無關系。更何況我們這個國度在迫害良心作家和記者的臭名已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就，卻鮮見巴金就此說過片言只語。也許他說了，只是我沒有聽見，但這是他的失職，不是我的孤聞。1949年後的中國憲法明確寫進了公民的言論自由，但這之前的《新華日報》的社論卻有著我們至今難以企及的自由和高度。至於認為現在的話語空間相對寬松，這是可笑的，在前蘇聯各加盟共和國、東歐、甚至伊拉克相繼走向民主的時刻，我國獨攬大權的某黨竟然大肆抓捕異己，封堵網絡，連我這麼一個小角色，有關部門也搞起了監控，公然侵犯公民的隱私。我嘴說我心，我從不隱瞞個人的觀點。用軍閥頭子張作霖的話來說：書有未曾經我讀，話無不可對人言。
據報導，巴金在“文化大革命”的開始受到很大的沖擊。因為毛澤東的關照，他得到了寬大待遇，1973年7月宣佈對他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可以讓他搞點翻譯，每月發給生活費”。就這個，他在給女兒的一封信中說：“我1973年‘解放’的背景我也不明白。小道傳說他們要給我戴反革命帽子，主席說五四時期無政府主義和別的思想一起傳到中國來，當時年輕人各種思想都接受過，不要戴帽子了。”（http://www.ycwb.com/gb/content/2005-10/18/content_1001730.htm）可見聖恩浩蕩，溢於言表，甚至在《懷念蕭珊》的結尾處，他仍不忘表白忠心：“我絕不悲觀。我要爭取多活。我要為我們社會主義祖國工作到生命的最後一息。在我喪失工作能力的時候，我希望病榻上有蕭珊翻譯的那幾本小說。等到我永遠閉上眼睛，就讓我的骨灰同她的攙和在一起。”一方面深切懷念自己的女人，一方面又對容不下自己女人的政權感恩戴德，我真不知他說的哪一句是真話，他的“懺悔”究竟體現在哪里？！
病榻上的巴金完全與世隔絕，根本不能瞭解外界的資訊，即使朋友去世也不能知曉。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是人生最大的不幸。老舍受到非人的屈辱後，尚能主宰自己死亡的權利，而他卻欲生不能，欲死不得。他說，“我願意為大家活著”。 作為一個早年執著於《沒有神》的唯物論者，他終於感受到了精神上的折磨更甚於肉體上的痛苦。於是，他又說，“要是真有一個鬼的世界多好，我在那裏可以和我的愛人相會。”相信這才是發自他肺腑的聲音。
我無意要指責巴金的處世為人，他也多次表示不再擔任官方的職務。可是，關于他的生平簡介卻這樣寫著：“2001年12月當選為中國作家協會第六屆委員會主席。2003年3月，當選為第十屆全國政協副主席。是一至四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垂死之年仍為一個爛攤子遮羞掩醜，是不是就是他所謂的“我要為我們社會主義祖國工作到生命的最後一息”？如果是，我感到悲哀，這種無恥與“偉大作家”毫不相稱。如果不是，我只能感到憤怒，這種剝蝕良知和人性的行徑簡直就是罪惡。南非醫學家克裏斯坦•巴納德說，“我們的宗教傳統訓導賦予了人的純人性以最崇高的價值；純人性包括完整性、自由、正直感和尊嚴。一旦疾病使人進入較不自由而又逐漸失去正直感和自尊的地步，人最寶貴的部分就完全喪失了。”很明顯，故意違背巴金的個人意志，用人為的方法延續他的生命，並陷他於在其位而無法謀其職的尷尬和不義，也是對他基本人權的粗暴侵犯和踐踏。
2005.10.23
－－轉載自《議報》第222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