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堯

在專制教育中，政權高於一切，而對人的基本權利則置若罔聞或不屑一視。反過來，這種專制教育在人的素質逆淘汰同時也造就了少數新權貴，他們佔據著學校、醫院、廣播電視、以及政府機關等各個重要的社會部門中並壟斷著所有國家資源，其專制型的人格使他們更加攬權自重，更加變本加厲地製造著專制型的奴才，穩固著這個世界上最龐大的專制溫床。

2005年12月5日淩晨，劉賓雁先生在美國普林斯頓與世長辭，獨立中文作家筆會發表訃告稱，劉賓雁先生的一生，是追求真實、揭示真實、堅持真實和捍衛真實的一生。由於屢次申請回國而遭到當局無人道的拒絕，劉賓雁先生曾痛苦地感慨：“我只是想重新用自己的腳踏一踏那片土地，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害怕一位年過八十、身患重病的老人？！”答案顯而易見，那就是這位老人太真實了，真實得象個孩子，他們害怕他直接告訴那些被蒙蔽的民眾，“皇帝其實什麼也沒穿”。在網上跟朋友討論這個問題時，一個朋友驚訝地說，共產黨不應該害怕他啊，因為他一直是個改良主義者，他的所做的都是為了共產黨好的。可是，共產黨能好嗎？這一點，劉賓雁先生是已經心裏有數的，以致在《尋找共產黨》一文中不無悲涼地指出，無論從組織上或思想上說，當年的中國共產黨已不復存在了。真正的共產黨員，不是已經出局（很多人在八十年間已被殘害），就是心存異見，已經或正在另覓他途。中共對中高層離退休幹部的收買政策和整個社會的腐爛、衰頹氣氛，使一些本可有所作為的人也退縮不前了。對他而言，尋找共產黨等於尋死。

10月17日，著名作家巴金逝世，悼文在各網絡論壇鋪天蓋地，溢美之辭不絕如縷。在西祠某論壇，筆者發貼說：“稍微瀏覽過巴金的作品，看不下去。可能是不喜歡他的那種文風。個人認為，49年後，他唯一稱得上文學作品的東西也許就只有那篇懷念妻子的文章，可是他的妻子是那些稱他為朋友的傢伙謀殺的，而他與謀殺自己妻子的兇手集團居然相安無事，反以自己能說真話來標榜，換了是我，我會感到恥辱！一個作家難道不該說真話嗎？說真話不僅是一個作家，更是每一個稍具良知的人最起碼的道德底線。如果這個也可以標榜，只有兩個可能，一是無知傲慢；一是欺世上無人，都是一幫口是心非的畜生。據說巴金晚年在家中掛牌‘謝絕探訪’，這種自我疏離除了向世人樹起一重神秘的光影外，剩下的僅僅說明，他活得的時間最長也不過是一具僵屍。

3月16日，筆者通過QQ就教育法實施十周年向部分網友徵詢他們對自己所受教育的看法，其中有兩個回覆比較具有代表性。網友-洛剛從湖南大學會計學院畢業，她留言說：“我個人認為，我們所受的教育是失敗的。在家庭教育中，父母仍然習慣在思想上打壓，在行為上放縱。造成新一代人懦弱、膽怯、恐懼、小市民、心胸狹窄、自私、以自我為中心。我覺得最好的家庭教育應該是：不管是哪種教育方式，都必須讓孩子成長在愛的環境當中，在愛中成長的人才會用愛來對待別人，現在的社會最需要的是愛。但我們教育中貫徹的愛卻是乏善可陳的。”

事實上，趙紫陽在決策過程中相當民主，不但聽取黨內專家的意見，也注重黨外專家的建議，被海外學者譽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精神領袖。時間已經證明，只有一黨獨裁才真正是天怒人怨的禍根。六四後，趙紫陽對道義的擔當始終讓中共當局咬牙切齒，為消除他表現在良知上的示範和影響，阻攔民眾自發的致哀和悼念，他們居然綁架和軟禁了林牧，鮑彤，劉曉波等一大批知名的異議人士，簡直就是欺宗滅祖，無法無天。需要忠告的是，你們現在的確是有軍警和子彈撐腰，你們甚至有能力把中國變成古巴和朝鮮。但是，你們妄想扼殺人們對民主和自由追求卻是萬萬不能。趙紫陽走了，鐵血和強權還在繼續。富強胡同一十五年的悲涼和緘默在他臨終那一刻化作了一道眩目的光芒，透過了中南海上空的沈沈陰翳，看前清華的舞蹈隊隊長和上海灘戲子們醜態百出。趙紫陽的女兒說：“我爸爸終於自由了。”這是一種無聲的控訴，更是一種神性的昭示：喪鐘敲響了，一個充斥著謊言和暴戾的時代該結束了。紫陽高照，春天來臨，萬物蘇醒，世人麻木已久的神經也再次感覺到了痛，為良知而痛，為國殤而痛。悼念紫陽，痛定思痛。

再過幾天就是惡魔毛澤東的誕辰。在這幾天當中，已成功逃離中國大陸的魯德成面臨著被泰國警方遣返的危機而倍受世人矚目。1989年5月23日下午，來自湖南省瀏陽縣的小學教師余志堅、《瀏陽日報》美術編輯喻東岳和長途汽車司機魯德成三人向高掛在天安門城樓上的巨幅毛澤東標準像投擲裝有墨水及染料的雞蛋殼，並在天安門城樓主門洞兩側張貼“五千年專制到此告一段落”、“個人崇拜從今可以休矣”的橫幅。三人隨即被天安門廣場的學生糾察隊扭送至警察部門。一個月后，北京中級法院以反革命破壞罪和宣傳煽動罪判處余志堅無期徒刑，喻東岳有期徒刑20年，魯德成有期徒刑16年。更為不幸的是，專制從未中斷，毛澤東的屍體仍在天安門廣場上陳放，個人崇拜借屍還魂，為獨裁追隨者爭相效仿。借用列寧的尖刻話語就是：“舊社會滅亡的時候，它的屍體是不能裝進棺材，埋入墳墓的，它在我們中間腐爛發臭，並且毒害我們。”目前，余志堅已被釋放，喻東岳則在獄中被折磨至精神失常。11月18日，中國信息中心刊發了魯德成和余志堅《關於對學生領袖態度的聲明》。該聲明在給予當時的廣場的學運決策人以充分寬容的基礎上，著重呼吁聲援“身處火海的喻東岳”。

網絡如照妖鏡，讓黨奴們的丑態原形畢露。在網絡的較量中最具典型意義的事件是：12月7日，原中宣部文藝局局長孟偉哉通過互聯網發表了退黨聲明，他表示，“我必須在共產黨和自己的生命之中做一個選擇。現在我為了自己，宣布退出中共，做一個乾乾凈凈的中國人！” 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人，冒著當權者的種種恐嚇，終於在垂暮之年利用網絡技術洗刷去黨奴的恥辱並重建了一個知識分子的尊嚴。然而，對更對的知識分子來說，真正要實現其生存價值卻是一種相當艱難的理想，布爾迪厄在《自由交流》中指出：“知識分子必須無所顧忌地，毫無內疚地一致努力，以增加對國家的介入程度，同時對國家的控制提高警惕。”這是一種宿命的安排，感謝網絡技術給了我們千載難逢的機遇和力量，我們必須珍惜，不僅要努力真實地闡述世界的本來面目和恢復漢語的純潔，還要積極勇敢地與那些熱衷於扼殺自由和阻礙民主的“黨奴”作戰。

共產黨手下的新聞媒體在本質上也是一種警察機制，以從事思想監控，充當輿論打手，對自由精神進行阻隔和封殺爲己任。近日，寧夏日報社社長白臯在人民網撰文：《蘇聯劇變告訴我們什麽？--中囯共產黨人不允許悲劇在中國重演！》他認爲，蘇聯劇變是《共產黨宣言》誕生以來國際共産主義運動遭受的最大挫折，暗合著中共關於“亡黨就會亡國”的謬論信口雌黃。他把蘇聯的解體歸咎於戈巴契夫沒有一個堅定的立場，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寫道：“戈巴契夫在危難之際抛棄了黨。就像船長率先抛棄將要沈沒的船隻、將軍第一個逃離戰場一樣，背叛者沒有好下場，在蘇共解散、蘇聯解體之後，戈巴契夫也失去了一切，包括總統職務和政治影響，變成了一個領退休金的人，只能到處旅行，向人們訴說著昔日的輝煌和謝幕時的淒涼。”殊不知馬克思一貫主張懷疑一切，把撒旦的歸還給撒旦，把人的歸還給人，這才是戈巴契夫所領會的馬克思主義的精髓。正是戈巴契夫力挽狂瀾，把蘇共推向歷史的垃圾桶中，俄羅斯的老百姓才得以重見天日，從此走上了一條生路。只有獨裁者才沒有好下場，齊奧塞斯庫被斃了，薩達姆被逮捕了，而皮諾切特也即將接受審判。戈巴契夫放下屠刀後，不僅得到全世界的普遍讚譽，還從此得以擺脫了獸王的宿命，重拾了做人的尊嚴，心無挂礙地享受生活。

張思之接受《南風窗》專訪時說：“人權是一個國家最大的面子。”面子就是臉，但這個國家卻似乎並不要臉。因爲在街邊散步，隨時可能被警察栽贓販毒；或是好好的一個處女，警察硬是逼著你承認嫖娼；諸如此類橫空而降的冤屈在中國早已屢見不鮮。收容現在不玩了，暫住證還是要辦的，前幾天，廣州城管就封堵一個市場查證。出門在外，如履薄冰，甚至在家也惶恐，去年一對夫婦在家看黃碟被抓，今年有人在家瀏覽情色網頁被捕。張老先生舉了個近例，“我承接了一個律師的案子，他的夫人來北京同我探討上訴的辯護事宜，她剛下火車，我們的電話就被掐斷，接著幾個不明身份的大漢，將她強行拽回原審地，這無疑是有關方面對我施加威懾。我應二審法官之約到原審地交換意見，除法院外，只去了看守所，但始終有兩輛警車尾隨，每輛車上都有幾人，最後一直送我到虹橋機場，看我離去。”這事讓老先生深爲不安，他說：“人權的首位就是讓人免於恐懼。”一個在法律界聲名卓著的大律師尚且如此，我等良民，怎麽能不誠惶誠恐，膽戰心驚。

法國總統希拉克日前到中國訪問，在越南河內率先聲明：“歐盟對華軍售禁運令，在我眼裏體現了對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的毫無必要的冒犯和多疑，這就是為什麼法國要求歐盟解除這項禁運令的理由。”國家外交，禮尚往來，這也是常情。但不惜侵犯一個國家普通百姓的人權來獲得經濟利益，這個禮就不免有些殘忍。然而，希拉克就這麼一表態，就恭候了多份厚禮。據“自由亞洲電臺”披露，繼年初20億美元的訂單，這一次又拿得了40億美元的購買合同。除此之外，中南海還允諾由法方承建價值120億歐元的“京滬高速鐵路”。價值80億美元的核電廠，也是法方志在必得的項目。作為回報：法國泰勒斯公司向中共出售了可用以干擾國際電臺的天線系統，分別安設在中國海南島、南京、烏魯木齊等十幾個地區，包括美國之音、自由亞洲電臺、西藏之聲、BBC等國際著名電臺，均在這一系統的干擾之列。這一行徑，直接侵犯了13億中國人民的資訊權和資訊權。這意味著，中共的愚民也有希拉克政府的一份功勞。

香港人民要求民主的呼聲如火如荼，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的回應和關注。在上海出席會議的外長李肇星把關注視作干預而極端不滿，以至在面對香港記者的詢問時氣勢洶洶地反問道：“你的爺爺、奶奶、父母有過民主嗎？”他說：“民主的人必然也是尊重法律的人。”此話看似冠冕堂皇、擲地有聲，細細推敲，卻發現李大人對“民主”原來一竅不通，什麽都不懂。關於“民主”，祖宗早有認識。據《清史稿》，晚清外交大臣伍廷芳見德國與中國因膠州失和，請求聯美，並在檀香山設領事以保護華民時說，“檀香山居太平洋之沖，前本君主，後改民主。”伍大人知道，這個“民主”就是人民自主。縱觀歷史，國粹的“民主”亦由來已久。《三國志》引魏氏春秋說，“自古已來，能除民害爲百姓所歸者，即民主也。”爲民除害，也就是爲民做主。在封建王朝，所有權勢階層因能淩駕于萬民之上作威作福，皆以民主自居，小民們稱之爲“大人”，意即萬民之主。萬民之主爲禍社會，民不聊生時，人們就稱其爲獨夫。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說，“……故湯、武之誅桀、紂也，拱挹指麾，而強暴之國莫不趨使，誅桀、紂若誅獨夫。故《泰誓》曰：‘獨夫紂，’此之謂也。”黃宗羲在《原君》中說得更爲透徹：“今也天下之人怨惡其君，視之如寇仇，名之爲獨夫，固其所也。”“民主”中偶爾幾個好人，人們叫做“清官”，《清史稿》中有一個石家紹就是清官，他在江西任職時，發奸摘伏，賑濟災民，所到之處，皆得民心。石大人被民衆捧爲民父，然而，石大人並沒有在民衆的擁戴下高高在上，他說：“吏而良，民父母也；不良，則民賊也。父母，吾不能；民賊也，則吾不敢，吾其爲民傭乎！”這個“民傭”與後來的“公僕”是同一個概念，只不過前者情真意切，後者虛與委蛇，有欺世盜名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