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3日訊】今年11月20日是胡耀邦誕辰90周年紀念日。作為政治家的胡耀邦，一生坎坷曲折，波瀾壯闊，其政治實踐、政治思想和人格品性的內容極其豐富。他也是中共歷史上罕見的具有現代品格和民主風骨，被視為是思想開放、支持民主改革的領導人，是推進大陸社會民主開放和政治改革的象徵。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所表現出來的民主思想和民主作風，是他留給後人最寶貴的精神財富，這是最值得我們繼承和弘揚的。
“如果人民不歡迎我們，就該我們下臺了”
胡耀邦前智囊阮銘認為，胡耀邦是中共歷史上最有民主思想的領導人。胡耀邦不是專業理論家，沒有系統的著述，他的民主思想，主要體現在各種場合的言行和主持制定的政策中。胡耀邦有一句名言：“如果人民不歡迎我們，就該我們下臺了。”這句話是胡耀邦民主思想的最根本體現。民主政治的本質是人民當家作主，國家治理者的上臺和下臺均由民意來決定。簡單的一句話就道出了問題的核心，這充分表明胡耀邦是深得民主政治精髓的。從青少年起就投身民主革命的胡耀邦當然知道，共產黨當年之所以打敗國民黨，實現對大陸的治權，既是歷史的必然選擇，也是民意的根本體現。廣大民眾用行動把共產黨推上歷史的主席臺，看中的是共產黨當年所表現出來的民主意識和帶來的民主預期。胡耀邦明白，共產黨取信於民的唯一途徑就是實現民主。胡耀邦對人民追求民主是大力支持和積極引導的。《人民日報》原社長胡績偉在《劫後承重任，因對主義誠—–為耀邦逝世十周年而作》（《書屋》2000年第4期）中回憶：“在對待當時西單民主牆的群眾運動時，他尊重人民主人翁地位的態度是十分鮮明的。……那些堅持左傾路線的領導人汙衊這些同志是同壞人同流合污，耀邦同志又站出來保護這些同志。當時，我還建議把西單的民主牆搬到中山公園，……耀邦同志同意試辦一下，後來曾選在月壇公園試辦了一段。”不僅如此，胡耀邦在民主問題上始終堅持自己的原則和理念，毫不妥協。在1979年6月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屆第二次會議的小組會上，胡耀邦很激動地說：“我始終支持任何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希望大家都在憲法的保護下享有最大的自由。盡管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及這次人大會議上，不少同志點名也好，不點名也好，批評我背著中央搞違犯‘四項基本原則’的所謂民主化運動，助長無政府主義，但我堅持認為我那樣做是從大局著想的，即使多數人反對，我仍要保留自己的看法。”對於胡耀邦的民主風骨，與他密切接觸的人體味尤深。王元元母親楚俠與胡耀邦夫人李昭是延安女子大學時期的同學，也是胡耀邦與李昭的婚姻介紹人。王元元與胡耀邦一家關係非常密切，她在《日常生活中的胡耀邦》（《文匯讀書周報》2005年10月7日）中提到，當李銳和胡耀邦談到美國時，胡耀邦很讚賞美國人民對勞動的崇尚，他們不在乎自己是個總統還是個農民，崇尚自己做的這份工作。王元元深有感觸地說：“我當時有一個感受，感覺到一種升華，他崇尚勞動，崇尚自由。”有一次胡耀邦家庭聚會，王元元也在場，她在此文中描寫了當時的場景和感受：“德平（胡耀邦之子）說，鄧小平是不喊萬歲的，但聽到‘四人幫’倒臺的消息，禁不住喊出了共產黨萬歲！這時安黎插話說，不對，應該說人民萬歲。黨怎麼能萬歲呢？這時我看到耀邦叔叔一個讚許的眼神。”在當時歷史語境中，作為共產黨領導人的胡耀邦，身處高位，雖然不便直接用語言對“應該說人民萬歲，黨怎麼能萬歲呢？”這種說法表示肯定，但就是“讚許的眼神”這一生動細節，曲折隱晦地反映了他在民主問題認識上達到的深度和高度，這是黨內許多政治人物無法企及的。
“離開了民主就是法西斯專政”
1949年以後，專制主義者導演的一系列極“左”政治運動，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給中國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也幾乎吞噬了所有國人的民主夢想。對此，胡耀邦從理論的高度進行了深刻反思。1979年1月18日，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兼宣傳部長的胡耀邦，主持召開理論工作務虛會時說：“衝破一切‘禁區’，打碎一切精神枷鎖，徹底肅清林彪、‘四人邦’的理論專制主義、理論惡霸作風。”專制主義是人類社會肌體上的毒瘤，是歷史上一切人禍的主要根源，也是民主政治的死敵，它的根基是“理論專制”。在中共領導人中，胡耀邦是提出“理論專制主義”的第一人。這是胡耀邦在洞悉中國問題症結後對此作出的精闢概括。民主與專政的關係問題，是馬克思主義重大的理論問題，它們的分寸在政治實踐中極難把握。專政過頭就走向了專制，而這是與民主背道而馳的。胡耀邦在“文革”時舉辦的中央讀書班學習時，社會主義民主是他認真思考的一個問題。他著重考慮了民主與專政的關係，強調無產階級專政首先是民主，是人民民主。在撥亂反正中，他較早指出封建主義的影響問題，他多次要求《理論動態》撰寫這方面的文章。《理論動態》剛創辦，胡耀邦就出了一個題：《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是民主集中制的體現》，還親自寫了兩頁紙的提綱。這篇文章對“文革”中民主被破壞的狀況進行了揭露，提出要認真、切實地健全和貫徹民主集中制，充分發揚民主。文章也提出，有些人對民主集中制不理解，要對他們進行民主集中制和民主傳統的啟蒙教育。1977年12月17日，胡耀邦在《理論動態》組會議上說：“什麼叫無產階級專政，專政與民主是對立的統一，人民民主是基礎，只有充分民主才能有專政，離開了民主就是法西斯專政。”胡耀邦對專制主義的重要表現—個人崇拜的危害有深刻的認識。他1980年11月23日在各省、市、自治區思想政治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做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中說：“關於宣傳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的問題，……什麼大救星啦，什麼首長到我們這裡來是莫大鼓舞、莫大鞭策、莫大教育、莫大幸福啦，諸如此類的話，以後再也不要說了。我們的一些同志往往受小生產思想的影響……沒有遠大眼光，需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他們往往企求於大救星，……對小生產的狹隘眼光，對封建迷信，要做工作，要逐步使人們從這種思想枷鎖中解放出來。”胡耀邦在講話中還談到：“黨執政後不能夠命令群眾，不能把自己變成舊社會那樣的統治者。”至於如何防止走回頭路，杜絕這種現象重演，他說：要改善黨的領導，需要研究一系列問題。如加強民主集中制，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的終身制等。胡耀邦1980年11月23日在各省、市、自治區思想政治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做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中說：“中央沒想到的，地方可以想；中央沒有叫幹的，地方看準了的，可以幹；中央所說的不適合地方情況的，地方可以變通辦理；中央決定錯了的，地方可以爭論。”這些觀點和主張都是他的民主思想的生動體現。胡耀邦不只是在正式會議上對黨的問題作深刻反思，即使在會見外賓時也毫不隱瞞自己的觀點。他在1986年9月23日會見美國《華盛頓郵報》董事長凱瑟林.格雷厄姆時說，有人認為社會主義形象不怎麼好，這是事實。是我們自己沒有搞好。政治上出了些毛病，在處理民主、人權等問題方面有缺點，出了亂子。
“中國的出路是民主和科學”
1989年1月，胡耀邦在湖南長沙九所賓館約請湖南省政協原副主席楊策甫時說：“中國的出路是‘民主’和‘科學’四個字，我們為之奮鬥了近70年，付出了很大的代價。現在還需要繼續努力。”這個講話，離胡耀邦辭職已經兩年多，離去世不到三個月，這是胡耀邦民主思想最後的公開的表述。民主和科學是胡耀邦一生追求的目標和理想。民主和科學思想在他關於“精神文明建設”的決議和講話中得到集中體現。1986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十二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這個決議是在胡耀邦親自主持和指導下，根據胡耀邦民主和科學的思想，所形成的一個歷史文獻。決議提出了堅定不移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特別強調了精神文明建設的開放性，突出了政治民主化，並指出：“高度民主是社會主義的偉大目標之一”，“民主和自由、平等、博愛的觀念，是人類精神的一次大解放”。決議中還指出，“我們社會主義發展中的主要歷史教訓，一是沒有集中力量發展經濟，二是沒有切實建設民主政治”，“近來中央著重提出政治體制改革，……改革和完善黨和的國家的領導體制，進一步擴大社會主義民主”，提出“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等，並且規定要“在全體人民中普及法律常識、增強公民意識”，“在法紀面前人人平等，絕不允許有任何超越法律和紀律的特殊人物”，“要遵守憲法的原則，實行學術自由，創作自由，討論自由，批評和反批評自由”。
在這次決議形成通過之後，胡耀邦在中共政治局一次會議上發表了一個講話，對這個決議的思想和原則作了更為深刻、更為徹底的闡述。他說：“本世紀初，中國結束封建專制以後，特別是五四運動以來，世界各國的理論和思潮都在中國提出和實踐過。中國人民最後選擇了民主和科學作為最高社會價值和目標。這是在長期專制和落後壓抑下的中國人民的最後選擇。
“精神文明決議”以及胡耀邦的這番講話，表明胡耀邦思想的價值所在，目標所在，核心所在。過去和現在，許多馬克思主義經典的政治家、哲學家，都說民主和科學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胡耀邦在民主問題的認識上，遠遠走在這些人的前面，他明明白白告訴我們，民主和科學是中國現代化的最高社會價值和目標。這充分顯示了胡耀邦作為傑出政治家的遠見卓識。
“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辮子，不裝袋子”
不像有的人，說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口裡喊民主，手中舞刺刀。胡耀邦對民主思想是身體力行的，他的民主作風有口皆碑。田紀雲在《近距離感受胡耀邦》（《炎黃春秋》2004年第10期）中說，胡耀邦給我留下的四點深刻印象,其中第一點就是民主作風。對於胡耀邦的民主作風，凡與胡耀邦接觸過的人無不交口稱讚。他讓人說話，敢讓人說話，動員人說話，“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辮子，不裝袋子”是胡耀邦身體力行的名言。凡是他主持的會議，與會的人都比較輕鬆，發言熱烈，有時甚至爭論得面紅耳赤，胡耀邦全不在乎。1985年6月，勞動人事部副部長嚴忠勤在向書記處匯報工資改革方案時，因與胡耀邦理解不一致爭論起來。但事後胡耀邦說，嚴忠勤這人不錯，敢於直言。所以，在中央工作的人，包括一些老同志，都認為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期間，是中國共產黨最民主，政治生活最正常、最活躍的一個時期。王仲方曾擔任羅瑞卿的政治秘書，與胡耀邦有過多次接觸。他在《耀邦與我的兩次談心》(《炎黃春秋》2005年第7期)中說，1980年3月1日，我去看胡耀邦時對他說，十一屆五中全會是得人心的，中央書記處人選是符合眾望的，大家對這個領導班子寄予很大希望。要密切聯繫群眾，要樹立新的一代領袖的新風。胡耀邦說，我們要搞集體領導。不搞劃圈圈，有事大家商量，就地解決。胡耀邦的民主作風由此可見一斑。
“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
中國民主黨派的存在，既是歷史的必然選擇，也是民主政治的現實需要。對其他政黨的態度，是衡量一個政黨是否民主的試金石。胡耀邦在對待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問題上表現了作為現代政治家的胸懷和氣度。１９８２年１月，胡耀邦在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講話指出，在新的歷史時期，我們一定要同黨外朋友建立起“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關係。同年９月，在黨的十二大報告中，胡耀邦進一步指出：“我們黨要繼續堅持‘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加強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少數民族人士和宗教愛國人士的合作。”這樣，不僅在形式上增添了八個字，而且在“互相監督”的性質上也發生了變化，即由原來帶有處理階級矛盾的性質改變為在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協作和民主協商。１９８７年１０月在黨的十三大報告中，胡耀邦又提出了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中國政治制度的特點和優勢的重要論點，並把完善這一制度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這一提法受到了國際上的關注，受到了民主黨派的歡迎。六屆人大開會之前的5月31日到6月1日，由胡耀邦主持，邀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舉行民主協商會，就中共中央關於國家領導人的建議名單進行了充分民主的協商討論。九三學社主席許德珩、副主席茅以升提出：中共中央的建議名單裡，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沒有自然科學家，建議增加一名自然科學家為副委員長。胡耀邦當即表示，這個建議好，中共中央要研究考慮。6月10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舉行擴大會議，建議增補著名自然科學家嚴濟慈為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人選。1980年中國新年，在民盟中央舉行的迎春茶話會上，胡耀邦特意提到張瀾說：“我感到這位先生有兩條是很值得佩服的，第一條，他有很高尚的精神，這就是他的頑強的民主精神、民主思想；第二條，他有一個很優良的氣質，就是他有強烈的正義感。”對張瀾先生的充分肯定，間接體現了胡耀邦的政治思想和價值觀。民主精神和正義感也正是胡耀邦自己身上所具有的寶貴品質。對於事關絕大多數民主人士命運的反右運動，胡耀邦是持不贊成態度的。1957年，胡耀邦在共青團中央主持工作，反右派是上面的政策，他不得不執行。當“右派份子“下放勞動時，胡耀邦親自去送，鼓勵他們振作精神。20年後胡耀邦為右派平反時，他還坦誠地承認，團中央打右派，自己是有責任的，並向被打成右派的人表示歉意。有一次，胡耀邦談到“五七”反右時說：“建國以後是共產黨對不起民主黨派。”這一句話發人深省。
“（蛇口民主實驗）很好！”
在中共歷史上，具有民主思想和民主作風的領導人，不只胡耀邦一人，但胡耀邦並不僅僅停留在這些方面，他的傑出更表現在真刀實槍地推行政治改革，這顯示了他過人的氣魄和智慧。蛇口是新中國的第一個開放點，也是改寫新中國曆史的“試管”。蛇口能夠迅速崛起，成為中國經濟特區中最閃光的亮點，由“蛇口模式”產生的新觀念、新辦法、新作風層出不窮，而這是與胡耀邦支持下的蛇口政治改革密不可分的。蛇口建設初期，領導人袁庚認識到，經濟體制改革要有政治體制相配套，要兩條腿走路。他決定在蛇口搞民主選舉和民主監督。1983年2月9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來蛇口視察。袁庚對胡耀邦說，群眾監督幹部，群眾有權選舉和罷免幹部，至關重要。我們準備在領導班子組成問題上，搞一個較大的改革–採取直接、公開的投票選舉。管委會由群眾選舉產生，每年投一次信任票，如果不信任票超過半數，管委會就得改選；個別委員的不信任票超過半數就得下臺。這種方佗舉出來的領導班子，就會想群眾之所想，急群眾之所急，就會真正去為群眾做點好事。胡耀邦一邊點頭一邊說：好！很好！直接選舉在新中國曆史上還是破天荒第一次，當時改革者遇到的阻力之大可想而知。在胡耀邦的大力支持下，從1983年4月開始，蛇口開始了轟轟烈烈的民主實驗。具有開創性意義的政治改革，帶動了蛇口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使其成為當時改革開放的一面旗幟。只可惜這場民主試驗沒能在蛇口堅持下來，到1994年就停止了。胡耀邦是否把蛇口當作政治體制改革的實驗區，取得成功經驗後再在全國推廣？根據筆者目前掌握的資料，還無法確證當年胡耀邦的心中有此宏圖，但這是符合他一貫的民主思想和政治理念的。從對蛇口改革的態度上，胡耀邦推行民主政治的誠意展露無遺。
王元元在《日常生活中的胡耀邦》中表達了這樣的切膚感受:“他(胡耀邦)脫離了從古到今的專制意識。他的人格更趨向為現代民主政治意義上的人格，不封閉，用現在的話說，是和世界接軌的。”這正是對胡耀邦民主風骨的真實寫照和高度概括。中組部前副部長李銳曾說，胡耀邦是他接觸到的黨的領導人中，工作作風最好，最講民主的一個。以後研究黨史，研究胡耀邦，應該研究如何學習他的民主作風，絕不能搞什麼“馬克思（實為史達林）加秦始皇”！誠如斯言。對正處在政治現代化崎嶇道路上的中國來說，最迫切需要的精神資源是民主思想，特別是本土政治領袖的民主思想。胡耀邦的民主精神，對我們來說彌足珍貴。對胡耀邦最好的紀念，是充分發掘他的民主思想，大力發揚他的民主作風，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加快加速中國民主化進程。
(寫於2005年10月31日)
（作者附記：因目前語境所限，找不到胡耀邦詳細完整的傳記和文集，相關資料相當匱乏，關於他民主思想和民主作風的發掘難度可想而知，筆者採擷到的只是一些隻翎片羽，非常有限。即便如此，筆者仍將這些展現出來，以便拋磚引玉，希望能引起更多人對胡耀邦民主風骨的重視和研究。）
除文中已註明外，本文還參考了以下文獻：
1、《胡耀邦在中國政壇的最後十年》，中國文史出版社，1989年5月，高原編
2、《胡耀邦傳略》，新華出版社，1989年5月，楊中美{日}著
3、《胡耀邦》，世界知識出版社，1989年10月，和氣弘{日}著
4、《胡耀邦改革開放思想初探》，香港昆鵬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3月，胡應南、紀鴻朋著
5、《懷念耀邦》第四冊，香港亞太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10月，張黎群、張定、李公天、嚴如平主編
－－轉載自《新世紀》網站(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