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10日讯】从社会财富的代际分配的角度看，中国经济自一九七八年以来的高速增长是历史对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人民遭受的巨大痛苦的一个迟到的回报；只不过得到这个回报的并不是承受苦难的那一代人。
众所周知，中国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的经济增长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那就是经济增长的外向型。从一九八五年到二零零四年，中国的年均出口增长率是整体经济增长率的两倍。这意味着出口增长对经济的带动作用十分强劲。而出口增长中，大约有百分之六十左右是由外国投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尤其是那些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型企业创造的。
中国出口的快速增长和外资企业的大量在华投资，有着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因素。从客观上看，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加快为中国创造了加入国际分工的良好客观条件；从主观上看，中国改革派领导人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自毛泽东去世后选择了加入经济全球化的正确的政策。但是，中国之所以能够迅速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获取收益，则得益于中国的特殊的产业和社会结构。
中国的产业和社会结构呈现出浓厚的二元色彩，一方面是中国在改革之前已经有了一定规模的工业基础，或者说起工业化水平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与此同时，中国工人的工资水平去大大低于同等工业化水平的国家，而且中国人口的城乡分布结构也大大落后于工业化水平。正是这种特殊的特点时的中国在这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具有比较优势。然而，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结构是毛泽东时代的不人道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结果。
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是通过压制人民消费来强制推行高积累，从而实现中国的工业化。这个政策是通过同时对工人和农民的进行剥夺来实现的：一是在城市地区实行人为的低工资政策。城市工人的工资实际上从一九五七年以后直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一直没有增长。与此密切相关的另一项政策是，中央计划部门长期压低农产品的价格，强迫农民进行不等价交换。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
与这两项经济政策配套的还有一整套剥夺人民拥有财产权利、限制人民自由选择工作和自由迁徙的城乡分割和地区分割的社会政策。尤其是强制性的户口制度使得本来应该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而逐步向城市转移的农村人口长期滞留在农村，不仅如此，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也被强制性的控制在基本生存的程度。正是这种特殊的产业和社会结构，使得中国一方面具有起码的工业基础加入最低等的国际产业分工链，同时又具有大量的低成本劳动后备军。
有人可能会说，正是毛的这些政策奠定了中国工业的基础，因此中国上一代人的牺牲是必需的。问题时，谁有权利要求人民做出这样的牺牲？当时制定政策的领导人没有权力要求人民作出牺牲。因为他们并没有做出牺牲。除了极个别的领导人装模做样地有那麽几天不吃肉以外，实际上他们从始至终有特供商店去消费。不仅如此，他们始终有小汽车，有洋房，甚至有美女相陪的舞会。生活在今天的这一代人也没有权力要求上一代人做出牺牲。因为一代人如果有权剥夺另一代人，这无异于让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去剥夺另一部分人。
同时，后代人所得到的收益与上一、两代人的牺牲相比不成比例。换言之，许多牺牲在没有效益的集权机制下白白浪费掉了。在毛泽东时期，中国工业的资金/产出比例、人员/产出比例、以及能源/产出比例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也大大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毛时代的工业化完完全全是靠普通老百姓的生命和汗水换来的。打一个比方可以更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本来一只烧鸡值十块钱，一颗鸡蛋值一块钱。毛泽东剥夺了上一代人消费一只烧鸡的权利，留给了下一代人一颗鸡蛋。
更何况，上一、两代中国人被迫作出的牺牲绝对不是一只烧鸡所能比喻的。在毛泽东时代，消费品的供应长期匮乏，所有的基本生活必需品都是限额凭票供应，所有的普通百姓只能为了基本的生存而辛勤奔波。由于没有选择工作和迁徙的自由，中国有数百万的夫妻不得不长年两地分居，连基本的性生活权利也被剥夺了。更令人发指的事，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中国至少有三千万人由于人为的饥荒失去了生命，这比历史上所有的外国军队所杀戮的中国人还要多。试问这一代中国人，如果让你作出如此的牺牲，你同意吗？
这一代中国人是幸运的，但是他们的幸运是建立在他们的祖父辈和父辈的牺牲之上的。更重要的事，上两代人的牺牲并不是他们自愿选择的结果，而是被一种十分不人道制度所强加的。十分明显，这样的发展道路是不人道的，也是不能够推广或者重复的。那些侈谈中国特有发展模式的人，不是缺乏起码的历史常识，就是别有他图。
今天我们谈到是中国当前的发展如何建立在过去一、两代人的牺牲之上；在下篇评论中，我将进一步分析中国今天的发展如何以剥夺下一代人作为代价。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