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8日訊】身兼物理學家和哲學家的雙料學者何作庥先生，語驚四座，稱言：「誰叫你不幸生在中國啦？」－－即謂：中國人太多，所以礦工得以性命去換錢。這話雖有倫理虧欠，但是還算大實話。中國的實情仍然是勞動力供給無限大，買方市場也將會長期存在。
究中國人命不值錢的原因有，有兩個：一是，毛時代的戰爭狂想之後遺症；二是，人口理論之粗糙。
關於第一點，麥克法誇爾《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有漢譯本）記載得很明確：蘇聯有了原子彈後，毛鼓動社會主義陣營對西方資產階級採取核打擊。他說中國就不怕核報復，今年炸死兩億，明年生出三億。這一言論把多少有點有西方知識背景的那些共產黨領導人差點嚇虛脫了，連狂妄至極的斯大林也有些膽怵。以致西方馬克思主義巨匠霍克海默在其60年代的著作中要專提「警惕黃種人」，以致今天西方社會對中國和平崛起的後果還沒信心。
毛設想要打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是用人墊的。這種思維早在準備朝鮮戰爭時就成了定局，所以他對林彪「人在鋼鐵戰爭面前不過是一堆肉泥」的說法甚為反感。毛的兵民政策發展成人海戰術也是古代中國戰爭國家戰略動員的翻版，如吳越爭霸時之「十年休養，十年生息」越王備戰規則。可惜的是，第三次世界大戰並沒有打起來，而幾何級的人口增長並沒停止。所以，毛執政後期，就悄悄地採計劃生育政策。主張馬爾薩斯主義的中國馬寅初學說也有了抬頭的機會。
問題是：讓多生也是你毛澤東也就是執政的共產黨，「一孩化」也是你毛澤東（含繼承者）即執政的共產黨，而這個180度的政策調整的倫理後果，時至今日也沒討論過。生孩子多，得到「英雄母親」的稱號是毛時代的事情；生孩子多，得到「拆房扒屋，銬人罰款」是鄧江時代的事情。時至今日，沒人為這一政策失誤向人民作檢討、道個歉。封建時代，皇帝犯了大錯誤還下個罪己詔呢！現在「偉大、光榮、正確」的自我肯定，雖然悄然拿下「正確」二字，但不正確的後果是否檢討仍是諱莫如深的問題。
孟軻說：「天地不仁，以人民為芻狗。」是也。
何先生是人，哪能為名人實狗的東西們說話呢？
調查一下某個死難礦工的家庭淵源，十有八九這個礦工的奶奶就是當年的「英雄母親」。
中國人命賤的第二個原因是社會科學理論（當然含人口理論）的自我封閉性，不肯學習研究外部的理論尤其較敏感的如人口理論者。也就是說對待世界學術的觀念仍停留在「體用」水平上。造原子彈、產機器的技術要不遺餘力地學，至於社科理論不是立刻有用的就免談。馬寅初人口論的一悲一喜，最生動地說明了這點。
就在毛澤東悄悄實行計劃生育至鄧時代大規模展開這十來年間，世界人口理論發生了很大變化。我敢說這種變化除了寫了《人也吃雞，鷹也吃雞》那篇文章的蔡昉那種很頂尖級的專家，很少有人知道這個變化。從何先生說「誰叫你生在中國啦？」的口氣中，能判斷出何先生也不知道這個變化。
變化的兩個轉折點是：
1、1972年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公佈的結果，即地球養110億人為最佳。依我來看，佔人類1／4的中國人口，達22.5億基本可以。如果考慮幾何級因素，那麼到20億應無問題。考慮經濟增長帶來人口觀念變化，中國人口在21世紀中期將會出現零增長。（－－當然，這只是個非專家估算，即我一家之言）。
2、1980年美國一個專門委員會向卡特總統遞交的《2000年的地球》，認為21世紀地球的人口容量極限為100億。依我看，中國人口目前的15億並不可怕，關鍵是目前執政的共產黨給人民提供一種什麼樣的制度環境。教育水平當然重要，它包括人權指數（似無此專門術語），更重要的是它包括人民的知情權－－比如，為什麼要讓多生、為什麼突然又要少生；還有為什麼認為非要「扒房拆屋，銬人罰款」才是計劃生育；以及何時就計劃生育的暴行向受害人道歉，凡此等等。
放下人權且不論了，只說人口理的粗糙化，那就得問一問責任：
中國的人口專家及研究機構是幹什麼吃的？！
這個問題弄不清，就不用問你院士頭銜來源的正當性。不是我（代表自由主義）「記丑而博」，確是你（一貫自稱馬克思主義）「行偽而堅」。
不知何先生古文水平怎麼樣，如果尚可，我勸你去讀一下《史記》之《屈原列傳》，其中有云：「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
我並不是「惡毒地攻擊」共產黨將「亡國破家」，而是指快60年的執政時間，為什麼社會信任降得那麼低了——如果說六四時有「開槍可維持20年」的「理性計算」，那麼今天東洲鄉開槍也是為了保20年嗎？為什麼種種政策總是出現無法挽回的負作用，計劃生育政策當最顯著的一例。尤其在農村，涉及了多少家庭——我的親戚並不多但受害者不在少——你總不能說我是「造謠污蔑」吧？你扒人家房、銬人家人、砸人家東西，還讓人家高喊擁護你，那可能嗎？
如果說六四、打擊××功是人道主義災難，那麼它們當不足計劃生育失誤的三分之一。而就在這個三分之一里，你何先生的貢獻率是多少呢？－－你對又一場影響中國命運、百年難消的災難（打擊××功）要負什麼樣的責任呢？
我少有封建主義那套「明君賢相」思想，但很希望中南海的胡們當個明白「君主」，別聽你這套「青詞」，免得真地亡國破家，再給老百姓帶來一場人性災難。
恰如一位常我聊天的警察所說的那樣，中國需要民主軟著陸，有些問題得慢慢來。不是你何先生這種滿是功利心的人所指劃就完了的。我清楚地記得你刊於1989年《內部文稿》（第6期，後轉刊於《腐敗：貨幣與權力的交換》文集）上的那篇文章，作為一個非經濟學家，你大侃了一通流通中的貨幣如何大了，要強行回籠，云云，但是就不知道：貨幣本質上是國家給公民（社會公眾）打的欠條。連經濟倫理的基本點都不懂，結果只是起個「披麻救火」的作用。勇固勇矣，實在是愚不可及。而問題就出在了這兒，這也是中國總搞不好的原因：總有那麼一幫人不懂裝懂－－特別是毛澤東那種人以及今天你何作庥這種人，來不來就「意氣風發」了，來不來就「指點江山」了。就像我根本不懂核物理一樣，你根本也不懂經濟學與社會學。所以，勸你還是給已經貶值了院士頭銜留點處理淨值。
至於你說院士頭銜不知怎麼評上的，實在有點「宮廷御液酒，一百八一杯」玩法。大家遞交資格成果時，心裡總有個譜兒，有個橫向比較：你不可能不看學術期刊、不可能不買同行的著作，所以比較機會有的是。既然有了比較，也就知道自己的份量。
在「狼多肉少，讓給領導」的評職稱、泡小姐之類的分利活動中，官位或重要人物相當重要。比如與我同年考經濟師職稱的我的某位領導，26個英文字母都排不對順序，職稱英語竟然考了98分。而我歷以翻譯文章發表而自詡卻考了倒第一，只76分。原因是我不知道試卷（叫模擬試題）早於考試前就「小範圍」傳閱了兩周。坦率地說，如果不是我以「專家」身份被人抬舉、有人找我做幾個最難的題（有了印象），恐怕我連及格都是個問題。而要真地完全公平競爭，我也就考50多分，且位居第一，其餘的人零分的、十來分的就多了。
中國的事就這麼怪，所以何先生即便不是領導，也是重要人物。參加過兩彈研究工作又主張打擊××功，要成就有成就，要政治條件有政治條件。總還是比我那位26個字母排不順的98分領導要強嗎！
但是，這些並不能說「存在就是合理的」黑格爾式命題，而是說明中國處在一個凡物都賤的時代，除了人命以外還有九大賤。
1、人權賤。出台個政策就可以拿人（開革）、殺人、抓人。如反右、嚴打、打擊××功等。
2、法律賤。法律不僅是政法體制中的小妾，還是私權的按摩院，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按摸的你心曠神怡，讓你體味到權力是這個世界的真正基礎。如是，黑暗的公正也應運而生——黑社會盛行概由法律失公而致！
3、道德賤。許多人以自我保護為名，不敢對不義發聲。
4、學位（銜）賤。有些人竟然搞到不知自己怎麼評上院士的地步，還有些人乾脆就以當考研槍手為業，更有些人花錢買在職學位而無人問真假。
5、官位賤。紐約市長干下來自己要搭進不止千萬美元的本錢，何其貴也；中國一個省部級幹部一生還不值100萬美元，韓鳳芝才貪了700萬人民幣就判了死緩，比較而言：官階相當，價錢迥異。
6、性價賤。原來小地方飯店泡小姐「辦全活」得150塊錢，現在大部分已降到50塊。原因何在，下崗女工太多。正所謂：「男人無能賣力氣，女人無能買身體。」女人們在拚命叫：「死在床上勝於死在礦上！」
7、臉皮賤。應當說，這算幾大不幸中的一大幸。為人道德楷模的教師們終於放下臉皮，收（索）禮成了習慣。這很好，讓學生們早早明白這個社會的真實規則，學會在叢林原則的生存遊戲。
8、瞎話賤。原來相當多的老百姓還對如中央電視台之類的瞎話製造者持有幾分敬意，現在是「你說你的」，權當「狗屁不臭」（百姓鄙語如是）。除了說瞎話是真的，別的全是假的。多則無值，市場規律如此。
9、爹娘賤。這種現象在有些農村出身的幹部身上尤為明顯，孝敬又病又老的父母錢始終不長，原來每月50元，現在還50。還比不上泡小姐的消費，每月總在五六次以上，無論自己掏小費還是別人掏小費總在250至300之間。所以，爹娘比之小姐更賤！
很有可能，這九大賤都是由人命賤派生出來的！未及細論，留給高手深究吧！
話雖囉嗦，還得給「生為中國人之不幸」作兩個註解，以使何先生之論在定理的基礎上公理化。1980年代某年月日，我的一位窮親戚問我為什麼非學英語（高中學，中專不學，我上班後堅持自學），我說「早晚有用」。沒想到他想像力極為豐富，說：「學好英語給外國人（大概先指美國）涮盤子也能比當中國人好。這狗操地中國人當不的。你說，計劃生育罰你錢、扒你房。這破自行車子還得砸號，丟了他們又不管。」當時，盛行給自行車打號、發本，一個號收5毛錢。也怪我的窮親戚「窮橫」，說什麼也不砸（不願花5毛錢），結果讓管砸號的公安人員扇了一個耳光。他氣乎乎地找我去，我也沒辦法。一個銀行小職員怎麼管得了公安的事？！再有這類事兒，我就讓他去北京找何院士問答案，兩人準會異口同聲說：「誰讓咱是中國人了呢！」不過我的窮親戚太粗鄙，肯定在「中國人」面前加一個「狗操地」，請原諒！
自罵是「狗操地」是一種心理自虐，但要聲言當漢奸，則與何先生語驚四座之效果不相上下。我幫一位窮親戚打完第二次勞動仲裁官司，勝訴沒問題，但超了「最長90天的期限」仲裁委員會就是拖著不下裁決。你說你急不急。急也沒用，中國的官僚機構就這個樣子——越「保鮮」越官僚化。我勸她：「多虧你還有我這麼個明白事理的親戚，要像那幫一次次遞不上文書而被攆走的上訪的人們強多了。」
初次申請仲裁時，仲裁委員會也先拖著，一會兒要這證明，一會兒要那證明，到原單位打證找不好氣兒來。她一個女人也急了：「這狗操地社會！沒好人啦！要是日本子來了，我非去當漢奸不可，領著鬼子去找××黨的黨員，見一個殺一個！！」（因為她的局長是××黨黨員，她才設想把人家「一個一個」了！）
我知道她這是氣話，告訴他日本子再進中國已不可能了。同時，勸她不要去天安門廣場請願，耐心等待法律裁決。
你不知道：一個學者給一個草根社會的人做工作有多難！所以，我也時不時冒出消極的念頭：「誰讓咱是中國人了！」
等第一次勝訴後，原用工單位二話沒說，把她轟了出來。我作為代理人（相當於律師）要求她的原工作單位出一份《解除勞動關係通知書》－－這很合理合法，一點鬧事兒的動因都沒有，可是對方「只做不說」－－走你的，要書面通知沒門兒，至於索賠嗎，你再告去好了。這樣就有了第二次官司；這樣，第二次官司雖穩勝了，仲裁委就是不給下裁決。
何院士肯定不知道中國底層社會有多難，因為他的親戚大多數是權貴階層，而我的親戚呢，大多是窮人。因此，在除了「中國人命賤」的事實認同外，有太多的倫理差異。
我也不是嚇唬你及你代表的那個階層，我勸得了一個窮親戚別去當漢奸、別上天安門鬧事，可是我勸不了10個外人、100個素不相識的人。那就是你何院士這個層次的人們的事了，面臨的抉擇仍然是：
開槍，或者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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