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18日讯】身兼物理学家和哲学家的双料学者何作庥先生，语惊四座，称言：“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啦？”－－即谓：中国人太多，所以矿工得以性命去换钱。这话虽有伦理亏欠，但是还算大实话。中国的实情仍然是劳动力供给无限大，买方市场也将会长期存在。
究中国人命不值钱的原因有，有两个：一是，毛时代的战争狂想之后遗症；二是，人口理论之粗糙。
关于第一点，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有汉译本）记载得很明确：苏联有了原子弹后，毛鼓动社会主义阵营对西方资产阶级采取核打击。他说中国就不怕核报复，今年炸死两亿，明年生出三亿。这一言论把多少有点有西方知识背景的那些共产党领导人差点吓虚脱了，连狂妄至极的斯大林也有些胆怵。以致西方马克思主义巨匠霍克海默在其60年代的著作中要专提“警惕黄种人”，以致今天西方社会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后果还没信心。
毛设想要打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是用人垫的。这种思维早在准备朝鲜战争时就成了定局，所以他对林彪“人在钢铁战争面前不过是一堆肉泥”的说法甚为反感。毛的兵民政策发展成人海战术也是古代中国战争国家战略动员的翻版，如吴越争霸时之“十年休养，十年生息”越王备战规则。可惜的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并没有打起来，而几何级的人口增长并没停止。所以，毛执政后期，就悄悄地采计划生育政策。主张马尔萨斯主义的中国马寅初学说也有了抬头的机会。
问题是：让多生也是你毛泽东也就是执政的共产党，“一孩化”也是你毛泽东（含继承者）即执政的共产党，而这个180度的政策调整的伦理后果，时至今日也没讨论过。生孩子多，得到“英雄母亲”的称号是毛时代的事情；生孩子多，得到“拆房扒屋，铐人罚款”是邓江时代的事情。时至今日，没人为这一政策失误向人民作检讨、道个歉。封建时代，皇帝犯了大错误还下个罪己诏呢！现在“伟大、光荣、正确”的自我肯定，虽然悄然拿下“正确”二字，但不正确的后果是否检讨仍是讳莫如深的问题。
孟轲说：“天地不仁，以人民为刍狗。”是也。
何先生是人，哪能为名人实狗的东西们说话呢？
调查一下某个死难矿工的家庭渊源，十有八九这个矿工的奶奶就是当年的“英雄母亲”。
中国人命贱的第二个原因是社会科学理论（当然含人口理论）的自我封闭性，不肯学习研究外部的理论尤其较敏感的如人口理论者。也就是说对待世界学术的观念仍停留在“体用”水平上。造原子弹、产机器的技术要不遗余力地学，至于社科理论不是立刻有用的就免谈。马寅初人口论的一悲一喜，最生动地说明了这点。
就在毛泽东悄悄实行计划生育至邓时代大规模展开这十来年间，世界人口理论发生了很大变化。我敢说这种变化除了写了《人也吃鸡，鹰也吃鸡》那篇文章的蔡昉那种很顶尖级的专家，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变化。从何先生说“谁叫你生在中国啦？”的口气中，能判断出何先生也不知道这个变化。
变化的两个转折点是：
1、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公布的结果，即地球养110亿人为最佳。依我来看，占人类1／4的中国人口，达22.5亿基本可以。如果考虑几何级因素，那么到20亿应无问题。考虑经济增长带来人口观念变化，中国人口在21世纪中期将会出现零增长。（－－当然，这只是个非专家估算，即我一家之言）。
2、1980年美国一个专门委员会向卡特总统递交的《2000年的地球》，认为21世纪地球的人口容量极限为100亿。依我看，中国人口目前的15亿并不可怕，关键是目前执政的共产党给人民提供一种什么样的制度环境。教育水平当然重要，它包括人权指数（似无此专门术语），更重要的是它包括人民的知情权－－比如，为什么要让多生、为什么突然又要少生；还有为什么认为非要“扒房拆屋，铐人罚款”才是计划生育；以及何时就计划生育的暴行向受害人道歉，凡此等等。
放下人权且不论了，只说人口理的粗糙化，那就得问一问责任：
中国的人口专家及研究机构是干什么吃的？！
这个问题弄不清，就不用问你院士头衔来源的正当性。不是我（代表自由主义）“记丑而博”，确是你（一贯自称马克思主义）“行伪而坚”。
不知何先生古文水平怎么样，如果尚可，我劝你去读一下《史记》之《屈原列传》，其中有云：“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
我并不是“恶毒地攻击”共产党将“亡国破家”，而是指快60年的执政时间，为什么社会信任降得那么低了——如果说六四时有“开枪可维持20年”的“理性计算”，那么今天东洲乡开枪也是为了保20年吗？为什么种种政策总是出现无法挽回的负作用，计划生育政策当最显着的一例。尤其在农村，涉及了多少家庭——我的亲戚并不多但受害者不在少——你总不能说我是“造谣污蔑”吧？你扒人家房、铐人家人、砸人家东西，还让人家高喊拥护你，那可能吗？
如果说六四、打击××功是人道主义灾难，那么它们当不足计划生育失误的三分之一。而就在这个三分之一里，你何先生的贡献率是多少呢？－－你对又一场影响中国命运、百年难消的灾难（打击××功）要负什么样的责任呢？
我少有封建主义那套“明君贤相”思想，但很希望中南海的胡们当个明白“君主”，别听你这套“青词”，免得真地亡国破家，再给老百姓带来一场人性灾难。
恰如一位常我聊天的警察所说的那样，中国需要民主软着陆，有些问题得慢慢来。不是你何先生这种满是功利心的人所指划就完了的。我清楚地记得你刊于1989年《内部文稿》（第6期，后转刊于《腐败：货币与权力的交换》文集）上的那篇文章，作为一个非经济学家，你大侃了一通流通中的货币如何大了，要强行回笼，云云，但是就不知道：货币本质上是国家给公民（社会公众）打的欠条。连经济伦理的基本点都不懂，结果只是起个“披麻救火”的作用。勇固勇矣，实在是愚不可及。而问题就出在了这儿，这也是中国总搞不好的原因：总有那么一帮人不懂装懂－－特别是毛泽东那种人以及今天你何作庥这种人，来不来就“意气风发”了，来不来就“指点江山”了。就像我根本不懂核物理一样，你根本也不懂经济学与社会学。所以，劝你还是给已经贬值了院士头衔留点处理净值。
至于你说院士头衔不知怎么评上的，实在有点“宫廷御液酒，一百八一杯”玩法。大家递交资格成果时，心里总有个谱儿，有个横向比较：你不可能不看学术期刊、不可能不买同行的著作，所以比较机会有的是。既然有了比较，也就知道自己的份量。
在“狼多肉少，让给领导”的评职称、泡小姐之类的分利活动中，官位或重要人物相当重要。比如与我同年考经济师职称的我的某位领导，26个英文字母都排不对顺序，职称英语竟然考了98分。而我历以翻译文章发表而自诩却考了倒第一，只76分。原因是我不知道试卷（叫模拟试题）早于考试前就“小范围”传阅了两周。坦率地说，如果不是我以“专家”身份被人抬举、有人找我做几个最难的题（有了印象），恐怕我连及格都是个问题。而要真地完全公平竞争，我也就考50多分，且位居第一，其余的人零分的、十来分的就多了。
中国的事就这么怪，所以何先生即便不是领导，也是重要人物。参加过两弹研究工作又主张打击××功，要成就有成就，要政治条件有政治条件。总还是比我那位26个字母排不顺的98分领导要强吗！
但是，这些并不能说“存在就是合理的”黑格尔式命题，而是说明中国处在一个凡物都贱的时代，除了人命以外还有九大贱。
1、人权贱。出台个政策就可以拿人（开革）、杀人、抓人。如反右、严打、打击××功等。
2、法律贱。法律不仅是政法体制中的小妾，还是私权的按摩院，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按摸的你心旷神怡，让你体味到权力是这个世界的真正基础。如是，黑暗的公正也应运而生——黑社会盛行概由法律失公而致！
3、道德贱。许多人以自我保护为名，不敢对不义发声。
4、学位（衔）贱。有些人竟然搞到不知自己怎么评上院士的地步，还有些人干脆就以当考研枪手为业，更有些人花钱买在职学位而无人问真假。
5、官位贱。纽约市长干下来自己要搭进不止千万美元的本钱，何其贵也；中国一个省部级干部一生还不值100万美元，韩凤芝才贪了700万人民币就判了死缓，比较而言：官阶相当，价钱迥异。
6、性价贱。原来小地方饭店泡小姐“办全活”得150块钱，现在大部分已降到50块。原因何在，下岗女工太多。正所谓：“男人无能卖力气，女人无能买身体。”女人们在拚命叫：“死在床上胜于死在矿上！”
7、脸皮贱。应当说，这算几大不幸中的一大幸。为人道德楷模的教师们终于放下脸皮，收（索）礼成了习惯。这很好，让学生们早早明白这个社会的真实规则，学会在丛林原则的生存游戏。
8、瞎话贱。原来相当多的老百姓还对如中央电视台之类的瞎话制造者持有几分敬意，现在是“你说你的”，权当“狗屁不臭”（百姓鄙语如是）。除了说瞎话是真的，别的全是假的。多则无值，市场规律如此。
9、爹娘贱。这种现象在有些农村出身的干部身上尤为明显，孝敬又病又老的父母钱始终不长，原来每月50元，现在还50。还比不上泡小姐的消费，每月总在五六次以上，无论自己掏小费还是别人掏小费总在250至300之间。所以，爹娘比之小姐更贱！
很有可能，这九大贱都是由人命贱派生出来的！未及细论，留给高手深究吧！
话虽啰嗦，还得给“生为中国人之不幸”作两个注解，以使何先生之论在定理的基础上公理化。1980年代某年月日，我的一位穷亲戚问我为什么非学英语（高中学，中专不学，我上班后坚持自学），我说“早晚有用”。没想到他想像力极为丰富，说：“学好英语给外国人（大概先指美国）涮盘子也能比当中国人好。这狗操地中国人当不的。你说，计划生育罚你钱、扒你房。这破自行车子还得砸号，丢了他们又不管。”当时，盛行给自行车打号、发本，一个号收5毛钱。也怪我的穷亲戚“穷横”，说什么也不砸（不愿花5毛钱），结果让管砸号的公安人员扇了一个耳光。他气乎乎地找我去，我也没办法。一个银行小职员怎么管得了公安的事？！再有这类事儿，我就让他去北京找何院士问答案，两人准会异口同声说：“谁让咱是中国人了呢！”不过我的穷亲戚太粗鄙，肯定在“中国人”面前加一个“狗操地”，请原谅！
自骂是“狗操地”是一种心理自虐，但要声言当汉奸，则与何先生语惊四座之效果不相上下。我帮一位穷亲戚打完第二次劳动仲裁官司，胜诉没问题，但超了“最长90天的期限”仲裁委员会就是拖着不下裁决。你说你急不急。急也没用，中国的官僚机构就这个样子——越“保鲜”越官僚化。我劝她：“多亏你还有我这么个明白事理的亲戚，要像那帮一次次递不上文书而被撵走的上访的人们强多了。”
初次申请仲裁时，仲裁委员会也先拖着，一会儿要这证明，一会儿要那证明，到原单位打证找不好气儿来。她一个女人也急了：“这狗操地社会！没好人啦！要是日本子来了，我非去当汉奸不可，领着鬼子去找××党的党员，见一个杀一个！！”（因为她的局长是××党党员，她才设想把人家“一个一个”了！）
我知道她这是气话，告诉他日本子再进中国已不可能了。同时，劝她不要去天安门广场请愿，耐心等待法律裁决。
你不知道：一个学者给一个草根社会的人做工作有多难！所以，我也时不时冒出消极的念头：“谁让咱是中国人了！”
等第一次胜诉后，原用工单位二话没说，把她轰了出来。我作为代理人（相当于律师）要求她的原工作单位出一份《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这很合理合法，一点闹事儿的动因都没有，可是对方“只做不说”－－走你的，要书面通知没门儿，至于索赔吗，你再告去好了。这样就有了第二次官司；这样，第二次官司虽稳胜了，仲裁委就是不给下裁决。
何院士肯定不知道中国底层社会有多难，因为他的亲戚大多数是权贵阶层，而我的亲戚呢，大多是穷人。因此，在除了“中国人命贱”的事实认同外，有太多的伦理差异。
我也不是吓唬你及你代表的那个阶层，我劝得了一个穷亲戚别去当汉奸、别上天安门闹事，可是我劝不了10个外人、100个素不相识的人。那就是你何院士这个层次的人们的事了，面临的抉择仍然是：
开枪，或者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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