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28日讯】谈到这个问题，想必中国的各阶层加上各个方面的专家学者都会给出不同的答案，象什么腐败啦、人口啦、法制啦、失业啦、三农啦、环境啦、可持续发展啦，结论会有很多。当政的中共最高领导人如何看，不得而知，但有位被罢黜的中共最高领导人胡耀邦曾经有过不同的答案。耐人寻味的是他的答案与中共第一任书记陈独秀完全相同，可惜的是这个答案不是他当权时说的，也不是在某个大会报告上说的，而是对三两个知心朋友私下说的。是在他被老一辈革命家用非法手段逼迫他辞职后，赋闲时说的。原湖南省统战部长、省政协副主席杨弟甫（已故华裔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的父亲）生前写了一部回忆录《吹尽狂沙》，杨弟甫长期在湖南政界工作，为人耿直，做事踏实，不会媚上，饱受从延安整风到解放后，毛泽东发动的数次运动之祸害，以至家破人亡。他对中共长期以来左的做法深恶痛绝。书中有一个真实的记录，谈到胡耀邦对中国主要问题的看法。1989年1月，胡耀邦来到长沙，邀请杨弟甫等人长谈，在谈到国事时，杨弟甫写到：他（指胡耀邦）激动地站起来，又坐下去，过了好一会儿才平静地说：“中国的主要问题是‘民主’和‘科学’”。我说（指杨弟甫）：“还有法治”，他说：“没有民主就谈不到法治，刑不上大夫，怎么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呢，民主和科学，我们为之奋斗了70年，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现在还需要继续努力。”
胡耀邦被逼下台，仅有2年多的时间，就从一个生龙活虎，走遍中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县，不知疲倦的人，一下子被心脏病击倒。心有郁结，他后悔违心的检讨，后悔打了辞职报告。他率先批了“两个凡是”，发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平反建国以来的冤假错案，他批了毛泽东的独裁专制，但没有，也不可能撼动邓小平太上皇铁腕控制下，从党的根本制度上，机制上解决中共从起家革命到建国建设，再到改革开放的独裁专制的问题。独裁体制又一次很轻松地给胡耀邦施加了冤案，革命又一次吞噬了他们忠诚的儿子。
1915年，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后来成为中共第一任书记的陈独秀开出救中国的“药方”就是“民主与科学”，他的原话是：“我们现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指德先生Democracy—民主，赛先生Science—科学）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这段话至今还写在中国高中的历史教科书中。这个“药方”的开出，到胡耀邦民主科学是中国的主要问题的提出，历经70年，再延续到今天的胡锦涛时代，“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问题还是那个问题，并没有解决。
关于民主方面，虽然中共没有民主机制，自我管理几乎没有什么民主可言，只有暴力革命，铁腕手段，排斥异己，自相残杀，杀敌一千，自损八千，却喜欢打着民主的招牌，反对国民党的独裁。陈独秀是中共元老，也身受其专制之害，很早就洞察史达林主义的祸害，体察出中共民主的缺失，因为中共正是列宁、史达林主义的模子铸造出来的党。“七七事变”后，陈独秀从国民党牢中放出，中共要他回到大家庭中来，条件是检讨认错，他拒绝了。他认为他没有错可认。陈独秀在四川江津，总结出无产阶级运动的经验教训与是非得失，于1940年底写了《我的根本意见》。这篇文章是他沉重而又深刻反省历史的力作。“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并不另有一套无产阶级的民主。”“史达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产阶级独裁制之逻辑的发达，试问史达林一切罪恶，哪一样不是凭籍着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员警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独裁制而发生的呢？”“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继史达林而起的，谁也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一个史达林倒了，会有无数史达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你不得不感佩陈独秀的远见卓识。遥想当年黄炎培1945年到延安，与毛泽东的所谓“窑中对”，什么“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跳出亡衰周期率的“民主”，完全是毛泽东的叶公好龙，骗得了黄炎培，却骗不了同去的民主斗士傅斯年。傅斯年透过共产党精心准备、精心布置接待的表像，揭开整齐划一的举止言谈，标语口号后的重重黑幕，洞穿中共独裁专制的本性。他讥讽黄炎培说：“最无耻的是黄炎培等，把毛泽东送他们的土织毛毯，珍如拱壁，视同皇帝钦赐饰终大典的陀罗经被一样。“建国后，毛泽东等中共掌权者，完全放弃了对人民的民主承诺，以专政代替民主，非人道地发起一个又一个整人运动，直至“文革”动乱达高潮。目前，民主是有那么一些，但离真正的民主共和宪法的规定，世界普适的民主人权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关于科学方面，除去指自然科学外，更重要的是看待客观事物的科学观点、科学态度、科学方法等。而1949年，中共掌政后的专制体制，政治干预科学，行政驾驭科学，大量违背科学的思想观点，行为举动畅通无阻，坚持科学、坚持真理往往被整。时至今日，不要说其他领域光是在科学界，讲真话很困难，造假很容易，打假的任务十分艰辛。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非怪“解放“五十余年，出不了科学大师，得不了诺贝尔奖，不要说对人类的精神文明贡献，就连物质文明的贡献也乏善可陈。象合作化运动中，全国一盘棋，不分东西南北推广只适合北方旱地的双轮双铧犁；象人民公社时，增产缺肥料，竟异想杀狗熬汤作肥料浇地；象钱学森这样留学归来，在毛泽东面前贩卖增产秘方，鼓噪如增加农作物光合作用，将增产若干若干，害得毛泽东大力提倡密植，在追求密植高产时，不得不动用老百姓用竹竿拨动禾苗通风，增加所谓光合作用，以求高产增收。结果是“地球人都知道”是人祸而不是天灾。刘少奇“七千人大会”上讲话讲了大跃进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变被毛泽东在“文革”中整死。1959—1961年的三年无民主无科学的大跃进，造成非正常死亡3250万，这个和平时代的死亡记录，无疑是空前的，但愿也是绝后的。赶到改革年代，跛脚走路，经济开放，政治紧缩。1993年全国人大讨论三峡水利工程建设，表面上人大代表人手一票很民主，实际上是假民主，伪科学，一个要求有高度专业知识，如水文地质、气候环境、生态平衡、移民建镇，被各方面的专家认真调研，各出己见，充分辩驳，反复认证后，才有可能决定取舍的国计民生大事，却要没有几个懂的人大代表来表决，真可谓是庄重严肃下的滑稽荒唐。无独有偶，据说祸国殃民的三门峡水利工程也是人大代表全体通过的。
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经过魏源、林则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曾国藩等的“师夷长技以自强求富”，再到维新变法运动学习西方政治制度，延至孙中山辛亥革命民主共和的实践，最后，等到新文化运动民主科学口号的提出，从理论到实践，已经否定了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已经从学习西方科学器物上升到学习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的层面上。可谁想到，共产党领导时光倒流，我们今天都没有摆脱中体西用的困境，我们执政党对世界大势认识上还停留在洋务派的水平上。百余年来，以谭嗣同为代表先贤为救中国不惜流血，不幸蒙冤，一代又一代绵延不绝。“重复前人的痛苦，重复前人的努力，整个民族智慧就消耗在这一代又一代的重复中。”这是龙应台《百年思索》中的沉痛哀鸣。龙先生哀其不幸，怒而国骂：“他妈的，为什么每一代人都得自己吃一次蜘蛛，吃得满嘴黑毛绿血，才明白蜘蛛不好吃。”看看，江泽民公开否定三权分立的原则，但又找不出拯救共党腐败的灵丹，邓小平“中国特色”成为抗拒西方文明的甲胄。再看看韩国和台湾，他们都是威权专制时代走过来的，真正的发展，是在专制逐渐解体，逐渐民主化后。最近几年，东亚的日本和中国都感觉到了“韩流滚滚”，即韩国文化展现出来迷人的魅力和强劲的市场竞争力，征服了大家，谈到是什么原因促成以韩剧为先锋的韩国文化风光红火时，“有头脑”的官员和学者都不约而同地给出了唯一标准答案，那就是“民主和自由”。
《团结就是力量》据说是上个世纪40年代反抗国民党专制独裁最流行的一首歌。歌中喊出过时代的最强音：“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现在共产党还在唱，唱归唱，做归做，唱着逗你玩，谁又能当真。只是我写完这篇文章时，想起这首歌这句词，不禁哑然失笑，自叹“今夕是何年？”不由怀疑起自己是否生活在21世纪？我们果真“走进新时代”了吗？
(12/28/2005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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