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9日訊】(亞洲時報記者潘小濤12月28日撰文)香港特首曾蔭權首次到北京述職，獲得胡錦濤、溫家寶、曾慶紅等中國國家領導人接見。胡錦濤的講話只是重申中央“對曾蔭權和特區政府的工作是滿意的，並將繼續全力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溫家寶除了重述胡的中央精神，還特別強調，“目前香港經濟和社會發展繼續保持良好的態勢，仍有一些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尚未得到根本解決”。溫家寶所說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究竟是甚麼呢？
對這個問題，香港各界的解讀人言人殊：曾蔭權堅稱，溫總理針對的是香港經濟轉型還未成功，與政治無關；民主派則指出，溫說的是普選時間表問題。表面上，溫說的是經濟問題，但胡錦濤已表明，香港“經濟持續增長，社會保持穩定，民生有所改善”，既然胡、溫都強調香港的經濟已重回正軌，經濟轉型又不是曾蔭權上台後才出現的問題，溫家寶又怎會無端提出這個舊議題呢？顯然，溫應是針對“新的問題和矛盾”，是中央領導對香港問題有新的認識，也就是北京已從這次政制爭拗，體會到香港政制的局限性，不是撤換一個不得民心的特首，又或經濟復蘇、中央在經濟上給予香港足夠支持，就能徹底解決的。換言之，中央已看到特首的困局，無論誰上台，最後還會重蹈董建華的覆轍。
事實上，曾蔭權月中率領二十多位司局長和行政會議成員到中環、為左派的簽名活動打氣，與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蔡素玉擁抱，其身體語言已告訴大家，他已選定左派和工商界作為管治同盟，標誌著他正一步一步踩著董建華留下的足印，步向董的困境。
曾蔭權剛上台時，本來希望以手上的行政、經濟資源及民意為基礎，周旋於各黨派及各個工商界山頭之間，超脫於這些勢力之外，也不跟某個特定黨派結盟。所以，他委任的新行政議成員，清一色是沒政黨背景、形象較好的精英，而委任黃仁龍做律政司長，更是刻意跟傳統左派保持距離。這樣，他在不同的議題，就可以找到最大多數的支持，對各黨派的政治“勒索”就可以置之不理，並擺脫商界的無理糾纏。但在目前的政制下，玩這種政治遊戲是注定失敗的，當遇到極具爭議性的問題，曾手上的資源（包括政府政策、人事任命等）又??不平時，他就會陷於被動，最後被迫選邊站，失去原來的超然地位。表面上，民主派太過僵硬，把他迫向建制派，但實際上，曾蔭權最後選擇跟左派和工商界等“建制派”聯盟是必然的，這次爭議只是加快他選邊站的速度而已。
第一，左派和工商界（建制派）在立法會擁有三十四席的大多數，在功能組別更有壓倒性優勢。第二，曾手上的行政和經濟資源，是建制派最需要的東西，曾可以作為籌碼，跟建制派討價還價，用政策“收買”工商界，對左派則以行政吸納對付。第三，必要時可向北京求援，由北京向建制派施壓。但曾蔭權手上沒有政治資源，不能誘惑泛民主派，當出現政改這種重大政治爭議時，他跟民主派的合作基礎自然瓦解。
曾蔭權現在徹底放棄當初“超然於各黨派”的管治策略，改為依靠建制力量施政，就像董建華那樣與商界、左派結成盟友，也逐步陷入董建華式的困局，強政勵治只是痴人夢話。所謂“董建華式困局”，就是說特首和他的政府永遠處於弱勢，該做事的不能做，不該做的就被迫去做，因為它只能不斷以利益換取管治聯盟的支持。在此情況下，政府政策自然要向商界財團傾斜，向各界別輸送利益，社會也就自然形成“官商勾結”的印象：油價高企時，礙於運輸業界立法會議員及其同黨派議員的壓力，政府要用種種藉口減免燃油稅；南海休漁期，礙於漁農界壓力，政府要向漁民施以援手；世貿會議期間灣仔商鋪食肆的生意大受打擊，礙於零售、飲食業界議員的壓力，政府又準備給他們減稅優惠．．．．。
更可怕的是，工商界、財團、各界別的“胃口”只會愈來愈大，要求愈來愈多；而政府愈弱勢，他們的胃口就愈大，形成惡性循環。君不見“數碼港”之後，各地產商拚命施壓要政府“補償”他們，才有紅灣半島事件、西九龍計劃！
造成這種困局，並不是董、曾的錯，甚至也非建制派或民主派的錯，而是政治制度使然，無論誰上台，最後都會陷入這種困局而不能自拔。因為在現有政制下產生的特首，無論民望多高、能力多好，都有天然缺陷，就是缺少一個由市民政治授權給他的正當程序。沒錯，特首由八百人大選舉團投票產生，即使那八百人的代表性也不容置疑，但他們有代表性，並不意味就能代替或代表市民作政治選擇，到了政治角力的關鍵時刻，特首政治授權不足形成的“弱勢”，就會更加凸顯。
因此，在沒有正常的政治授權之下，特首即使民望再高，遇到政改這種重大的爭議時，也就無法展現強勢，更不能以民意壓倒對手。由於經常處於弱勢，特區政府過去八年都不能作大刀闊斧的改革，只能靠不斷的輸送利益去維持有效的管治。設想如果特首是民選的，而且擁有很高的支持度，所謂強政勵治、福為民開，自然水到渠成，用不著整天像小媳婦那樣看各個界別議員的臉色。
當然，每個人陷入這種困局時都有不同的表現，不一定出現董建華般天怒人怨的結果，曾的公關手段遠比董優勝，駕馭部下的能力也更高明，應對危機的表現也較好。但是，即使曾蔭權使盡渾身解數，能維持最基本的有效管治已經難能可貴，更不要說破立、功績了。
總結一句，由於政制缺陷，香港舉步維艱，要解決“特首和政府政治授權不足、立法會功能組別拖後腿”所造成的困局，只能從政制設計入手，否則香港只會空轉，直至把積存了百多年的社會資源消耗殆盡。所以，溫家寶所說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不就是政制缺陷造成特首的“管治困局”嗎？(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