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29日讯】(亚洲时报记者潘小涛12月28日撰文)香港特首曾荫权首次到北京述职，获得胡锦涛、温家宝、曾庆红等中国国家领导人接见。胡锦涛的讲话只是重申中央“对曾荫权和特区政府的工作是满意的，并将继续全力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温家宝除了重述胡的中央精神，还特别强调，“目前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继续保持良好的态势，仍有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温家宝所说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究竟是什么呢？
对这个问题，香港各界的解读人言人殊：曾荫权坚称，温总理针对的是香港经济转型还未成功，与政治无关；民主派则指出，温说的是普选时间表问题。表面上，温说的是经济问题，但胡锦涛已表明，香港“经济持续增长，社会保持稳定，民生有所改善”，既然胡、温都强调香港的经济已重回正轨，经济转型又不是曾荫权上台后才出现的问题，温家宝又怎会无端提出这个旧议题呢？显然，温应是针对“新的问题和矛盾”，是中央领导对香港问题有新的认识，也就是北京已从这次政制争拗，体会到香港政制的局限性，不是撤换一个不得民心的特首，又或经济复苏、中央在经济上给予香港足够支持，就能彻底解决的。换言之，中央已看到特首的困局，无论谁上台，最后还会重蹈董建华的覆辙。
事实上，曾荫权月中率领二十多位司局长和行政会议成员到中环、为左派的签名活动打气，与民建联立法会议员蔡素玉拥抱，其身体语言已告诉大家，他已选定左派和工商界作为管治同盟，标志着他正一步一步踩着董建华留下的足印，步向董的困境。
曾荫权刚上台时，本来希望以手上的行政、经济资源及民意为基础，周旋于各党派及各个工商界山头之间，超脱于这些势力之外，也不跟某个特定党派结盟。所以，他委任的新行政议成员，清一色是没政党背景、形象较好的精英，而委任黄仁龙做律政司长，更是刻意跟传统左派保持距离。这样，他在不同的议题，就可以找到最大多数的支持，对各党派的政治“勒索”就可以置之不理，并摆脱商界的无理纠缠。但在目前的政制下，玩这种政治游戏是注定失败的，当遇到极具争议性的问题，曾手上的资源（包括政府政策、人事任命等）又??不平时，他就会陷于被动，最后被迫选边站，失去原来的超然地位。表面上，民主派太过僵硬，把他迫向建制派，但实际上，曾荫权最后选择跟左派和工商界等“建制派”联盟是必然的，这次争议只是加快他选边站的速度而已。
第一，左派和工商界（建制派）在立法会拥有三十四席的大多数，在功能组别更有压倒性优势。第二，曾手上的行政和经济资源，是建制派最需要的东西，曾可以作为筹码，跟建制派讨价还价，用政策“收买”工商界，对左派则以行政吸纳对付。第三，必要时可向北京求援，由北京向建制派施压。但曾荫权手上没有政治资源，不能诱惑泛民主派，当出现政改这种重大政治争议时，他跟民主派的合作基础自然瓦解。
曾荫权现在彻底放弃当初“超然于各党派”的管治策略，改为依靠建制力量施政，就像董建华那样与商界、左派结成盟友，也逐步陷入董建华式的困局，强政励治只是痴人梦话。所谓“董建华式困局”，就是说特首和他的政府永远处于弱势，该做事的不能做，不该做的就被迫去做，因为它只能不断以利益换取管治联盟的支持。在此情况下，政府政策自然要向商界财团倾斜，向各界别输送利益，社会也就自然形成“官商勾结”的印象：油价高企时，碍于运输业界立法会议员及其同党派议员的压力，政府要用种种借口减免燃油税；南海休渔期，碍于渔农界压力，政府要向渔民施以援手；世贸会议期间湾仔商铺食肆的生意大受打击，碍于零售、饮食业界议员的压力，政府又准备给他们减税优惠．．．．。
更可怕的是，工商界、财团、各界别的“胃口”只会愈来愈大，要求愈来愈多；而政府愈弱势，他们的胃口就愈大，形成恶性循环。君不见“数码港”之后，各地产商拚命施压要政府“补偿”他们，才有红湾半岛事件、西九龙计划！
造成这种困局，并不是董、曾的错，甚至也非建制派或民主派的错，而是政治制度使然，无论谁上台，最后都会陷入这种困局而不能自拔。因为在现有政制下产生的特首，无论民望多高、能力多好，都有天然缺陷，就是缺少一个由市民政治授权给他的正当程序。没错，特首由八百人大选举团投票产生，即使那八百人的代表性也不容置疑，但他们有代表性，并不意味就能代替或代表市民作政治选择，到了政治角力的关键时刻，特首政治授权不足形成的“弱势”，就会更加凸显。
因此，在没有正常的政治授权之下，特首即使民望再高，遇到政改这种重大的争议时，也就无法展现强势，更不能以民意压倒对手。由于经常处于弱势，特区政府过去八年都不能作大刀阔斧的改革，只能靠不断的输送利益去维持有效的管治。设想如果特首是民选的，而且拥有很高的支持度，所谓强政励治、福为民开，自然水到渠成，用不着整天像小媳妇那样看各个界别议员的脸色。
当然，每个人陷入这种困局时都有不同的表现，不一定出现董建华般天怒人怨的结果，曾的公关手段远比董优胜，驾驭部下的能力也更高明，应对危机的表现也较好。但是，即使曾荫权使尽浑身解数，能维持最基本的有效管治已经难能可贵，更不要说破立、功绩了。
总结一句，由于政制缺陷，香港举步维艰，要解决“特首和政府政治授权不足、立法会功能组别拖后腿”所造成的困局，只能从政制设计入手，否则香港只会空转，直至把积存了百多年的社会资源消耗殆尽。所以，温家宝所说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不就是政制缺陷造成特首的“管治困局”吗？(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