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31日訊】我講一下國內民運的情況。國內民運已經走出低谷，而且發展速度很快，參與公開活動的人越來越多，很多人都找民運朋友，包括我本人，要求參加民運活動，加入民運組織。我出來以前有朋友跑來，說老早聽說我的情況，因為沒有門路沒有來找我，這次我到你這裏來，希望加入民運活動，或者參加民運組織。我講，你到我這裏來，我是公開的人物，我家都有竊聽，你到這裏來，你就變成公開的人，就只能參與公開活動。這樣主動找民運的，過去很少，這是最近的事，很多人願意參加秘密活動。
這種情況同整個中國社會的情況的變化有關。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四年以後，工人、農民對政府的不滿情緒逐步超過知識份子。到現在對政府最不滿的是農民。現在國外媒體及民運朋友一般注重城市問題。我們老民運朋友同工人接觸比較多，因此對工人的問題反映比較多，對下崗工人，國際媒體也比較關注，但實際上問題最嚴重，情緒最大的是中國的農民。這幾年來，農村民變蜂起。
城裏的下崗工人採取的辦法，一是向市政府請願，二是上街堵馬路，堵塞交通。工人一般採取這兩種辦法。政府行動也比較迅速，堵塞交通的派出特警迅速解決，但對工人他們態度比較謹慎，一般採取謹慎的懷柔政策。對農民卻不同，政府動不動就使用暴力，這幾年農村的騷亂突發事件，規模和數量都遠遠超過城市，只是外界很少有人知道。實際上城裏工人的問題，外界也很少知道。例如南京發生的事，我往往好些天後才知道，或者一直不知道。但城市工人問題，國際國內知道多一點。農民的事，外界知道的就很少。例如，我老家浙江，富陽市發行彩票不公，數萬人騷亂，推翻數十輛汽車，遊行示威鬧了三天，員警鎮壓不下去，特警也鎮壓不下去，後來出動部隊，乘夜深人少，朝天開槍驅趕人群，抓捕近四百人才鎮壓下去。但這樣的事，杭州市就很少有人知道。富陽離杭州才三十五公里，最近的地方離杭州不到二十公里。緊靠杭州的，還有餘杭，蕭山等地，都發展過幾千至上萬人的騷亂，把鄉長、鎮長的家砸了，這些貪官污吏的家產很多，其中有一個浴缸就值八萬元錢，農民把浴缸也砸了。江蘇無錫的好幾個鄉鎮也發展過多次騷亂。我聽幾個人談過宜興市的騷亂情況。據他們介紹，宜興市去年四萬人騷亂，原因是鄉、鎮政府集資，集資款被貪官污吏揮霍，還不出來，農民就要錢，把鄉鎮政府砸了，當局出動員警抓了二十多個農民，農民反過來抓了二十多個員警作為人質，你放一個，我放一個。後來中央要省財政撥款還錢。這種騷亂，東北、西北、鄧小平家鄉都發生過。去年，火車上，東北兩個農民告訴我，農民恨死共產黨了，員警下鄉配合收取苛捐雜稅，農民騷亂，與員警發生衝突，當局出動武裝力量鎮壓，打死兩個農民，我碰到鄧小平家鄉農民，我說，你們鄧小平家鄉農民對鄧小平印象好吧？他們說，好個屁，說為鄧家的事還暴動。為什麼呢？修鄧小平故居，要修馬路拆房子，農民已經很不滿，修鄧家的祖墳，要把墳山上農民的祖墳平掉，遷走，農民怕挖祖墳，這一下就騷亂了，出動部隊才鎮壓下去。這一類事相當多，農村幹部也很粗暴。農民的民主要求也很強烈。現在村級選舉把共產黨候選人選下來，換上自己推出的人，這種情況也很多。包括共產黨官方的報紙，也承認農民完全有實行民主的能力。
中國人民爭取自由民主的道路已走了一百多年，其中最重要的問題，是孫中山先生說的喚起民眾。這個任務，過去一直沒有完成。現在由共產黨的腐敗以及他們的機槍坦克、血腥的屠殺喚醒了民眾。農民從他們切身感受中體會到了，政府的腐敗，腐敗的原因在哪里呢？現在，大家都知道了，這是由於共產黨的一黨專制。我們民運人士應該認識到，民主運動的事業雖然很大，包括了整個民族，但我們民運人士卻很少，作用是有限的，是共產黨以他們的殘暴行為和腐敗行為在喚起民眾。不要認為這是民運人士的功勞，老百姓是從他們自己的慘痛教訓中提高認識的。
整個中國民運情況相當樂觀，一是大家思想上成熟起來了；二是國內公開的民運人士逐步集結，參加的人越來越多。成為統一的不是組織卻象組織的狀況，我稱為“准組織”狀態，一旦中共簽署了兩個公約，準備馬上變成組織。民運人士對民主運動的目的，都已經清楚，這就是憲政民主，多党民主，這個總的目的，沒有什麼分岐。而且這已深入到廣大人民心中去了。工人幾乎全體認識到了這一點，農民凡識字的，也都希望實行多党民主制，現在大多數農民都已識字，他們的民主要求也很強烈，不下於工人。甚至政府的幹部也普遍主張實行多党民主制。共產黨的離退休老幹部，前些年是罵共產黨罵得最凶的的人，都罵共產黨比國民黨壞，比國民黨腐敗。離退休老幹部普遍反對共產黨，這似乎是一種很奇怪的現象，他們不是一般的罵，不是站在黨的立場上反對，而是認為共產黨是壞的。有的老幹部說我在黨內幾十年了，共產黨一貫騙人。在我出來以前，群眾的情緒與過去完全不一樣了。包括很多共產黨黨員，路口碰到我，就要聊一聊，他們普遍說，現在已經沒有幾個共產黨員不反對共產黨了。共產黨的一切社會基礎，包括自己的學生基礎都已經失去了，企圖維持共產黨一黨專制的，只是少數寡頭，所以，目前的中國一場大規模變革的條件已經成熟，它什麼時候發生，完全取決於偶然因素。
中國正處在大變動的前夜。甚至包括李鵬這樣的人，也不得不承認，多黨民主制是要搞的。他不搞多党民主制，搞一黨專制確實是搞不下去了。只是他們還想維持共產黨的統治，很不願意實行多黨民主制。共產黨的很多幹部，認為現在實行民主制，他們腦袋就沒有了。這是共產黨官僚比較普遍的想法，他們認為實行民主制太晚。這是一種“過熟”現象。有的人認為實行民主條件不成熟，我覺得是不對的。
因此，整個社會正在醞釀著一場大變動，在這場大變動中，如果共產黨主動大刀闊斧進行改革，並且滿足老百姓的速度要求，你不能遙遙無期的呀，那麼中國社會還有可能走和平的、漸變的、平穩轉軌的道路。這正是我們國內民運人士，我想也包括海外民運人士正在竭盡全力努力爭取著的。但是，這個可能性越來越小，大規模突發事件產生的可能性越來越大。我想下一次突發事件，不會再是六四。上一次六四，是中國老百姓和民主運動沒有準備，共產黨說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立刻就打出標語，擁護四項基本原則，擁護共產黨領導。這是很幼稚的。而現在，已經沒有人（可能除個別民運人士外）還希望共產黨繼續執政，都認為共產黨應該下臺，這幾年農民普遍罵共產黨是土匪強盜，工人普遍罵共產黨黑透了，是黑社會，或是有組織的犯罪團夥，評價一個壞人時，常說這個人比共產黨還壞，都已經不把共產黨看成是一個正常的政黨。主張共產黨繼續執政，或主張中共領導與中共合作的已經很少。共產黨可以說在中共歷史上空前專制、空前腐敗，它必須對幾十年來的事負責。
這半年來，老百姓的反政府情緒上升很快。在這個形勢下，國內民運走出低谷，海外民運也有不少人改變了過去軟弱消極的態度，許多事，例如要求與共產黨合作、對話，共產黨根本不理你，老百姓工人認為你軟弱無力，沒有骨頭，沒有骨氣，沒有獨立人格，不現實，不可能。因此沒有人聽你的。這也是一部分民運人士喪失影響的原因之一。
六四以後，中國民運的重心轉到了海外，我們在國內看來，海外民運很長一段時間沒有認識到重點已轉到海外，沒有承擔起重心的責任，特別是領導的責任。都說指望於國內民運，我們當然指望於國內民運。但前些年，很多事情國內是無法做的，這表面上是尊重國內民運，實際上把海外承擔的責任推給國內。現在民運的重心正在逐步由海外移向國內，我想重新轉到國內的時間已經不會太長了。我們海內外民運很重要的事情是要準備應付突發事件，突發事件隨時可能發生，我們不能象八九民運那樣再讓它失敗了。有了一個六四，共產黨再重新製造一個六四那樣的鎮壓已經不大可能了。
我的話講到這裏，對海外情況不瞭解，有什麼講錯了，以後有什麼事做錯了，希望朋友們及時提醒。
（1990年4月初剛到紐約時，原載1998《北京之春》6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