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水良 : 中國大陸農民問題的嚴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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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水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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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月1日訊】中國農民占了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農業戶口的人數在九億以上,這在世界的總人口中,也是一個很大的比例,他們的情況如何,很大程度上將決定未來中國的命運。

中共建國以後,為了分裂中國人民,維護共產黨以”工人階級”名義實行的統治,人為地劃分城鎮戶口和農業戶口。中國的絕大多數人,一出生,就在政府的官方檔中,被蓋上”農業戶口”的印記,從此墮入低等公民的法定境地。就像奴隸制度下奴隸的子女,一出生就被蓋上奴隸的印記,從此成為奴隸一樣。這是一種很可怕的戶籍制度,是當代社會中,中世紀農奴制度的變種。

幾十年來,中國農民處於悲慘境地。作為中共制度中的低等公民,在生活、居住、就業、教育等各方面受到歧視。在很長時間內,像中世紀農奴一樣,被強制固著於土地上。僥倖離開農村的,往往成為城市中的”盲流”,隨時處於被政府打擊的危險之中,公安部門和政府各級部門,隨時可以把他們抓起來,送到收容站,遣送站,不需要任何理由,只要他們是流入城鎮的農民,沒有城市戶口,就被稱為”盲流”,就可以抓起來,送到收容站、遣送站、收審站。

這種收容站、遣送站、收審站,完全是一種監獄,而且是最可怕的一種監獄,有點像看守所,但比看守所更可怕。因看守所還有一定規矩,而收容站,遣送站等往往沒有嚴格的規矩,被抓的人,一進去,搜身、沒收財物,送往號子(監房),其間往往要挨揍,在監房,還要受牢頭獄霸及其它人員的欺壓。七十年代,看實所每天每天已吃九兩糧,而收容站、遣送站卻仍然只有八兩。我們坐過看守所的人,都清楚這種無究無盡的饑餓的可怕滋味。與這種收容站、遣送站相比,令全中國和全世界談虎色變的勞改隊,則簡直是天堂。往往有人編造自己的罪狀,希望儘快判刑,被送往勞改部門。

而其中的收審站,則往往與看守所在一起,但其秩序,往往比看守所更亂。七十年代中期,我被關在南京市娃娃橋看守所,樓上是收審站(全名南京市收容審查站),其中被關押人員,許多被關時間已達二、三年,最長的近五年。收容站中也有各方面的人,但農民占很大比例。尤其收容站、遣送站,全是”盲流”,其中,農民占多數。而這些收容站、遣送站、收審站的設立,沒有任何法律依據,我問過有的公安人員,設立這種收審站有什麼法律依據,他們也承認沒有。此外,中共還用其他方法對付盲流。

一九五九年,搞人民公社,大躍進,在風調雨順的年代,製造了人為的””三年自然災害”,安徽省餓死的人成千成萬,據有關估計,達總人口的三分之一。有許多鄉村,人口死絕,赤地千里。而且有時莊稼就長在地裏,沒人收割,而人卻餓死。這是中共統治下前無古人的奇特現象。安徽農民大批往外逃荒。於是,政府就組織民兵,在車站、碼頭、路口、交通要道,扛槍巡邏,設置關卡,碰到逃荒的,就抓起來。許多人抓起來後,被活活打死。中共政權以比中世紀封建更殘忍得多的手段,強迫農民固著於土地之上。

及至目前,進城打工的上億農民,仍然被固定於農業戶口中,依然在生活、居住、就業、教育等城市生活的各個方面,備受歧視。沒有城鎮戶口的各種合法權利。他們幹著城市中最重、最髒、最累的活,卻拿著最低的工資。並且享受不到應有的勞保福利,包括住房、醫療,失業保障及其它的一切。他們的子女在城市中沒有受教育的法定權利,為各教育機構拒收,他們被迫化很高的”贊助費”,使自己的子女進公立學校上學。沒有門路,化不起贊助費的,則被迫送回農村或失學在家,成為都市文盲的新來源。這種贊助費,一般超過農民在城市打工一年甚至二年的工資。

在幾十年的時間內,中共政權把農村置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恐怖統治之中,建國初,中共就用大批殺人及批鬥等辦法,在農村造成一種恐怖氣氛,大批並無劣跡的地主,僅僅因為土地多而被槍殺,其中包括一些難得的人才。離我家十五裏到二十裏路的地方,就有一個我國航空界的元老,一個捐自己家產創辦富陽中學的老教育家被殺。一個中醫骨傷科的專家,我國知名的骨傷科寶貝,也差點被殺,因為醫好了解放軍一個師長的病,才免於死刑。那個航空界元老,還留學法國,保護過周恩來,抗戰時當國民黨空軍顧問,抗戰後回家種田當農民,相信和贊成共產黨的政策,把土地分給農民,全縣農民一致稱讚,結果卻被中共殺了。連周恩來也救援不及,為之可惜。此外還有許多無辜的人被衝擊。

以後,又不斷搞階級鬥爭,甚至及到今天,中共政權仍然任意地、粗暴地對待農民,任意吊打、捆綁、剝奪人身自由,批鬥、示眾,拆毀住房,搬走或毀壞財物,剝奪糧食及生產、生活資料。包括用上述方法強迫絕育、墮胎等等。他們粗暴地用暴力鎮壓農民的一切反抗。他們強制壓低農產品價格及農村鄉鎮工業品價格,提高城市手工業品價格,擴大剪刀差,對農民進行粗暴地掠奪和剝削。由於中共的極端無能,他們的工業生產效率低下,因此,維護中共政權及保持經濟發展的財政來源,歸根到底主要來源於這種剪刀差,來源們對農民的掠奪和剝削。

文革中,工廠全面停工,但工廠,城鎮、國家仍得以生存,也全賴於農民。中共執政後,中國農民處境之悲慘,在人類歷史上也是空前的,在合作化以後及到改革開放,農村貧困地區每年都餓死人,在人為製造的”三年自然災害”中,則是全國性的死人,餓殍遍地。餓死的農民總數達幾千萬, 按官方的人口統計資料,估計達三四千萬。

由於中共政權的空前專制腐敗,中國農民日益覺醒,六四大屠殺,使中國農民與全國人民一樣,從此站到了反對中共政權的一邊。近年來,農民對中共的反抗越來越強烈,農村民變蜂起,動輒發生幾千人幾萬人的騷亂,其規模和數量,都超過城市地區。據中共有關統計,去年農村地區發生騷亂二萬多起,最近,國內中共內部資料報導了喬石在廣東的講話,嚴厲警告,由於中共腐敗,農村一些地區農民造反的條件已經成熟,海外媒體也作了報導。對中共來說,農村地區的形勢是爆炸性的,極其嚴峻的。

在中國結束一黨專制,實現自由、民主,歸根結底取決於中國人民的絕大多數。中國農民的覺醒,是中國自由民主事業的福音。對自由民主事業有著極其重大的意義。

一九九八年六月八日(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不代表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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