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4日訊】趙紫陽逝世引起的政治風波仍然在擴大，這一點可能是北京決策當局所料未及的。他們顯然希望八寶山能成為告別這場噩夢的終點，但是，他們錯了。在愈演愈烈的抗議和悼念浪潮中，趙紫陽先生的舊部、朋友，成為最引人矚目的力量之一。這些年屆古稀的老人，終於徹底站起來了，在他們的晚年，藉著趙紫陽的政治悲劇，成為政治良知的代言人。他們證明了自己無愧於趙紫陽的朋友，無愧於早年對中國自由和解放的理想，更無愧於我們這個時代；或者說，他們真的應該使我們這個時代感到羞愧，使這個充滿年輕的名利之徒的時代感到羞愧。趙紫陽先生在九泉之下應該為這些名字感到安慰，胡績偉、李普、李銳、彭迪，更不用說鮑同和林牧等人了。我相信，隨著清明節和六四的到來，會有更多的人站起來，為趙紫陽，為這個彎曲背謬的國家和時代，也為自己。人們容忍太長時間了，也沒有時間再等了。
在這些老人中，胡績偉、李普、李銳三位老先生是我比較熟悉的，特別是胡績偉先生和李普先生，我們還有過一段時間的朝夕相處。這次使我特別感動的是李普先生。因為胡績偉先生能站出來發言，是我意料之中的。而李普先生的政治態度一直比較溫和。不過仔細回想，也應該在意料之中。
李普先生是一位很和善、幽默的老人，他的人生經歷也非常坎坷，但他談起來卻非常平靜。李普先生的夫人叫沈容，她談起一家人在文革時期的遭遇，讓我感到非常難過。李普先生的祖上與曾國藩的湘軍有密切的關係，他是湖南人。抗戰以後他在湖南「參加革命」，後來到重慶新華社，與周恩來等在一起工作。「解放戰爭」時期曾作為「劉鄧大軍」的隨軍記者，從此與劉伯承建立了長期的友情。1949年以後，他在中南局、中宣部、新華社工作，離休前是新華社副社長。李普先生也是1989年上街支持學生的兩位部長級幹部之一，因此六四後受到過批評，後來在李瑞環等人的建議下才勉強過關。
李普先生用「曾與美人橋上別」（劉禹錫詩）來形容自己的一生：早年追求民主和自由，中間卻陷入了反民主、反自由的政治運動幾十年，晚年又重新開始追求民主和自由。他說的「美人」，就是指「民主和自由」。事實上，「曾與美人橋上別」，幾乎是林彪事件以來、文革以來，特別是六四以來，中共黨內高知中的開明人士共同的經歷，包括已故的李慎之先生，和原中宣部部長朱厚澤先生、以及趙紫陽的朋友杜潤生先生。不過李普先生總是謙虛地說自己相比之下是後知後覺者，他說自己在反對「兩個凡是」的時候才剛剛有些清醒，但真正的「覺悟」是最近這十幾年發生的，他還特別感謝這些年與李銳等朋友的交流使他「獲益匪淺」。
李普先生在中南局工作的時候與趙紫陽就經常有來往，他回到北京以後，趙家也常有人走動。所以這次他站出來為趙紫陽說話，也確實是情理之中的。在這之前，李普先生也寫過一些非常有影響的文章，代表了他已經踏上了回歸自由的旅程。如為《歷史的先聲》所寫的序言，以及《悼慎之——我們大家的公民教員》等。我這裡想特別介紹一下後面這篇文章，它引發了一場李普先生與中宣部之間的爭論。我認為這場爭論不僅代表了李普先生反思的深度和爭取自由了那種勇氣，也應該是具有代表性的一起文化事件。
我們先看看中宣部新聞局的一份文件。這份文件是我無意中看到的，作為研究資料，我做了保存。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這份文件的來源暫時不便說明。
供領導同志參閱
新聞 閱 評
第343期
中宣部新聞局 2003年7月4日
炎黃春秋文章說魯迅「站到蔣介石國民黨那邊去了」是錯誤的
炎黃春秋2003年6月號刊登李普寫的《悼慎之——我們大家的公民教師》一文中說：「胡適開了第一炮，」「中國現代史上第一次由知識份子發起的人權運動，是中國的政治自由主義與國民黨專制政府的第一次衝突。」結果，胡適被警告，新月書店被查封。「魯迅本來應該是盟友，至少他可以保持沉默，不料他卻站在這些人權派背後放冷箭，客觀上站到蔣介石國民黨那邊去了。」文章還說：「瞿秋白、魯迅《王道詩話》中引用英文《字林西報》所載胡適談話中說：」任何一個政府應當有保護自己而鎮壓那些危害自己的運動的權利『，這句話本身固然站不住腳，而且』權力『與』權利『也分不清。他們都是文化』泰斗『，犯這樣的錯誤不是也應當補課嗎？「他提出現在的高級知識份子也應該補」人權課「。
閱評員認為，無論是對封建主義，還是對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反動派，魯迅都堪稱勇敢的鬥士。這篇文章百般吹捧胡適，而說魯迅「站到蔣介石國民黨方面去了」，是錯誤的。對於胡適所講的人權，瞿秋白於1933年3月6日在《申報。自由談》發表《王道詩話》，揭露他是用人權粉飾反動統治，是得到報酬的。（新聞閱評小組）
本期加發：炎黃春秋雜誌社社長杜導正
報：中央宣傳思想工作領導小組成員、本部領導
總第6249期 責任編輯：柴全經
這是一份具有時代特徵的文件，它表明了中國最高領導人及其發言人告訴世界「我們不存在新聞審查」、「媒體是獨立的」等說法，是一種政治謊言。面對這種壓力，李普先生通過《炎黃春秋》轉了一份回信，這份回信是這樣寫的：
《新聞閱評》第343期對《炎黃春秋》所載拙文提出批評，我即感到高興，也感到遺憾。我高興的是：此前有關方面凡有某人對某報刊某文有不同看法隨即電話下令處置，而不見文字，至少在下面這種意義上，這次是一個進步：它使我能進一步思考我的觀點，並且寫出我來讓有關同志知道分歧所在。我遺憾的是：這種「閱評」方式本身、特別是此次針對拙文的閱讀意見，不僅不利於自由地討論真理，更可能把單純的學術問題無限擴大，而這一點，在中國當代歷史上是有著沉痛而深刻的教訓的。
首先，拙文關於魯迅和胡適的評價完全是學術上的，而這一問題也在思想學術領域一直存在爭論，在諸如此類的問題上見仁見智是學術研究的內在要求。退一步說，拙文並沒有否定魯迅的偉大，而僅僅就他在胡適等人發動的反對國民黨蔣介石一黨專政、個人獨裁的人權運動一事中的某些反應提出質疑，拙文強調的是，在這一個別事件中，魯迅確是「在客觀上站到蔣介石國民黨那邊去了。」顯然，否定「一個指頭」不等於同時否定其他「九個指頭」，這應該是邏輯上的基本常識。
其次，廿一世紀是和平與發展的世紀，民主與人權必將大大發揚。近年來學術研究和政治文明的某些進展也表明，我們必將大大地提高對人權問題的重視。近年來，中國政府逐步參與並鼓勵憲法知識和人權知識的研究與學習，這是一個值得鼓勵的進步。在這種意義上，政府官員和「高級知識份子補人權課」不僅是政治現實，也是建立政治文明國家的內在要求。「談人權而色變」代表了一種非常落後的觀念，這種觀念不僅早已被「高級知識份子」所拋棄，更因中國政府在上個世紀90年代逐步參與國際人權領域的對話和研討而被國家政策所否定。與上述判斷密切相關的問題是，我相信我們必將大大提高對胡適的評價。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人權研究在學術領域早已經不存在禁區，而拙文僅僅是從學術文化層面對此提出一些簡單的看法，對這一看法進行某種政治暗示是沒有必要的。
最後，我以為汲取歷史的教訓是非常重要的。我國從五十年代初期批判《武訓傳》開始，接著批判俞伯平對《紅樓夢》的研究，批判胡適思想，最後發展到十年浩劫。其顯著的共同特點一是用政治帽子解決學術爭論，二是一邊倒，不許反駁，害怕辯論。我建議開展學術上的爭論，也歡迎就拙文的觀點繼續進行理性的討論。
李 普
我不想全文引用李普先生《悼慎之——我們大家的公民課教師》一文，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在網絡上查找閱讀。但我希望這封回信值得人們保存下來。也許未來的人們，以及那些生活在「1984年」以外的世界的人們，不能理解這封信的價值，不理解「中宣部」所代表的那種恐怖力量。對於中國知識份子來說，特別是對於像李普這樣黨內高級知識份子來說，他的辯論是非常了不起的。他不僅在捍衛一個黨員說真話的權利，更是在捍衛一個公民的基本人權，一個知識份子言論自由的權利。而他所面對的，是一個已經日益法西斯化的最高權力。焦國標先生對中宣部的批評是一種傳統式的調侃（我無意否定焦文的價值），他把自己放在雜文語言所構建的那種文化退路中。李普對中宣部的回信是一絲不苟、條分縷析的辯論。這一辯論再沒有下級對上級、或失意文人對朝挺的抱怨和雜文式的嘲諷，而是完全站在現代公民權利的立場上為基本人權申辯。這一點正如他在《悼慎之——我們大家的公民課教師》一文中所說的：「實際上就是要變中國人現有的『子民心態』為『公民意識 』」。
我與李普先生和沈容阿姨已經近一年沒有見面了。值此新春佳節之際，更加想念他們，想念我們一起在海邊度過的那些日子。這些天李普先生為趙紫陽逝世所發出的那些評論，我看得熱淚盈眶。我多少能感受老先生心中的那種悲憤、難過和堅強。遺憾的是，由年輕的名利之徒控制的國家不能也不配感受這些。由於我的疏懶，也考慮其他一些因素，我在出國前也未能到家中話別，現在想來真是慚愧。在與他們交往的過程中，我一直在思考「曾與美人橋上別」所代表的那種命運。事實上這些老人不僅在文化上早就思考過我們正在思考的問題，而且在「公民素質」方面，也遠非我們這些驕傲的一代所能比擬。他們身上的那種溫和、當年的那種合作精神和晚年的勇毅，特別是自我反省的精神，是我們不具備的，更是我們時代真正的精神財富。那些苛責這些老知識份子的人可能不明白，這些黨內的高知站起來不僅要超越我們並不擁有的體制約束（包括利益約束），更要超越幾十年的人生經驗和文化負擔。想想自由派知識份子海內外的紛爭就足夠讓我們羞愧了。在這羞愧之餘，我願意向李普先生所代表的那種大知大覺的力量，表達我深深的敬意。
2005年2月10日星期四
原載議報論壇(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