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8日訊】行爲藝術家高氏兄弟創造了一件極具震撼力的藝術作品：他們組織了一百五十多個陌生的朋友來到濟南北郊的黃河邊上，讓大家兩個一組，隨意組合，互相擁抱。他們把這個作品命名爲“擁抱”。在這一過程中，他們拍攝了各種各樣的人們擁抱的照片：有的熱烈，有的勉強，有的靦腆，有的尷尬，有的僵硬，有的自然……真是千姿百態、不一而足。此後，高氏兄弟還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組織各類人群參與相似的“擁抱”。其中，有圈子內的藝術家，有都市的時尚白領階層，也有來自偏遠農村、生活在城市邊緣的建築工人……人與人之間的生存狀況千差萬別，但人們對“擁抱”的需求卻有驚人的相似。“擁抱”的欲望蘊含在每個人的心靈深處。長期被忘卻的“擁抱”，理應是我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因此，高氏兄弟所做的，與其說是“發現”，不如說是“喚醒”。由這個特殊的“作品”引申開去，高氏兄弟還倡議每年專門設立一天作爲“擁抱日”：在“擁抱日”這一天，在都市的街道上、在鄉村的集市中、在漫漫的旅途上、在告別與聚會的瞬間乃至在一切有人煙的地方，所有的人都能夠敞開懷抱去擁抱他們所遇到的熟悉的人和陌生的人，並真誠地祝福對方幸福和快樂。
在我看來，“擁抱”與其說是一種遊戲活動，毋寧說是一次直面我們內心世界的契機；“擁抱”與其說是高氏兄弟創作的一件藝術作品，毋寧說是他們倆開給自己、也開給我們大家的一張心靈的“藥方”。“擁抱”昭示了我們的皮膚和心靈的饑渴狀態，“擁抱”凸顯了當下文化的困乏和荒寒，“擁抱”更是展現了一種健康美好的生命方式。
二十世紀是人類科技發展最爲迅猛的世紀，也是人類最殘酷地殺戮同類的世紀。血腥與暴力成爲時代的“主潮”，他人成爲“我”的地獄。心靈的墮落導致社會悲劇的誕生。我們與外部世界的關係被嚴重地扭曲了：我們不再相信愛，也就得不到一絲一毫的愛。我們像刺蝟一樣，用濃密鋒利的刺來與另一隻刺蝟保持相當的距離，我們怎麽能夠獲得溫暖呢？在一齣著名的荒誕派戲劇裏，生動地描述了現代人生存的困境：一男一女兩個陌生人，在擁擠的地鐵車廂中邂逅了。剛開始，兩個人各看各的報紙，誰也不說話。後來，由於一個偶然的機會，兩人開始攀談起來。經過一番交談，他們才發現，原來他們都居住在同一個街區。再追問下去，他們居然住在同一棟公寓樓裏。再順藤摸瓜地問下去，兩人越來越驚訝，不約而同地詢問對方的房間號碼。當他們異口同聲地報出號碼來時，觀衆大吃一驚–他們倆的房間號碼居然一模一樣。原來，這一男一女居住在同一片屋檐下，他們是一對已經結婚二十年的恩愛夫妻。這個看似荒誕不經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卻是極其真實的，它揭示出了人與人之間冷漠而孤絕的現實關係。
沒有愛的人生是可怕的人生。美國“垮掉一代”的代表作家凱魯阿克，一生都在路上奔波。走遍天涯海角，他試圖尋找愛、尋找擁抱。凱魯阿克在日記中寫道：“我在黑暗中行走，除了屬於自己的瘋狂的自我，沒有人能夠幫助我，我想與遠在天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聯繫，還想問問老麥克維爾，他是不是仍然那麽沮喪，還有托馬斯•沃爾夫，我要問問他爲什麽三十八歲就死去。我不想放棄，我發誓決不放棄。我將在叫喊和大笑中死去。”他想擁抱古人，古人卻在墳墓之中。世界上真的沒有一個值得擁抱的人嗎？一直到死，凱魯阿克始終無法證明愛的存在與愛的可能，跟絕大多數同代人一樣，他們在這個無愛的世界上痛苦地呻吟著。二十世紀下半葉，人類的文學和藝術就如同一座座死火山，內心堅硬而冰冷，且遙遙對峙著。西方人爲他們信仰的動搖而困惑，中國人卻在根本就沒有信仰的境遇中像野獸般相互撕咬。當代西方的文學藝術在對信仰的質疑中苦苦掘進，而當代中國的文學藝術卻人性的黑暗與殘酷中狂歡，正如劉小楓在《拯救與逍遙》中所說：“人類歷史不知經歷了多少荒涼時代。如果因爲歷史造就了荒涼，詩人和哲人就有理由稱頌荒涼，詩人的歌唱、哲人的思索又有什麽意義？詩人和哲人存在的意義就在於通過祈求意義的活動超越人性的孤立處境，而不是加強感覺的荒涼。二十世紀代不少詩人和哲人自動放棄禱告、拒絕希望、信仰和愛，只表明他們的靈魂已然荒涼，除了荒原的事實，只得到一片實存情緒的紅色荒漠。”十多年前，崔健唱出了“一無所有”，爲什麽這首崔健本人並不看好的歌卻引起了如此巨大的共鳴？因爲我們在精神上確實“一無所有”。
這種“一無所有”也深刻地體現在當代中國文化的各個領域之中。小說詩歌越來越“寒荒化”，學術研究越來越“寒荒化”，先鋒藝術更是將“零度元素”作爲核心的表現符號–這一點在行爲藝術中尤其明顯。雖然我對當代中國的行爲藝術瞭解不多，但據我有限的一些瞭解，相當大一部分的行爲藝術作品都讓人“目不忍睹”：從表演吃糞便到炫耀吃死嬰，從屠殺雪白的鴿子到割開自己的血管，從在赤裸的身體上進行各種“天書”般的繪畫到大肆使用納粹和毛澤東時代的象徵符號……他們以“大話”爲深刻、以殘酷爲時尚、以醜惡爲審美、以“性表演”吸引眼球、以“自虐狂”闡釋哲學、以“爲人之不敢爲”而暴得大名。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今天中國的行爲藝術已然走火入魔。當然，在背後支撐著這一切行徑的還是金錢的力量，正如高氏兄弟在《中國前衛藝術狀況》一書的序言中所說：“金錢是酵母，是春藥，是動力，是手段，更是目的。金錢的魔力人人皆知。金錢不僅可以使藝術變得豔俗，同樣可以使批評變得浮誇。凡高爲藝術受苦受難的神話早已成爲今天藝術暴發戶酒後逗樂的笑料。美元、市場才是我們時代的神話，金錢才是衡量藝術成功與否的標誌。”在藝術的原創力和想像力上，中國的藝術家們遠遠比不過西方的藝術家。那麽，怎樣才能讓自己迅速在西方暴得大名、獲得美元呢？他們發現了一條終南捷徑：那就是大肆採用暴力元素，將西方人“震住”–就好像當年要入夥梁山，就得先殺掉一個人，將他的頭顱作爲 “投名狀”一樣。據說，一位中國藝術家到紐約之後，爲了擺脫窮困的狀況，靈機一動，便以一件名爲“狗咬人”的行爲藝術而一舉成名：他在自己的屁股上塗上果醬，然後躺在地上讓一條大狗在自己的屁股上猛咬一口，再拍下鮮血淋漓的照片高價出售。我在感歎西方人的“愚昧”的同時（這種“愚昧”部分的是因爲文化上的阻隔和誤會），更是厭惡這類東方藝術家的卑劣（他們究竟是在創造藝術，還是在侮辱藝術呢？）。某些前衛藝術家振振有詞地說：我們是用淩辱或殘殺生命的方式來凸現生命的寶貴和生命的尊嚴，我們是用誇張和渲染極權主義象徵物的方式來解構極權主義的內涵。對於這類說法，我無法給予認同–否則的話，希特勒、史達林和波爾布特之流，豈不成了最偉大的行爲藝術家？
加繆在《反抗的人》中寫道：“從薩德到我們今天，唯一的進展是越來越擴大了一個狹小的地域，即否棄了上帝的人按照自己的法則野蠻殘忍地統轄著的地域。人們不斷朝前推進針對神性而築的戰鬥堡壘的邊界，直到把整個世界變成一座監獄，這是一座反對已喪失了權能並已被放逐的上帝的監獄。在這個反抗對極限上，人把自己監禁起來；人的最大自由僅僅成了建造惡的囚牢，從薩德的悲劇性城堡到集中營，都是這種最大自由的成果。”人類不僅囚禁了自己，人類已然走到了懸崖的邊上。心靈的豐富和高貴，並不一定與經濟的發展、科技的進步和制度的更替同步。二十世紀以來的人類，真的活得比以前的人類好嗎？在穿透了荒謬的本質之後，加繆認識到必須找回丟失的愛，必須與愛人一起擁抱著才能將石頭推到山頂。而比西方人更爲淒慘的是，中國人不是失去了愛，而是從來就不知道何爲愛；中國人不是放棄了信仰，而是一直被“僞信仰”所擺佈；中國人不是失去了擁抱的能力，而是迄今爲止都沒有獲得過擁抱的“高峰體驗”。我們太缺少擁抱了，長期以來，我們的肌膚處於饑渴的狀態，我們的心靈也陷入孤獨的困境。我們不會輕易地去擁抱別人，也不願與他人分享生命的歡樂與憂傷。受到一次傷害之後，我們便將所有人都設想爲敵人；經歷一次欺騙以後，我們便將所有人都定義爲騙子。日復一日地，我們猜忌別人、懷疑別人，殊不知自己也受到了同樣的猜忌和懷疑。我們的信任像花朵一樣凋謝，我們的真誠像月光一樣黯淡。我們把自己柔弱的心靈隱藏在堅硬的外殼之內，從而逐步斬斷了與外部環境的交流渠道；我們把所有的言語和行爲都染上一層濃重的保護色，不讓他人洞悉自己的真情實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高氏兄弟的“擁抱” 給我們展示了沙漠中的一塊綠洲。如果沒有高氏兄弟的“擁抱”，人們也許依然不知道自己肌膚和心靈都處於極度的饑渴之中–而饑渴意味著極端的危險。
我認爲，高氏兄弟的“擁抱”不僅是一件藝術作品，而且是中國當代思想史和心靈史上的一個不可忽視的事件。高氏兄弟向我們呈現了擁抱的狀態，而擁抱其實是一種呼喚–對愛的呼喚與對神的呼喚，對內心的呼籲、對同類的呼喚以及對宇宙的呼喚。上帝造人的時候就賦予了人以擁抱的本能，回應它，我們才能具備沈魚落雁的美貌和高貴純潔的精神；回應它，我們才能擁有絢爛多彩的生命與至深至遠的幸福。埃及作家馬哈福茲在《自傳的回聲》中寫道：“他從搖籃一直跟隨我到墳墓，他便是愛……愛人或許不復存在，但愛卻永遠不會消失。”沒有人不渴望愛和溫暖，沒有人不珍視信任和關懷。那麽，讓我們每個人首先從自己開始吧：讓岩石一樣的臉龐上綻開迷人的微笑，讓青銅般的胸膛上生長金黃的向日葵，讓高牆倒下，讓門戶敞開，讓肌膚與肌膚之間親吻，讓心靈與心靈之間撞擊。我們給予了，我們富有；我們真實了，我們快樂。走出囚徒的困境，也就走向湧動著生命活力的“真我”。
“擁抱”並沒有完成，在我看來，“擁抱”是一件不可能最終完成的作品。“擁抱”已經不僅僅屬於高氏兄弟，在我看來，它進入藝術界和公共傳播領域之後還將引發更多的回應。因此，我們的“擁抱”，其實才剛剛開始。
作者爲中國作家，現居北京
──轉載自《觀察》網站(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