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18日讯】行为艺术家高氏兄弟创造了一件极具震撼力的艺术作品：他们组织了一百五十多个陌生的朋友来到济南北郊的黄河边上，让大家两个一组，随意组合，互相拥抱。他们把这个作品命名为“拥抱”。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拍摄了各种各样的人们拥抱的照片：有的热烈，有的勉强，有的腼腆，有的尴尬，有的僵硬，有的自然……真是千姿百态、不一而足。此后，高氏兄弟还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组织各类人群参与相似的“拥抱”。其中，有圈子内的艺术家，有都市的时尚白领阶层，也有来自偏远农村、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建筑工人……人与人之间的生存状况千差万别，但人们对“拥抱”的需求却有惊人的相似。“拥抱”的欲望蕴含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长期被忘却的“拥抱”，理应是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因此，高氏兄弟所做的，与其说是“发现”，不如说是“唤醒”。由这个特殊的“作品”引申开去，高氏兄弟还倡议每年专门设立一天作为“拥抱日”：在“拥抱日”这一天，在都市的街道上、在乡村的集市中、在漫漫的旅途上、在告别与聚会的瞬间乃至在一切有人烟的地方，所有的人都能够敞开怀抱去拥抱他们所遇到的熟悉的人和陌生的人，并真诚地祝福对方幸福和快乐。
在我看来，“拥抱”与其说是一种游戏活动，毋宁说是一次直面我们内心世界的契机；“拥抱”与其说是高氏兄弟创作的一件艺术作品，毋宁说是他们俩开给自己、也开给我们大家的一张心灵的“药方”。“拥抱”昭示了我们的皮肤和心灵的饥渴状态，“拥抱”凸显了当下文化的困乏和荒寒，“拥抱”更是展现了一种健康美好的生命方式。
二十世纪是人类科技发展最为迅猛的世纪，也是人类最残酷地杀戮同类的世纪。血腥与暴力成为时代的“主潮”，他人成为“我”的地狱。心灵的堕落导致社会悲剧的诞生。我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被严重地扭曲了：我们不再相信爱，也就得不到一丝一毫的爱。我们像刺猬一样，用浓密锋利的刺来与另一只刺猬保持相当的距离，我们怎么能够获得温暖呢？在一出著名的荒诞派戏剧里，生动地描述了现代人生存的困境：一男一女两个陌生人，在拥挤的地铁车厢中邂逅了。刚开始，两个人各看各的报纸，谁也不说话。后来，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两人开始攀谈起来。经过一番交谈，他们才发现，原来他们都居住在同一个街区。再追问下去，他们居然住在同一栋公寓楼里。再顺藤摸瓜地问下去，两人越来越惊讶，不约而同地询问对方的房间号码。当他们异口同声地报出号码来时，观众大吃一惊–他们俩的房间号码居然一模一样。原来，这一男一女居住在同一片屋檐下，他们是一对已经结婚二十年的恩爱夫妻。这个看似荒诞不经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却是极其真实的，它揭示出了人与人之间冷漠而孤绝的现实关系。
没有爱的人生是可怕的人生。美国“垮掉一代”的代表作家凯鲁阿克，一生都在路上奔波。走遍天涯海角，他试图寻找爱、寻找拥抱。凯鲁阿克在日记中写道：“我在黑暗中行走，除了属于自己的疯狂的自我，没有人能够帮助我，我想与远在天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联系，还想问问老麦克维尔，他是不是仍然那麽沮丧，还有托马斯•沃尔夫，我要问问他为什么三十八岁就死去。我不想放弃，我发誓决不放弃。我将在叫喊和大笑中死去。”他想拥抱古人，古人却在坟墓之中。世界上真的没有一个值得拥抱的人吗？一直到死，凯鲁阿克始终无法证明爱的存在与爱的可能，跟绝大多数同代人一样，他们在这个无爱的世界上痛苦地呻吟着。二十世纪下半叶，人类的文学和艺术就如同一座座死火山，内心坚硬而冰冷，且遥遥对峙着。西方人为他们信仰的动摇而困惑，中国人却在根本就没有信仰的境遇中像野兽般相互撕咬。当代西方的文学艺术在对信仰的质疑中苦苦掘进，而当代中国的文学艺术却人性的黑暗与残酷中狂欢，正如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中所说：“人类历史不知经历了多少荒凉时代。如果因为历史造就了荒凉，诗人和哲人就有理由称颂荒凉，诗人的歌唱、哲人的思索又有什么意义？诗人和哲人存在的意义就在于通过祈求意义的活动超越人性的孤立处境，而不是加强感觉的荒凉。二十世纪代不少诗人和哲人自动放弃祷告、拒绝希望、信仰和爱，只表明他们的灵魂已然荒凉，除了荒原的事实，只得到一片实存情绪的红色荒漠。”十多年前，崔健唱出了“一无所有”，为什么这首崔健本人并不看好的歌却引起了如此巨大的共鸣？因为我们在精神上确实“一无所有”。
这种“一无所有”也深刻地体现在当代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之中。小说诗歌越来越“寒荒化”，学术研究越来越“寒荒化”，先锋艺术更是将“零度元素”作为核心的表现符号–这一点在行为艺术中尤其明显。虽然我对当代中国的行为艺术了解不多，但据我有限的一些了解，相当大一部分的行为艺术作品都让人“目不忍睹”：从表演吃粪便到炫耀吃死婴，从屠杀雪白的鸽子到割开自己的血管，从在赤裸的身体上进行各种“天书”般的绘画到大肆使用纳粹和毛泽东时代的象征符号……他们以“大话”为深刻、以残酷为时尚、以丑恶为审美、以“性表演”吸引眼球、以“自虐狂”阐释哲学、以“为人之不敢为”而暴得大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今天中国的行为艺术已然走火入魔。当然，在背后支撑着这一切行径的还是金钱的力量，正如高氏兄弟在《中国前卫艺术状况》一书的序言中所说：“金钱是酵母，是春药，是动力，是手段，更是目的。金钱的魔力人人皆知。金钱不仅可以使艺术变得艳俗，同样可以使批评变得浮夸。凡高为艺术受苦受难的神话早已成为今天艺术暴发户酒后逗乐的笑料。美元、市场才是我们时代的神话，金钱才是衡量艺术成功与否的标志。”在艺术的原创力和想像力上，中国的艺术家们远远比不过西方的艺术家。那麽，怎样才能让自己迅速在西方暴得大名、获得美元呢？他们发现了一条终南捷径：那就是大肆采用暴力元素，将西方人“震住”–就好像当年要入伙梁山，就得先杀掉一个人，将他的头颅作为 “投名状”一样。据说，一位中国艺术家到纽约之后，为了摆脱穷困的状况，灵机一动，便以一件名为“狗咬人”的行为艺术而一举成名：他在自己的屁股上涂上果酱，然后躺在地上让一条大狗在自己的屁股上猛咬一口，再拍下鲜血淋漓的照片高价出售。我在感叹西方人的“愚昧”的同时（这种“愚昧”部分的是因为文化上的阻隔和误会），更是厌恶这类东方艺术家的卑劣（他们究竟是在创造艺术，还是在侮辱艺术呢？）。某些前卫艺术家振振有词地说：我们是用凌辱或残杀生命的方式来凸现生命的宝贵和生命的尊严，我们是用夸张和渲染极权主义象征物的方式来解构极权主义的内涵。对于这类说法，我无法给予认同–否则的话，希特勒、史达林和波尔布特之流，岂不成了最伟大的行为艺术家？
加缪在《反抗的人》中写道：“从萨德到我们今天，唯一的进展是越来越扩大了一个狭小的地域，即否弃了上帝的人按照自己的法则野蛮残忍地统辖着的地域。人们不断朝前推进针对神性而筑的战斗堡垒的边界，直到把整个世界变成一座监狱，这是一座反对已丧失了权能并已被放逐的上帝的监狱。在这个反抗对极限上，人把自己监禁起来；人的最大自由仅仅成了建造恶的囚牢，从萨德的悲剧性城堡到集中营，都是这种最大自由的成果。”人类不仅囚禁了自己，人类已然走到了悬崖的边上。心灵的丰富和高贵，并不一定与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和制度的更替同步。二十世纪以来的人类，真的活得比以前的人类好吗？在穿透了荒谬的本质之后，加缪认识到必须找回丢失的爱，必须与爱人一起拥抱着才能将石头推到山顶。而比西方人更为凄惨的是，中国人不是失去了爱，而是从来就不知道何为爱；中国人不是放弃了信仰，而是一直被“伪信仰”所摆布；中国人不是失去了拥抱的能力，而是迄今为止都没有获得过拥抱的“高峰体验”。我们太缺少拥抱了，长期以来，我们的肌肤处于饥渴的状态，我们的心灵也陷入孤独的困境。我们不会轻易地去拥抱别人，也不愿与他人分享生命的欢乐与忧伤。受到一次伤害之后，我们便将所有人都设想为敌人；经历一次欺骗以后，我们便将所有人都定义为骗子。日复一日地，我们猜忌别人、怀疑别人，殊不知自己也受到了同样的猜忌和怀疑。我们的信任像花朵一样凋谢，我们的真诚像月光一样黯淡。我们把自己柔弱的心灵隐藏在坚硬的外壳之内，从而逐步斩断了与外部环境的交流渠道；我们把所有的言语和行为都染上一层浓重的保护色，不让他人洞悉自己的真情实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高氏兄弟的“拥抱” 给我们展示了沙漠中的一块绿洲。如果没有高氏兄弟的“拥抱”，人们也许依然不知道自己肌肤和心灵都处于极度的饥渴之中–而饥渴意味着极端的危险。
我认为，高氏兄弟的“拥抱”不仅是一件艺术作品，而且是中国当代思想史和心灵史上的一个不可忽视的事件。高氏兄弟向我们呈现了拥抱的状态，而拥抱其实是一种呼唤–对爱的呼唤与对神的呼唤，对内心的呼吁、对同类的呼唤以及对宇宙的呼唤。上帝造人的时候就赋予了人以拥抱的本能，回应它，我们才能具备沈鱼落雁的美貌和高贵纯洁的精神；回应它，我们才能拥有绚烂多彩的生命与至深至远的幸福。埃及作家马哈福兹在《自传的回声》中写道：“他从摇篮一直跟随我到坟墓，他便是爱……爱人或许不复存在，但爱却永远不会消失。”没有人不渴望爱和温暖，没有人不珍视信任和关怀。那麽，让我们每个人首先从自己开始吧：让岩石一样的脸庞上绽开迷人的微笑，让青铜般的胸膛上生长金黄的向日葵，让高墙倒下，让门户敞开，让肌肤与肌肤之间亲吻，让心灵与心灵之间撞击。我们给予了，我们富有；我们真实了，我们快乐。走出囚徒的困境，也就走向涌动着生命活力的“真我”。
“拥抱”并没有完成，在我看来，“拥抱”是一件不可能最终完成的作品。“拥抱”已经不仅仅属于高氏兄弟，在我看来，它进入艺术界和公共传播领域之后还将引发更多的回应。因此，我们的“拥抱”，其实才刚刚开始。
作者为中国作家，现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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