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8日訊】胡錦濤主席、溫家寶總理：
我因著書撰文，表達批判性政見，身陷難獄，已兩載有餘。由於本案係一起特殊政治案件，所有辦案人員均以「執行上級指令」為由，推諉責任，甚至在法庭上公然剝奪我的辯護權。為此，我不得不直言上書，坦陳己見。
我畢生恪守「不沾官，不從政」，始終以民間的建設性批判立場表達異見；一貫奉行「不對抗、不依附、不結社」的行為準則；力主「全民和解，共同妥協，民主無類，雙勝都贏」，用合作方式有秩序地推動國家民主化進程的政治理念；倡導「針對問題不針對人，分析事實不武斷立場」的新文明理性批判；並為之撰寫發表了上百萬字的著作與文章。但令人遺憾的是，司法部門竟支解、分離出其中8篇批判社會主義階級鬥爭意識形態及其錯誤實踐的文章，對我進行兩次重複起訴，5次延期審理，僅在法院就羈押了我1年之久，致使我的身心飽受折磨，最終法院竟以青島市委宣傳部一紙「審讀意見」，冠我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強判有期徒刑3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書寫了21世紀中國懲罰純粹「思想犯」的經典案例。
這一經典案件的示範意義究竟是什麼？走向現代化的中國，公民有沒有對主流意識形態異議的權利？一個國家可以有兩種不同的制度，怎麼就容不得人民有兩種不同的政治主張？僅僅表達了不符合「四項原則」的言論，何以就構成了「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在我960萬平方公里的中土，有成千上萬的人都在唱讚歌，難道就不容得一個持批判立場表達異見的人嗎？「龍的傳人」們究竟要作繭自縛、戴著精神枷鎖生活多久？
批判本是再認識的過程，遵循分析思維的「澄清原則」，而不是盲目的否定。政治批判來源於哲學上的分析思維。只有一個哲學上的分析時代，才能推動一個政治上的批判時代；也只有一個政治上的批判時代，才能激發出一個科技上的創新時代。我們這個民族，至今沒有經歷批判時代的洗禮。美國之所以能在科技領域始終保持領先地位，謎底不僅在於資本機制推動的社會競爭，更在於它的人民是批判的群體，它的國會是批判的大腦，它的媒體是批判的喉舌。批判顛覆不了美國的制度，反而成為了他們不斷創新的國家精神。美國的教育，從小就培養學生的異議意識，引導學生崇尚冒險、實驗與批判的價值取向。百年大計，教育為先。我國教育落後的癥結，不在於是否實行了素質教育，而在於從小就培養學生學唱讚歌，崇信教條，做馴服工具和承襲、積累已然的知識結論。所謂三好學生，都是聽話的乖孩子，這從教育的出發點上就羈絆了學生的批判思維與異議能力。我們有多少創新性的人才，從小就被這種裹足型的教育範式扼殺在搖籃裡了。而我國的輿論媒體，則推波助瀾地成為了褒獎媚頌的功利主義導向。尤其是關押、審判異議人士，更是扭曲了全社會的價值取向。即使國家實行了素質教育，又怎麼可能讓裹著足的三好學生，與連鞋子都揚棄了的小比爾．蓋茨賽跑呢？難道我們的政治精英們真的沒有讀懂，美國的強大（我們可以不認可美國的完美，但卻無法否認他的強大），是與他們的人民敢於開誠佈公地批判政府，和政府勇於開誠佈公地容納批判分不開嗎？人類社會發展事實一再印證，誰擁有最徹底的不斷批判與更新的國家精神，誰就會創造出最先進的自由制度與科技體系，誰就無庸置疑地會領銜、影響全世界。這就是「明治維新」的日本，為什麼會戰勝大清帝國；冷戰末期的聯邦德國，為什麼會吞併民主德國；當今時代的美國，為什麼會成為「世界警察」的原理。任何國家都是社會生物，一旦強大，就必然要伸張手腳，拓展空間，釋放能量，稱雄世界。中國亦然，概莫能外。
萬眾媚頌，並不是興旺發達的象徵。這一點朝鮮、古巴、前伊拉克都能做到，但他們做不到的是科技領先！而僅僅謀求科技發展，那是捨本求末，學形忘神。當年李鴻章、袁世凱，慈禧太后都興過「洋務」，但政治保守，棄不得祖宗的教條，又豈能安邦強國。今日中國雖引進了資本機制，取得了令傳統社會主義制度望洋興嘆的經濟成就，但與先進國家比，在激勵人的自由創造性和科技發展能力方面的差距，較之滿清時代毫不遜色。中共卻依然在意識形態領域拒絕批判，封殺異議，獨攬朝綱。滿清後期尚能崛起「君主立憲」、還是「民主共和」之爭；北洋政府都允許民間辦報；蔣介石再獨裁也還容納了魯迅。而21世紀的今天，自稱要與時俱進的中共，竟不允許民間對19世紀西方舶來品──社會主義──說個「不」字，豈不授天下以笑柄。中共指責法輪功的信仰崇拜不允許批判是反科學、反人權的，卻將自己的信仰崇拜硬塞進憲法，並借刑法暴力強制所有公民一致信守，人類歷史上有哪個政治集團如此敢冒天下之大不韙？
我國已提出了要進行「思維創新，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的口號，無論在何領域，不容許對已有的原則和結論進行批判，一切創新都是空談。批判是民族創新的不竭之源。如果馬克思不是採取了「懷疑一切」的批判態度，又怎麼可能創立他的社會主義學說？當前，我國政府一面在倡導改革創新，一面又把寫批判文章的人投進大獄，如同一面期待果樹開花，一面又在掘挖果樹之根一樣。它給世人留下的哲理警示，就是徹底封殺國民的批判精神與異議立場。這種用如此殘酷生動的例證、扭曲社會價值取向的做法，其結果就是對民族創新能力的破壞和變革信心的消解。它的反作用是巨大的。執政者可以把所有政治異見人士都囚禁起來，藉以維護100%唱讚歌的所謂「太平盛世」，但同時也就把整個民族的批判精神關進了牢籠；然而，這是遺害千秋萬代的蠢事！100%的讚稱，是100%的假像。昨天的齊奧塞斯庫，今天的薩達姆，都為這種假像的悲劇性謝幕，做出了最好的詮釋。靠壓制不同聲音來「維持」穩定、贏得發展，是在透支全民族的生命。這是嚴重的歷史性犯罪！
今天所謂的全球化時代，其本質就是資本擴張突破主權疆域限制、信息批判衝擊意識封閉的全球化時代。我國經濟改革20多年的成就，不僅緣於自身對計劃經濟的不斷批判，更緣於借鑒西方國家從不斷批判中獲取的財富創造與分配的先進經驗。而我國政治改革滯後之因，也正在於拒絕批判。
那種沒有批判、沒有異議的時代，只能是一種病態的時代。「十年文革」與「兩個凡是」時代就是例證。一種正常的社會、一個健康的政府，不可能不面對政治異議與批判。這是社會生長機理的辯證運動使然。政府應有勇氣面對，有海量包容。如果中共領導集體真是「立黨為公」、以「復興民族為已任」的話，則應責無旁貸地把民族的批判精神推向歷史最高峰和時代最前沿。中國要與時俱進，捨此而莫由！
現在看來，中共只有毛澤東「以階級鬥爭為綱」的一代和鄧小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一代，所謂第三代根本就沒有存在過。華國峰捍衛了對毛澤東的「兩個凡是」。江澤民跟從了對鄧小平的「兩個凡是」，真乃平庸之輩，又怎麼可能稱之為新的一代。我國文人歷來有犯顏敢諫、「豈因禍福避趨之」的風骨與傳統，更何況我一個21世紀高牆之下的負枷難囚，更言無禁忌。但願中共新的領導集體，能獨闢蹊徑，開創出一個崇尚「批判興國」價值觀的真正第三代，而不要再給出一個新的「兩個凡是」時代，即「凡是社會主義的原則就不能批判，凡是共產黨的主張就不能異議」的時代；不要再用意識形態加工政治敵人與思想罪犯。釋放所有用和平方式批判性表達不同政見的異議人士。這是發達民族批判精神和創新意識無法避開的門檻。只有一個能在不斷批判中篩選真知卓見的民族，才會是一個真正有希望的民族。
誰拒絕批判，誰將被批判所淹沒。
「科技興國」只能尾隨西方；「批判興國」才能比肩歐美。
我站在大獄高牆之下，再吶喊一聲：讓我們高揚起「批判興國」的風帆吧！「一旦漲潮，可以送所有的船隻破浪出航。」
牟傳珩
2003年11月6日呈交於山東省第一監獄
（本文是2002年11月《致中共16大公開信》基礎上修改完成的。）
──轉載自《民主論壇》網站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