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18日讯】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
我因着书撰文，表达批判性政见，身陷难狱，已两载有余。由于本案系一起特殊政治案件，所有办案人员均以“执行上级指令”为由，推诿责任，甚至在法庭上公然剥夺我的辩护权。为此，我不得不直言上书，坦陈己见。
我毕生恪守“不沾官，不从政”，始终以民间的建设性批判立场表达异见；一贯奉行“不对抗、不依附、不结社”的行为准则；力主“全民和解，共同妥协，民主无类，双胜都赢”，用合作方式有秩序地推动国家民主化进程的政治理念；倡导“针对问题不针对人，分析事实不武断立场”的新文明理性批判；并为之撰写发表了上百万字的著作与文章。但令人遗憾的是，司法部门竟支解、分离出其中8篇批判社会主义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及其错误实践的文章，对我进行两次重复起诉，5次延期审理，仅在法院就羁押了我1年之久，致使我的身心饱受折磨，最终法院竟以青岛市委宣传部一纸“审读意见”，冠我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强判有期徒刑3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书写了21世纪中国惩罚纯粹“思想犯”的经典案例。
这一经典案件的示范意义究竟是什么？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公民有没有对主流意识形态异议的权利？一个国家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制度，怎么就容不得人民有两种不同的政治主张？仅仅表达了不符合“四项原则”的言论，何以就构成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在我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土，有成千上万的人都在唱赞歌，难道就不容得一个持批判立场表达异见的人吗？“龙的传人”们究竟要作茧自缚、戴着精神枷锁生活多久？
批判本是再认识的过程，遵循分析思维的“澄清原则”，而不是盲目的否定。政治批判来源於哲学上的分析思维。只有一个哲学上的分析时代，才能推动一个政治上的批判时代；也只有一个政治上的批判时代，才能激发出一个科技上的创新时代。我们这个民族，至今没有经历批判时代的洗礼。美国之所以能在科技领域始终保持领先地位，谜底不仅在于资本机制推动的社会竞争，更在于它的人民是批判的群体，它的国会是批判的大脑，它的媒体是批判的喉舌。批判颠覆不了美国的制度，反而成为了他们不断创新的国家精神。美国的教育，从小就培养学生的异议意识，引导学生崇尚冒险、实验与批判的价值取向。百年大计，教育为先。我国教育落后的症结，不在于是否实行了素质教育，而在于从小就培养学生学唱赞歌，崇信教条，做驯服工具和承袭、积累已然的知识结论。所谓三好学生，都是听话的乖孩子，这从教育的出发点上就羁绊了学生的批判思维与异议能力。我们有多少创新性的人才，从小就被这种裹足型的教育范式扼杀在摇篮里了。而我国的舆论媒体，则推波助澜地成为了褒奖媚颂的功利主义导向。尤其是关押、审判异议人士，更是扭曲了全社会的价值取向。即使国家实行了素质教育，又怎么可能让裹着足的三好学生，与连鞋子都扬弃了的小比尔．盖茨赛跑呢？难道我们的政治精英们真的没有读懂，美国的强大（我们可以不认可美国的完美，但却无法否认他的强大），是与他们的人民敢于开诚布公地批判政府，和政府勇于开诚布公地容纳批判分不开吗？人类社会发展事实一再印证，谁拥有最彻底的不断批判与更新的国家精神，谁就会创造出最先进的自由制度与科技体系，谁就无庸置疑地会领衔、影响全世界。这就是“明治维新”的日本，为什么会战胜大清帝国；冷战末期的联邦德国，为什么会吞并民主德国；当今时代的美国，为什么会成为“世界警察”的原理。任何国家都是社会生物，一旦强大，就必然要伸张手脚，拓展空间，释放能量，称雄世界。中国亦然，概莫能外。
万众媚颂，并不是兴旺发达的象征。这一点朝鲜、古巴、前伊拉克都能做到，但他们做不到的是科技领先！而仅仅谋求科技发展，那是舍本求末，学形忘神。当年李鸿章、袁世凯，慈禧太后都兴过“洋务”，但政治保守，弃不得祖宗的教条，又岂能安邦强国。今日中国虽引进了资本机制，取得了令传统社会主义制度望洋兴叹的经济成就，但与先进国家比，在激励人的自由创造性和科技发展能力方面的差距，较之满清时代毫不逊色。中共却依然在意识形态领域拒绝批判，封杀异议，独揽朝纲。满清后期尚能崛起“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之争；北洋政府都允许民间办报；蒋介石再独裁也还容纳了鲁迅。而21世纪的今天，自称要与时俱进的中共，竟不允许民间对19世纪西方舶来品──社会主义──说个“不”字，岂不授天下以笑柄。中共指责法轮功的信仰崇拜不允许批判是反科学、反人权的，却将自己的信仰崇拜硬塞进宪法，并借刑法暴力强制所有公民一致信守，人类历史上有哪个政治集团如此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我国已提出了要进行“思维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的口号，无论在何领域，不容许对已有的原则和结论进行批判，一切创新都是空谈。批判是民族创新的不竭之源。如果马克思不是采取了“怀疑一切”的批判态度，又怎么可能创立他的社会主义学说？当前，我国政府一面在倡导改革创新，一面又把写批判文章的人投进大狱，如同一面期待果树开花，一面又在掘挖果树之根一样。它给世人留下的哲理警示，就是彻底封杀国民的批判精神与异议立场。这种用如此残酷生动的例证、扭曲社会价值取向的做法，其结果就是对民族创新能力的破坏和变革信心的消解。它的反作用是巨大的。执政者可以把所有政治异见人士都囚禁起来，藉以维护100%唱赞歌的所谓“太平盛世”，但同时也就把整个民族的批判精神关进了牢笼；然而，这是遗害千秋万代的蠢事！100%的赞称，是100%的假像。昨天的齐奥塞斯库，今天的萨达姆，都为这种假像的悲剧性谢幕，做出了最好的诠释。靠压制不同声音来“维持”稳定、赢得发展，是在透支全民族的生命。这是严重的历史性犯罪！
今天所谓的全球化时代，其本质就是资本扩张突破主权疆域限制、信息批判冲击意识封闭的全球化时代。我国经济改革20多年的成就，不仅缘于自身对计划经济的不断批判，更缘于借鉴西方国家从不断批判中获取的财富创造与分配的先进经验。而我国政治改革滞后之因，也正在于拒绝批判。
那种没有批判、没有异议的时代，只能是一种病态的时代。“十年文革”与“两个凡是”时代就是例证。一种正常的社会、一个健康的政府，不可能不面对政治异议与批判。这是社会生长机理的辩证运动使然。政府应有勇气面对，有海量包容。如果中共领导集体真是“立党为公”、以“复兴民族为已任”的话，则应责无旁贷地把民族的批判精神推向历史最高峰和时代最前沿。中国要与时俱进，舍此而莫由！
现在看来，中共只有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一代和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一代，所谓第三代根本就没有存在过。华国峰捍卫了对毛泽东的“两个凡是”。江泽民跟从了对邓小平的“两个凡是”，真乃平庸之辈，又怎么可能称之为新的一代。我国文人历来有犯颜敢谏、“岂因祸福避趋之”的风骨与传统，更何况我一个21世纪高墙之下的负枷难囚，更言无禁忌。但愿中共新的领导集体，能独辟蹊径，开创出一个崇尚“批判兴国”价值观的真正第三代，而不要再给出一个新的“两个凡是”时代，即“凡是社会主义的原则就不能批判，凡是共产党的主张就不能异议”的时代；不要再用意识形态加工政治敌人与思想罪犯。释放所有用和平方式批判性表达不同政见的异议人士。这是发达民族批判精神和创新意识无法避开的门槛。只有一个能在不断批判中筛选真知卓见的民族，才会是一个真正有希望的民族。
谁拒绝批判，谁将被批判所淹没。
“科技兴国”只能尾随西方；“批判兴国”才能比肩欧美。
我站在大狱高墙之下，再呐喊一声：让我们高扬起“批判兴国”的风帆吧！“一旦涨潮，可以送所有的船只破浪出航。”
牟传珩
2003年11月6日呈交于山东省第一监狱
（本文是2002年11月《致中共16大公开信》基础上修改完成的。）
──转载自《民主论坛》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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