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24日訊】華人對於政治的冷漠有目共睹，其不僅歷史悠久，幾乎蔓延於整個民族，而且程度之烈令人難以想像無法接受，並走出了國門，在世界範圍內成為辯識華人的基本標準。什麼原因導致了華人對政治如此根深蒂固的敵視？是華人天性如此？還是長期的嚴酷政治環境塑造了華人的這一特性？
我相信人在本性上是沒有區別的，我不相信華人有什麼獨特的人性。我不相信華人與眾不同、會熱愛被壓迫的生活，會反對給自己帶來解放與獨立的自由與民主制度，我相信華人與其他民族的民眾一樣，渴望自主自由自尊的生活，盼望有朝一日由民眾控制政治的過程與發展，從而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而不是永遠被當權者耳提面命。那麼，到底是什麼原因使華人如此畏懼疏離政治呢？！
中國有文字記錄的歷史近三千年，其中二千四百年左右為封建政權統治時期。今天中國仍然在封建專權的黑暗隧道中躑躅，而且尚看不見表明隧道盡頭的一線曙光。
封建專權制度的本質特徵是什麼？家天下或者黨天下。在這樣的國度，政治是皇帝的家事，是獨霸政權的黨的內部事物，任何百姓都無權參與，甚至不允許表示興趣。否則，就是僭越，就是大逆不道、犯上作亂。為了固化這種觀念，大力宣傳各安天命守本分的身份文化的儒教遂大行其道，成為封建政權的重要統治工具，提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綱五常的孔仲尼更被奉為大至聖先師，而儒家有關民本的思想論述卻被遮蔽，認為「民貴君輕；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君之視臣為草芥，則臣視君為寇仇；聞誅一夫紂，未聞弒君也」的亞聖孟子，即使造反的農民起義軍領袖也都視之為亂臣賊子，如果有幸成功篡權登上大寶，更是恨不能將其剝皮抽筋。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就曾為此怒火沖天：這孟老頭兒要是活到今天，老子非把他辦了不可。
現代，三忠於四熱愛等黨文化扮演了當年儒家學說的角色。欺騙性的教化只是封建專權者將民眾排斥在政治之外的、處於第一線的手段，對於無論有意還是無意的冒犯者，他們還有另外一手：萬分殘暴的鎮壓。鎮壓是整個政權的根本支撐，也是欺騙性宣傳的後盾。砍頭剜心剝皮凌遲等酷刑，滿門抄斬株連九族連坐等嚴厲的鎮壓手段，嚇倒了中國人，於是他們心甘情願自外於一切政治活動，向統治者拱手奉上了自己的天然權利。我相信任何在由鮮血與淚水形成的嚴酷的政治文化中浸潤了二千多年的民族，都會在骨子裡對政治懼而遠之。
儘管如此，但每個時代都仍然有勇敢的智者挺身犯禁，這一點在年輕人身上表現得尤其突出。正因為此，中國歷朝歷代都存在著大量的政治血案；巨大的恐懼雖然將民眾對政治的關心和參與的願望壓迫到內心最深處，但人類的政治本性卻無法剔除。一旦有機會，倍受壓制摧殘的參與政治的意願便會噴薄而出。令人遺憾的是，它往往矯枉過正，走上了極端的歧途，甚至被居心險惡者利用來達到他卑鄙的個人目的。毛澤東時代，每隔幾年都會放鬆政治壓迫，煽動民眾的政治熱情，發動大規模的政治運動，以實現他打倒政敵、清除社會中勇敢的智識者的卑劣目的。
不過，僅僅依靠欺騙宣傳和殘酷鎮壓，還並不能造成萬馬齊喑的局面。這裡，華人的「利益理性」起了極其消極的作用，即以眼前的現實利益的損益作為一切言行取捨的標准。鼠目寸光的小農意識或者確實維護了當下的蠅頭小利，但長遠來看，卻從根本上杜絕了發展的可能，從而在本質上損害了全民族每個個體的利益。奉「利益理性」為圭臬，使中華民族錯失了很多次痛下決心犧牲眼前小利，以獲得根本長遠利益的機會。不得不承認，這是我們民族巨大的悲哀。
民主國家政治規則明確，失利者不僅不會被清算，更不會株連親屬，而且有著明確的法律保障；加之民主政治中無代表就不可能最大化本族群和階層的利益的特點，第三代第四代華人移民漸漸淡化了政治恐懼症，逐步克服了世代相傳的狹隘的利益理性。近年來海外華人參政意識空前高漲，參政範圍迅速擴大，參政人數大量增加。
國內，越來越多的民眾也逐漸意識到政治對自己根本利益的重要性，不再沉溺於一時之得失而自外於政治過程，參與意識有了很大提高；與此同時，現實生活和互聯網以及經濟與社會的多元化已經使欺騙宣傳和恐怖威脅在很大程度上失效。在變化了的前提下，政權如果繼續頑固地堅持既往野蠻獨斷壓迫的政治控制手段，就勢必激化矛盾，不僅將給民族造成難以挽回的損失，而且也絕非政權之福。當局者應該迷途知返了。
2005年2月23日修訂於北京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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