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7日訊】一、我對胡錦濤評判的三段曲折
本來我對胡錦濤群體是甚抱希望的。而在這個「本來」之前我還有另一個「本」，就是本來對他們並不抱希望。之所以如此是我對中國社會中的這個群體實在太瞭解了。
胡錦濤群體大學畢業於文革前夕。即六十年代上半期為其大學時期。那是個什麼時代呢？自1962年九月，毛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提出「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理論後，中國社會的政治氣氛陡然嚴峻。文藝界、學術界的各種「批判」運動漸次展開，直至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毛共由階級鬥爭理論推衍出一個重大舉措，就是「培養革命接班人」。為「保證無產階級的紅色江山永遠掌握在可靠的接班人手中」，由於大學畢業生將一律成為國家幹部。其中多數是技術幹部，亦有一定數量將被選入政權執掌階層，毛共政權對大學入學生從1963年開始進行了嚴格的政治篩選。同時對已在讀的大學生進行嚴格的思想塑造。令所有大學生都去作四清工作隊一年。（大學年限因此由四年增為五年）。在大學生中發展黨員，建立政治輔導員制度。將政治思想「好」的學生任命為政治輔導員，由他們去對其他同學進行政治洗腦。那是個政治空氣極為室息的年代。儘管它不像五十年代初的鎮反那麼恐怖，不像五七年反右那麼橫暴，但在校園中對青少年身心的毒害和扭曲是空前的。那時筆者正就讀高中。對此有刻骨銘心的體會和記憶。有的同學為了入團以增加考大學的政治資本，其諂媚班主任、團幹部神態，和在政治學習會上痛罵自己成分「不好」的父母，宣誓要和家庭劃清界線的複雜面部表情都深深嵌印在筆者的腦海之中。當然，筆者當年作為一個家庭有政治問題，又拒絕作政治輸誠的「落後學生」，儘管學習勤奮成績優良亦理所當然地被大篩子篩了下來。胡錦濤們是幸運的。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共太子黨們大多還在讀初中、小學。工農子弟由於家庭學習條件差，甚少可攀登入高等學府。那時亦尚未施行嚴格的政治篩選，以至胡錦濤們能憑成績考入大學。這就使出身「不好」或「灰色」的大學生在校園中占相當比率。再接下來胡錦濤們還可以通過政治上的積極表現進一步脫穎而出，成為學生黨員並繼而被選拔為政治輔導員。胡錦濤們還有一個幸運是他們在文革狂飆起之前畢業離校了。免去了有可能在文革中站錯隊——參加造反派紅衛兵——而被政治出局的下場。胡錦濤們攜著一份亮麗的人事檔案進入了共產黨的體制內。這成為他們今後仕途的起碼的、又是極為重要的基石。我一直不相信在這個群體中會產生民主政治改革家。因為一，他們是這個政治制度的產物和受益者。二、他們本來在性格上就缺乏創新開拓精神，而習慣於依附權勢上承下達。三、他們在青少年時期就被共產黨作了徹底的政治洗腦，人格已被嚴重扭曲。在共產黨專制政治的土壤上，由共產黨的政治肥料所培植出來的豈會是民主之樹，自由之花呢？然而，前兩年來胡錦濤的一些表現使我對自己的這一判斷產生了深深的懷疑。胡錦濤拒絕住進中南海。多麼好的抉擇！中南海這由人民血汗修建的昔日帝王私苑在帝制被推翻後理應回歸作人民公園。而毛澤東等霸佔之，則將其成者為王的封建帝王心態暴露無遺。胡錦濤拒絕住進去說明他有清晰的政治見地。胡錦濤取消北戴河辦公的廉政之舉使之鮮明地區別於以奢華為能事的梳頭總書記江澤民。對涉嫌顢頇處置薩爾斯病的高級官員予以斷然懲處表明他有革新的意識。這些都使胡錦濤在海內外許多人亦包括筆者心目中贏得了好感。尤其還有個消息說胡曾派遣中央黨校代表團訪問北歐諸國，表現出對社會民主主義的興趣，這更令我欣慰莫名。鑒此，我覺得自己以前對胡錦濤的判斷不無偏頗。自古道：「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我怎麼以固定的眼光看人呢？雖然，花叢中亦有雜草。怎麼胡錦濤跑到西柏坡去「朝聖」？毛澤東是什麼貨色胡錦濤還弄不清嗎？然而，滿懷希望者總是自己編製美麗的圖案自我安慰。大概這只是為了顯示自己是正統繼位元者吧，不必對之多作猜疑。我這樣開慰自己。晴天一聲霹靂。胡錦濤在四中全會上秘密講話的披露對我不啻提壺灌頂。我豁然清醒、驟然省悟過來。嗨！這不就還是那個政治輔導員嗎？幾十個春秋過去他仍然保持了政治輔導員的思維和本色啊！我對胡錦濤的判定遂經歷了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回歸到最初對他的評判。胡錦濤在秘密講話中說：「一段時間來，境外敵對勢力、媒體大肆攻擊我們國家領導人和政治制度……敵對勢力總是從輿論入手佔領宣傳陣地。以美國為首的國際壟斷資本集團搞垮蘇聯和蘇共的主要手段是從意識形態入手的。」這些話多麼耳熟啊。突然，我感到時光在飛速倒轉，倒轉到四十多年前。1962年8月，毛在北戴河工作會議上說：「凡要推翻一個政權，首先要製造輿論，搞意識形態，搞上層建築。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哦，這兩段話何其相似。當毛在北戴河的講話傳達下來時，胡錦濤正在就讀大學三年紀，時任政治輔導員，鬥志昂揚、意氣風發。毛的話深嵌在他腦海。四十多個寒暑的塵土風雪都絲毫沒有使這些深藏他心間的真言失去光彩。胡錦濤一旦把它抽出來，仍猶如一道寒光閃閃的達摩克裡斯利劍。無怪乎胡錦濤一接總書記之職，就迫不及待地率部前往西柏坡「朝聖」，原來他是以毛主義的真傳弟子自詡。胡錦濤的秘密講話十分精彩。除毛式語言俯拾皆是外，還對世界公認對蘇聯東歐民主轉型和世界民主格局作出了重大貢獻的戈巴契夫厲聲怒罵。將戈斥之為搞垮蘇聯、蘇共的歷史罪人。至此，一切都真相大白了。胡錦濤，這個前大學校園裡的政治輔導員，是中共黨內新一代最大的政治保守派、頑固派。他咬牙切齒地咒罵戈巴契夫系向世人宣告，他決不做中國的戈巴契夫。所有把中國和平演變寄託於他身上，所有希望他能成為中國戈巴契夫的人都百分之百地失算了、失望了。或許有人還抱有一線希望。胡不是有親民表現嗎？不是在說情為民所繫、權為民所用嗎？別忘了。胡心中的導師毛澤東當年也是滿嘴人民人民的。什麼「人民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虛心向人民群眾學習」、「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云云。胡錦濤的「為民」調只是可用以說明他確得毛澤東的真傳。
二、看到了胡錦濤的政治本質後，我們民主力量該怎麼辦？
將一個專制政權變革為民主體制，其途經無非是兩大類。一類是武裝革命，一類是和平演變。就當代而言，羅馬尼亞是前者，蘇聯和其他東歐諸國是後者。菲律賓馬科斯的倒台和印尼蘇哈托政權的終結也是後者。作為一個中國社會民主黨人，我不主張主動式的武裝革命。因為這不符合社會民主主義的理念，亦不具可操作性。當然我確認民眾在受到專制政權的暴力鎮壓時有武裝抗暴的權利。我傾向的是和平演變。從當代的一些實例來看，和平演變又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當權者比較主動地進行，它表現得比較平緩有序。另一類是當權者在巨大壓力下迫不得已地實行。其過程表現得較激烈亢奮。在東歐，匈牙利是前者，東德是後者。而亞洲的菲律賓、印尼都屬後者。由於胡錦濤群體已主導了中共政權，匈牙利式的和平演變已無希望，剩下的只能是後一類了。也即中國的和平演變不可能是「寧靜革命」，它必須由大規模的民眾街頭政治來催化。只有在民眾的巨大壓力下，胡錦濤們中共新一代保守派、頑固派才不得不棄守他們的專制主義城垣。毫無疑問這種急進式的和平演變是有可能變調為武裝鎮壓和武裝抗暴。這不是我們希望見到的，卻又是我們在思想上應有所準備的。現在海外民運在做什麼呢？可以說，所做的一切都僅僅是促使中共領導層願意實行匈牙利式和平演變而已。無論是辦民運雜誌、民運網站、還是開研討會，發譴責聲明，到中領館門前舉行規模有限的集會等，其給予中共的壓力都是很有限的。有限的壓力只能起到有限的效果。說它促使中共緩進和平演變已經是予之很高估價了。有朋友或許會激烈地反駁說：我們是武裝革命論者，我們一直在宣傳武裝革命，怎麼說我們也只是訴求和平演變？海外民運中的武裝革命論高揚了十多年，可曾見到持武裝革命論的朋友回去向某個最兇惡中共公安局放幾下冷槍，扔上枚土治炸彈？或許朋友們又會反駁說：我們主張武裝革命並不見得要由我們親自去進行，應是國內民眾接受了我們的武裝革命論後勇敢奮起。可現實是，武裝革命論宣傳這麼多年了，國內有誰因接受了你們的理論勇敢奮起去向中共兵營、派出所、黨政大樓發起武裝攻擊了？說武裝革命論也只在促使中共實行和平演變，系考慮到它可以向中共傳遞這樣一個資訊：不和平演變就有暴力演變的可能。這是海外民運武裝革命論唯一的價值。在中共領導層毫無緩進和平演變意願；在武裝革命毫無發動徵候的同時，另一種社會情況卻持續地、大規模地發生了，那就是洶湧澎湃的民間抗議浪潮。僅近一、兩個月來就有重慶萬州事件，五萬民眾包圍市政府。廣東揭陽事件，三萬人聚集反對濫收過橋費。安徽蚌阜事件，萬人抗議剋扣退休金。廣西欽州事件，千人包圍毆打街頭殘障音樂家的警察。山西萬榮事件，兩百多名工人乘九輛大卡車衝擊交警支隊。陝西銅川事件，八百名礦難家屬衝擊政府部門。陝西榆林事件，兩萬名農民上書抗議遭受鎮壓。四川漢源事件，十萬農民抗議建水電站征地不公……固然這些抗議行動都一一被中共當局用兩手化解了。但是，如果今後某個時刻全國各地能持續地、大面積地、互有聯繫地發生這種民眾街頭集會抗議，並把其訴求提升到有民主政治內涵，那麼，中共政權就面臨馬科斯、蘇哈托的命運。海外民運如果不滿足於清談，就應把思路和努力方向轉到如何策動國內大規模的群眾抗議行動上。海外民運組織雖多，但對國內的滲透都有限。國內掛了名的民運志士都在當局的掌控之中，難以行動。實際上國內這麼多的民眾抗議行動，除東北遼陽工人運動後期嘗試爭取海外支援外，其他都與海外沒有關係。說乾脆點，國內這麼多此起彼伏的群眾抗議行動都不是國內的民主志士發動領導的，也不是海外民運組織在國內的成員發動領導的。故此，目前海外民運加速推進中國民主步伐的重要手段應是大力支持國內民眾的維權抗議行動。這支援不可僅停留在道義上、宣傳上，更重要的須體現在實際上。這就是以經濟力量予以支援。一個具體的作法可以是大規模公告於世：凡因組織民眾維權抗議活動而被中共當局屠殺的，海外民運將給予某一數量的撫恤金。被中共當局抓進監獄的，則按其刑期給予慰問金。這並不是什麼「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重賞之下的勇夫去做的未必是正義的事情。而當今中國大陸民眾的維權抗爭則完全是正義的。海外民運亦無力給予誰重賞，只是作經濟上的有限支援。領導維權鬥爭的人士被殺害了、被監禁了，他的親屬、遺屬生活陷入困境乃至絕境，難道我們可以漠不關心地坐視？我們應盡力給予撫恤慰問。海外民運的這種支援將使國內更多的正義勇敢者無後顧之憂地奮起，去串連、組織、發動大規模的民眾維權抗爭。而我們的大力支持將使我們能逐步得到他們的信任。這樣將可把海外民運與國內民眾日益激烈廣泛的維權抗議運動結合起來。據此，我們可以進而把他們的維權鬥爭引導上較高層次的爭取民主政治的鬥爭。要問資金如何得來？海外民運參加者的自願捐款。我謹建議，所有海外民運組織、人權組織的領導人、民運刊物的受薪工作人員都捐出相當自己一個月工薪額的捐款。所有民運組織的一般成員都捐出相當於自己一個星期工薪額的捐款。這樣，力爭徵集到幾十萬乃至百萬美元的資金。我相信，海外有正義感的僑界人士在看到民運人士的這一壯舉後會給予支援的。謹建議海外民運為此舉行多層次會議進行磋商，推舉某一數量（如十一名）較有代表性、公信力的人員組成支援國內民眾維權運動委員會，具體商議操辦支援事宜。要辦得廉潔、透明和高效率。如此建議被採納並進入運作，我將立即捐出我的月薪兩千美元。
三，吾生待明日，萬事成蹉跎
我的建議能被採納的可能性有多高？心中沒底。有朋友會說我辛辛苦苦搞民運應該接受捐款才對，怎麼反而要我去捐款？我不同意這個觀點。投身民運這一正義的事業是我們自己的選擇。沒有人強迫。什麼時候感到疲倦了，隨時有權利退出。無可厚非。但是，只要你自覺為一名民運志士，就不應想從民運得到收益，而只應想怎樣去作奉獻。我始終認為，儘管當今中共及其文化打手和某些心理變態者在不遺餘力地攻擊、醜化、抹黑民運志士。但我堅以自己是一名忠誠的民運志士為榮。在海外安全的環境下，除了那些全職主辦民運刊物或操持某項具體工作者外，其他民運人士都應自食其力。並在此基礎上作精力、經濟上的奉獻。然而，國內組織發動群眾維權鬥爭的人士卻應受到經濟支援。因為他們時時處在危險之中。而且從事串連組織發動工作，必然使他們不能全職打工養家活口。我並不認為我的這個建議是唯一有效的方法。朋友們可以集思廣益研究出其他方案。但是，我堅持認為，如果海外民運還是像現在這樣作為的話，那無論你發表了多少篇精彩文章；無論把打倒共產黨的口號叫得多宏亮；其作用充其量是促使中共黨內戈巴契夫的出現。我們已經等了十五年，等江澤民下台。等胡錦濤上台不受干擾地實行新政。望穿秋水總算盼到胡錦濤全面執政了。可是，海市蜃樓消失在頃刻之間。那我們再等吧。共產黨領袖的年齡出局線是七十。如果胡錦濤遵守這條線，他還可在位十二年。如果有能力不遵守，將會更長。何況，在胡錦濤之後或許還會出現張錦濤、王錦濤……嗚呼！「明日複明日，明日何其多！吾生待明日，萬事成蹉跎……」
2004年12月17日
——轉自《北京之春》05年2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