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9日訊】一．“這充滿活力的身軀，應該有一個浪漫的、充滿詩意的青春!”
五七年第一次聽到劉賓雁先生的名字，我還是個八歲的孩子，只是依稀地感到他是一個妖魔鬼怪般的大右派。七十年代初期，再次接觸到這個名字是通過一本內部讀物，《苦果》。這是一本英國人編輯的，選編記述五七年前共產黨國家知識分子情況的文集，副標題是“鐵幕後知識分子的起義”，其中選了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和劉賓雁的《在橋樑工地上》。那時劉賓雁和王蒙對我們這些剛剛懂事的少年人來說，是遙遠的歷史人物，而共產黨社會也是如鐵打江山。我根本不會想到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共產黨集團能夠崩潰，也沒有想到日後能夠認識劉賓雁先生，和他共同反對殘存的幾個共產黨專制政權。但是就在那本集子中，劉賓雁先生和王蒙的文章，和東歐其他國家的持不同政見作家的文章相比，我覺得是蒼白的。
稍後更多地知道劉賓雁先生，是七十年代末期的事情。那時我的思想已經走出了共產黨社會，所以雖然我不時看到劉賓雁先生的文章，看到他在社會上的影響紛紛揚揚，並且經常聽許良英先生提到他，但是我並不很以為然。由於我早已經徹底反叛出共產黨社會，因此我不認同他對社會、對共產黨以及政治問題的看法。到八九年後，我甚至經常在文章中把他的觀點當作具有典型意義的膚淺觀點批評，例如他對他成為右派以前的“共產黨的肯定”、“對劉少奇以及其他一些所謂溫和、改革的共產黨領導人”的肯定。我把劉賓雁先生歸於和體改委中的那些人一樣，是在黨內鬥爭失敗了之後，逃出來的另一類“共產黨”人物。坦率地說，我沒有他們那種對共產黨的感情。
真正認識劉賓雁先生是很晚的事情。九九年，因為組織六四紀念活動，邀請劉賓雁先生和鄭義到德國來，第一次見到並且認識了劉賓雁先生。那一次見面，在觀點上仍然沒有使我們接近多少，反而似乎漸去漸遠。但是，在性情上，我們卻接近起來。劉先生的寬和、多情，給了我深刻的印象。他思想上雖然有很深的共產黨氣，但是，他似乎沒有那麼多的“革命導師”作風，在人性上沒有那麼多的矯揉造作、裝腔作勢，依然是一個充滿情趣和人性的人。
我不相信這是十幾年的海外流亡生活所致，因為有比他老的，也有比他年輕十幾歲，甚至二三十歲的人，同樣到了海外十幾年，除了政治上變得激烈地反對所謂“共產黨”之外，別的什麼都沒有改變。所以，在我看來，即便退一步說，流亡生活改變了人，流亡生活也只能“恢復”那些本性中有這些東西的人。劉賓雁先生，是一個天生富有人性的人。
對此我感觸最深的是，他不是一個除了政治什麼都不能談論，什麼都不關心，什麼都不愛的人。我和劉賓雁先生、詩人多多在汽車上，在家裡談論最多的是生活。由於我太太還學文和我是第一次見到劉賓雁先生，他雖然已經七十多歲，但他端正的相貌，巍巍的身材，以及眉宇間洋溢著熱情給我們很深的印象。我太太不由自主地就說，劉先生，您年輕的時候一定非常漂亮吧？
真的，這就是劉賓雁先生的過人之處，他一下子就會把你的想像力激發出來，一下子就能夠使你想像到，這個生命在年輕的時候的活力和魅力。我自然而然地就問他，是不是年輕的時候有很多女孩子被他吸引。對此，他天真地笑了，笑得那麼真情。我們於是也從歐洲各國的風貌談到各國女孩的不同。
我對劉賓雁先生說，我這一輩子倒霉，從一個極權主義國家，到了一個極權文化思想的誕生地。我忍受不了德國知識界那種對國家機器、權力機構的崇拜，忍受不了那種僵硬、沒有想像力的氣氛。在這種空氣中生長的德國女人，臉上的線條和面部表情永遠是僵硬的。我記得此後第一次踏進巴黎，尤其是踏進布達佩斯時，最深的感受就是那裡的姑娘們的臉上充滿的光明、歡悅和美好。劉先生說，他五十年代中期曾經作為政府的一個代表團成員到匈牙利去過，對此也有很深的體會，和代表團接觸的匈牙利姑娘對他們非常熱情。
我從劉先生的眼神中看到了甜蜜。想像力也立即長上了翅膀。遙想劉先生當年，五十年代中期，正當三十，生命力最強的時候，人已經接近成熟的時候，對女人最有吸引力的時候，風流倜儻、雄姿英發。我想大約那個時候，劉賓雁先生也是身穿藍色的中山裝制服，對那些像太陽一樣燦爛的匈牙利女孩口嚼革命詞句，可就是這樣也擋不住他的魅力。我對劉賓雁先生開玩笑說，應該肯定說有匈牙利女孩愛上你了，您當年是不是也差一點“和了蕃”？劉先生開始環顧左右而言其它了。但是我卻繼續想像下去。那是劉先生譽為最好的年代，然而劉先生敢於隨便去愛嗎？他“搭乘”黨的“車”到了匈牙利，似乎貴為人上，可他有自由嗎？那個時代，作為平常人，他已經不能自由出國，自由遷徙、自由調換工作，作為代表團成員，他不敢隨便講話，更何談“愛”字。
這充滿活力的身軀，應該有一個浪漫的充滿詩意的青春，可這樣一個生命被革命，和他自己參與製造的文化和制度黯淡了、毀滅了。他居然還滿意地回憶五十年代初期，說那個時候整個中國都有了一個好的開端，說那時如果按照劉少奇的路子走，中國就好了。
二．“我們說它暴殄天物，應該一點都不為過！”
我最不喜歡和他談的就是政治，政治使我們陌生遙遠，而對生活的體會和愛使我們接近。然而無論分析什麼問題，我卻又不得不接觸政治問題，因為生活在共產黨社會的人無法擺脫從你生下來就打入到你的血液中的這個政治毒液；因為，它正是劉賓雁先生參與締造的極權社會最獨特的特點，這也是這種極權專制和中國傳統，乃至一切傳統中的專制最根本的不同點之一，可以說這是一種典型的現代特點。也就是為此，我和劉賓雁先生接觸時最愉快的就是，我們可以不談政治。
對此，每個來自中國大陸的人都應該深有體會，這的確已經不是一件天經地義的事情了。無論是什麼時候，什麼場合，幾個中國人湊在一起，很快就轉入政治題目。而更有甚者，我曾經和一位八九年因一時衝動而住進監獄，然後才偏離了那個社會並步入民運的人士有過幾天的連續接觸，他居然連一分鐘都離不開政治。每當我們其他幾個人說笑，欣賞風景的時候，他就或者是沉默，或者是突然拋過來一個政治問題。不僅如此，他的語言、甚至文章，直到如今，還是這樣，任何東西到他那裡都立即上升為意識形態，成為大而化之的政治性的口號標語。我想，離了政治，離了“民運”，他大約無法生活。
把一切政治化是當代共產黨極權社會的一個最典型的特點。這個特點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使得人們無法正常理解生活。它甚至成為一個夢魘，纏繞著每個人，每個家庭。我們在國內的一位親友，是位教授。他其實是一位典型的技術工作者，然而，即便是每年過年、過節的電話也是開門見山地談論政治，國家形勢。而他對政治和社會問題的看法，都是典型的中宣部的那一套，毫無新意，假大空，但是他談論得非常得意，這使我們感到，他和那位民運人士一樣，他們的這種談話方式，也可以說這種生活方式，並不是“被迫的”，而是已經真的滲透在血液中，是自發地噴湧出來的。
這種“關心政治”是典型的共產黨思想文化，而絕非中國文化傳統。中國傳統中雖然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但是中國文人和民間卻也有崇尚清談，琴棋書畫、飲食男女。只有共產黨文化，由於他們一貫崇尚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所以從來是政治統帥一切，文藝為政治服務，教育為政治服務，一切圍繞政治。這在現今中國依然是如此，開放是為了政治，經濟改革是為了政治，辦奧運會也是為了政治。筆者曾經在紀念李慎之的文章中提到，在這樣的社會中生活的知識分子，首先面臨的就是政治。上面提到的兩個例子很典型，你甚至到了海外，在日常生活中還是躲不過令人厭倦的政治。
所以令我驚奇的的確是，我居然還是能夠和深陷政治漩渦的劉賓雁先生不談政治。那一年不多的接觸，我們在汽車上，在會議休息中，在家中，談了不少家長裡短，談社會的風土人情，談女孩子的特點，談人間的是是非非。這說明劉賓雁愛生活過於愛政治，說明劉賓雁保存了更多的人的內容。
然而更令我驚異的是，七十五歲的劉賓雁先生，對女孩子們的各種魅力，仍然保存著新鮮敏銳的感覺。這是生命力的象徵，我由衷地佩服他，不知自己到了七十五歲是否仍然會有如此的激情和衝動。與此同時，我心中也有一縷悲哀，不由得想到，這是一個天生的文學家，然而，他卻居然一輩子從來沒有從事過真正的文學活動。他雖然擔任過不同作家組織的主席，但是平心而論，我覺得他對文學的理解過分狹窄。革命和共產黨的思想改造了他，文學在他那裡，過多地染上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的那種思想，除了和現實的關係，就是和政治的關係。他輕疏了文學和人性的關係。其實就是在中國文學中，文學也是遠離現實和政治的，因為感覺敏銳豐富的文學家，大都厭惡，並且遠離塵世間的生活，對塵世間造成的阻隔、不真、醜惡感到絕望。
在那次接觸中，我直截了當地對他居然仍然保持了年輕的感覺和活力的表示感嘆和佩服。劉賓雁先生說我，這個小子，一口一個劉老師地叫著，可就是沒有正經的。但是，我要說的是，這才是最正經的生活，那些政治問題，那些社會問題，都會過去，這才是永恆的、正經的生活，我們這些人，其實都是被逼得走向這條為了真正的生活而不得不問政治的路。我們的奮鬥、努力，是為了擺脫這一切。假作真來真亦假，那個變態的、畸形的專制文化，已經把我們徹底地改變為不辨真假，失去了真正生活的口味。
政治毀了劉賓雁先生和我們這一代人的生命。我要說的不是被整肅，而是最一般、最平靜的生活都是被異化了的，被毀滅了的。如果沒有這種政治，我們本可以做出更多的事情，本可以更多地享有生活，更多地享受生命，作更多更有意義的事情，但是就是這種共產黨文化為我們帶來的生活，使得我們每個人都不得不捲入政治，毀滅了我們的生命。就以劉賓雁先生為例，如果沒有這種最近一百年來左派文人，思想家，革命家帶來的共產黨文化，他的生活會更加豐富、燦爛。他也許會成為一個像契克夫、屠格涅夫、巴爾紮克那樣的文學家，為人們留下不朽的著述，他也可能像司湯達那樣為我們留下寫入小說的浪漫的一生。但是，現在，他流亡，遠離故土、親人，他不停地談論政治，而不能展開他那豐富的人性，展示他男人的一面──對各種風情的女人的愛，展示他對文學的感受──對不同藝術的靈感。
對此我深深地感到，如果沒有這種共產黨的非黑即白的文化，這種以為世界上只有一個真理，只有自己代表真理的唯物主義一元論的文化，這個世界會更豐富，更和諧，人也會更具有人性，人們之間的距離也會拉得更近。
如此一個充滿人性的人，如此一個具有文學氣質的人，卻沒有正常的文學認識，這是時代的悲劇，這是共產黨文化對人的異化和殘害。我們說它暴殄天物，應該一點都不為過！
三．“他敢於像一個文學家那樣去愛、去追求、去體驗嗎？”
極權主義毀滅了人性，這不是抽象的一句話，不是宣傳標語，它其實活生生地存在於生活的每一件事情中，每一個進程中。極權主義不僅在政治上，而且它的政治統帥一切的文化特點毀滅了，或者說扭曲了中國幾代人，我們無時無刻地不在體驗著它。
然而，劉賓雁先生似乎卻沒有感受到這一點。他雖然反對暴政、人間的不公正和罪惡，對這種人性的異化，卻不僅早期參與締造，到現在也還是經常有意無意地歌頌。
一個人居然歌頌毀滅了自己真正生活的東西，這真是悲劇中的悲劇！
在這一點上，我無法和劉賓雁先生相通。我痛恨共產黨的不僅是那些明目張膽、肆無忌憚的迫害，而且還有那強加於我們的最一般的生活，專制文化，也就是那種沒有自由，沒有想像力，教條的生活，牲畜的生活。在這方面，到五十年代中期前後，訪問匈牙利，和被匈牙利的姑娘的熱情所燃燒的劉賓雁先生青春的生命，雖然也許依然在無意識地抵抗共產黨帶來的沒有人性的文化，但是實際上，“革命”和“社會”已經基本上毀滅了他的生活與生命，就是沒有五七年那場浩劫，用他自己說的話來說，他是十二級的共產黨高幹，可他敢於像一個文學家那樣去愛、去追求、去體驗嗎？他能夠自由的生活嗎？他敢於衝破藍色的制服，顯示自己男性的體魄，男性的精神，去愛那個陽光燦爛的匈牙利女孩嗎？就是中國走劉少奇的路線，他也不敢，他的人性仍然是異化的！
會相面的人，常常也說，相隨人變，如果沒有五七年那場浩劫，我閉上眼睛就能夠想像出“高幹”劉賓雁，至多臉上少了現在的熱情，多了一些橫肉，成為一個不折不扣的“碌吏”。
那個假大空的文化，那個人人蒙著面具，不能有任何思想自由，感情自由的文化，從四九年，乃至更早的時期就開始了，我絕對不會相信，他在劉少奇的統治下真的能夠在生命上獲得更多的內容。
“毀滅”絕不只是存在於充滿悲慘的“毀滅”中，也就是，或被打成右派、離鄉背井、拋棄專業、被迫勞改，或家破人亡、由於出身等而無法求學，墜落底層，而且也在成功中，在日常生活的“安逸”中。就以劉賓雁、李慎之先生這一代人為例，在他們“安逸”時，也就是在五七年以前所從事的工作，所走的道路，如今回首，你可以清楚地看到，無論就專業還是人性上來說都只能令人痛心。而你還可以進一步看到，就是他們那時的工作奠定了極權主義社會的文化精神基礎，奠定了“假”“大”“空”，奠定了大批判的方法和文風。那個文化不是毛澤東一個人，中宣部一個部長，乃至中共中央委員會就能造就的。相反，在教育、文學藝術、新聞領域，乃至在自然科學領域是由他們這些人直接奠立的。不就是他們，就是在被殘酷整肅之後，到了文化革命，甚至到了八十年代初期，那種最令人厭惡的黨性、個人崇拜還保留在心靈的最深處嗎？我想到了今天，劉賓雁先生已經對這一切有了看法，可是為什麼不能從根本上反省那個社會，反省自己這八十年的生命，本來會活得更有光彩，更豐富。
四．“假大空的文化毀滅了每個人的人性、感知和享受真正生活的能力。”
就是所謂“成功”，其中也滲透著“毀滅”，要想較為清楚地看到這點，或需要時間的砥礪，或需要跳出眼前的塵世的喧鬧。在這裡，我願意以目前在西方取得很大成功的譚盾和張藝謀為例，做稍微具體的解析。在他們沉浸於塵世的“成功”的時候，我常常為他們感到悲哀。
這是兩個非常聰明的人，他們非常機巧地玩弄了中國文化傳統的“形式”，在商業化的西方世界取得了市場上的成功，並且挾著這個商業成功進入藝術和學院的殿堂。
和肖斯塔科維奇、索爾仁尼琴、格奧爾斯基（波蘭作曲家）等藝術家相比，他們在藝術上走了完全不同的路。由於在他們的作品和人格中，人們看不到一般知識分子、藝術家因為自由和人性而必然和專制產生的衝突和痛苦，因此，對於他們的“成功”，人們肯定要問，共產黨社會真的能夠造就正常的藝術家，和他們共生共存？是譚盾和張藝謀掩藏了那種藝術家固有的痛苦和衝突，還是他們的“人性”衝動和對藝術的理解使他們沒有感到如肖斯塔科維奇，乃至貝多芬等藝術家所感受到的藝術和現實，藝術和社會的劇烈衝突矛盾？
仔細檢索譚盾和張藝謀，具體地把他們和東歐共產黨社會曾經出現的那些傑出的藝術家，例如肖斯塔科維奇、格奧爾斯基對比，你就會看到，這是兩個被共產黨文化毀了、異化了的“天才”。
對他們身上的共產黨的假大空文化，意識形態化的文化痕跡我有過很直接的體會。我曾經在德國埃森出席過譚盾一部作品的首演，演出後並且舉辦了和聽眾對話討論。譚盾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古典音樂是否死了？
這是一個典型的終生受一元唯物論教育的人提出的問題，一個極權社會中所習慣提出的的“大”問題。它“大”到要劃時代。但是，它是一個假問題，因為你首先無法說清究竟什麼是古典音樂，馬勒，理查德•斯特勞斯的作品，勛伯格、巴托克的作品是古典音樂，亦或不是？肖斯塔科維奇是古典，還是現代？
其次，何謂死了？藝術形式是表達人的感受的，不同時空當然需要不同的形式，很多時候有些形式經過一度沉寂之後可能還會被借用、甚至演變轉化，由此創生新的形式。就以在譚盾這部首演作品種有很多模仿痕跡的波蘭作曲家格奧爾斯基為例，他一直是個現代作曲家，然而他為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而寫的第三交響樂，以及為波蘭團結工會被鎮壓而寫的另一部無詞音樂作品，卻是非常典型的古典音樂。因為他感到無法用其它形式來表達。只有習慣於教條的一元論發展觀的人才喜歡提“死不死”的問題。
最後就是，這是一個空的問題，這樣的討論和探討關注的將只會是形式。聰明的譚盾的確也涉獵，並且非常機智地模仿了當今世界音樂家們在音樂上曾經嘗試過的各種形式。但是就是在這個討論會上一位移居德國的俄國作曲家對筆者說，他沒有看到譚盾作品中有任何新的東西，看不到有任何理由提出古典音樂是否死了的問題。
譚盾經常說，他感到自己是貝多芬在東方的轉世，但是，轉世的是什麼呢？如果就是如譚盾所常說的，古典音樂死了等，那麼他所關心的，所談的就又是一個假大空問題。
貝多芬等音樂家並沒有想劃時代，他們首先是一個個人，他們的感受是在和現實生活的衝突中，而非在表演成一個“大音樂家”中。譚盾（張藝謀亦然）卻並非如此，他為了“創新”，玩弄盡了中國文化傳統中的各種形式，從各種民間樂器，發聲工具，到摔盆、摔碗、撕紙，嚎哭叫罵，很多時候也確實玩弄得讓人叫絕，但是，卻就是沒有中國人最深的人文情懷、文人精神。筆者以為，如果沒有中國人文文化中的那種典型的“憂國”“憂民”的憂患意識，也就是沒有屈原、蔡文姬、杜甫那種肝膽撕裂的痛苦，沒有王國維、陳寅恪那種痛徹心髓的感受，是不可能理解表現中國文化的。中國文化不是能夠隨意被人玩弄的！時下西方人雖然無法直接接觸到中國文化的精髓，不得不面對被共產黨文化異化的不肖子孫給他們端來的“形式”，但是，他們感興趣的是和西方文化不同的人類的另一種追求和感受，所以，如同我們中國人近百年來對西方文化的追求一樣，穿越這種市場的販賣叫嚷，西方人肯定會透過這種意識形態化的、宣傳式的假大空迷霧，越來越接近中國文化的最根本的對天、對人的關懷。
而對於譚盾和張藝謀的作品，人們要問的也是，作為個人的譚盾、張藝謀在哪裡？他們的愛、恨，他們的痛苦和快樂在哪裡？如果他們的感受，他們對感受的開掘不能夠超出常人，那就和貝多芬不可同日而語，對技術和形式的玩弄至多能夠成為一個比較好的“匠人”！
我深深感到，和劉賓雁先生一樣，譚盾和張藝謀是兩個非常有才能的人，如果在正常社會，他們會取得很多真正的，能夠放得住的成就，但是，假大空的文化嚴重地侵蝕了他們，不僅是靈魂，而且還有技術。他們無法感受到肖斯塔科維奇和格奧爾斯基的痛苦，這甚至使我感到，他們可能已經失去了一般藝術家感受生活和社會的能力和感覺。在所謂“成功”中隱藏著的“被毀滅”是更為悲慘的毀滅，因為有一天他很可能會突然覺悟，他本來有能力做更多的事情，有能力如李白、杜甫，如貝多芬、肖斯塔科維奇，但是卻只是喧鬧了一生。
滲透在共產黨社會每一個角落的極權主義的，假大空的文化，實際上毀滅了每一個人的人性，每一個人感知、享受真正生活的能力。
對於這種文化和政治，我以為劉賓雁先生無法否認，劉少奇等人和毛澤東，乃至現今的江澤民、朱鎔基，胡錦濤和溫家寶沒有區別；他也無法否認，他曾經協同建立這種文化，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到今天為止他只看到在政治上毀滅了國家民眾的一面，卻沒有看到這種涉及社會更為根本問題，影響更加長久的文化災難，沒有看到自己的生命的更豐富的內容，更美好的格調被外界，也被他自己毀滅了的悲劇。
作為曾經是作家協會主席的劉賓雁先生和譚盾等人一樣，對於文化，以及個人對生活、生命的感受探索不多，更多地關心的是政治，所謂“大”的時代、社會問題，然而，盡管如此，對於劉賓雁先生來說，雖然他和肖斯塔科維奇、索爾仁尼琴等共產黨社會的藝術家不同，但他和譚盾和張藝謀也不同，在很多方面劉賓雁先生和專制社會產生了激烈的衝突。檢討這種不同，對我們理解藝術，理解人生也是一個很好的案例。
劉賓雁先生，從一個充滿熱血、人性的青年走向革命，變成一個革命者，變成專制機器的一個部件，而且是一個高級部件，參與製造極權主義文化和社會，最後同這個他自己參與締造的社會產生衝突：壯年身陷地獄，老年背井離鄉，究竟是什麼使他如此，而不能像張藝謀們一樣，安身於即得的名利中呢？
五．“西方國家的人文傳統，沒有中國那種屈原以下越發不可收拾的‘民’‘國’情懷。”
促使劉賓雁先生能夠從共產黨文化和社會走向另一條路的就是他那誕生於二十年代，成長於前半個世紀，那個還不知道假大空為何物的時代和社會給他的人性，中國傳統文化給他的情懷、精神。和劉賓雁先生接觸，使我感到，他是一個一半中國文化，一半共產黨文化，些許西方文化的集合。促使他能夠不斷出來講真話的是中國文人傳統，西方知識分子精神，這其中包括典型的中國士大夫的憂國憂民情懷。只有二三百年曆史的西方國家的人文傳統沒有中國那種發微於三皇五帝夏周，屈原以下及至王國維越發不可收拾的“民”“國”情懷。八十歲的劉賓雁先生，流落他鄉，關山萬里，進亦憂、退亦憂，念念不忘“國”與“民”，但是四十多歲的譚盾張藝謀，燈紅酒綠，卻很少這種憂懷。共產黨極其成功地改造了中國，改造了中國的文化和中國的人，尤其是知識分子和藝術家。
這就是這兩三代中國的知識分子主流和劉賓雁先生根本不同的地方，越來越多地人被徹底馴化和異化。他們既缺少做人、做藝術家、詩人和學者最根本的衝動和追求，也沒有屈原以來中國傳統的文人情懷。
一個畸形的現代極權主義國家，
一批被豢養的，具有不同性格的畸形動物。
時下表現尤為甚之。文化革命的大棒沒有做到的，改革的胡蘿蔔做到了，其中除了阿諛逢迎者以外，居然還有安於專制、寄生於專制，沒有任何痛苦感覺的自譽為異議人士的一類。
我認為，劉賓雁先生推崇的劉少奇強加給中國的道路也是這種道路，因為劉少奇在極權專制方面和毛澤東沒有任何區別，只是像鄧小平一樣，是一個實用的極權主義者。
但是，對我來說，更為可悲的是，我想劉賓雁先生也許並不這麼認為─他具有我所說的上述中國文人傳統，因為我曾經在讚譽和他年齡相仿的另一位先生的時候，認為他從年輕時代開始的那種對國家關心的精神來自於中國知識分子傳統，不料他說，他身上沒有中國影響，所有好的都是西方的。一位為德國報紙撰稿的中國記者朋友，為此大大地嘲笑了我一番。
對於中西知識分子的這種不同，我是在研究民族主義問題的時候突然發現的。只有二三百年國家歷史的西方，知識分子中幾乎沒有屈原那種國家民族情懷。個人追求、宗教情懷，的確西方知識分子有著悠久的傳統，但是報國報民，卻確實是典型的中國傳統產物。這在流亡的知識分子也明顯地表現出來。東歐流亡的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他們到了西方沒有陌生感，對故土也沒有那種海天愁思的惆悵茫然。其實無論就文字起源，還是宗教上，人種上，他們和西方都本來是聯繫在一起的。他們沒有，也無法理解中國知識分子那種和原來文化的血緣關係。
對於這個問題，退而仔細思索之後，我才明白，衛慧，《上海寶貝》一類書，那種盲目，甚至指鹿為馬地崇洋媚外，原來是有其深刻的歷史和時代根源的，原來是五四以來，口號性的全盤西化所帶來的副產品。我這樣說，並非無的放矢。例如我的德國朋友常常對我說，白人的皮膚非常粗糙，遠不如中國人的皮膚細膩。德國的電視上也曾經多次揭露，那些到非洲和亞洲逛妓院的白人男人、甚至女人，常常是貪戀那裡男人和女人的皮膚和體溫。一些刊物甚至說，一個西方人一旦和中國人有過體膚接觸，就再也不能容忍西方人粗糙的皮膚，高半度的體溫，中國人有著綢緞般的皮膚。這使我一下子理解到，我們的古典詩詞中有冰肌玉膚、勾雲抱雪，而在西方的兩性愛情描寫中卻從來沒有過這種描述。但是，現在這種感受竟然破天荒地從這些中國女作家筆下臆造出來。“白又亮的酮體”、“閃閃發光”、“散發著金色”的“細膩”的皮膚，簡直是天方夜譚！
想來也悲哀，一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仁人志士努力的結果，摧毀了傳統文化，摧毀了中國的人本基本價值觀念和人們的自信心後，居然結果是這麼一代《曼哈頓的女人》、《上海寶貝》。
然而，劉賓雁先生這一代人雖然從事了摧毀下一代人的工作，前代人在他們身上留下的品質，修養卻仍然保留。
時代在每代人身上都會造成局限，但是追求精神和做人的品質卻超越時代永存。我雖然不同意劉賓雁先生的很多看法，然而對於八九年後，這十五年來，劉先生對民主、自由所表現的執著、投入，做人的不阿，實在令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覺得小他二三十歲的人不如他，和他同輩的人中，他也是佼佼者。他的名氣、他的影響使他當然有可能和那些發民運、人權財的人一樣，生活舒服、買房置地，他也可能和與他相仿的那些人一樣，或投靠台灣的政客，或投懷於美國的政客，過更顯赫豪華的生活，但是，無論在我認識他的時候、還是現在，劉賓雁老師還是劉賓雁老師，他孜孜不倦地筆耕，生活一般。他憂國憂民、愛國愛民！
在和他短暫的接觸中，我居然和長我一輩的劉賓雁先生長時間的閑談人性的弱點，對生活中的一些小事的感思。我深深地感到，他自己一直在追求，也永遠沒有離開最熱烈的追求生活和真理的人，或許正因為此，他身上沒有那種“自命清高”，沒有那種做作的，甚至掩飾自己的軟弱、膽怯的“革命導師”作風。
六．“劉賓雁先生八九年後走向這條道路，有道德和智力的原因。”
記得我在和一位仍然在國內的朋友談起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表現，他對四十年代，尤其是五六十年代以來追隨毛澤東、共產黨的知識分子感到不解，為什麼那麼明顯的問題卻遲遲不能看到，難道除了道德原因，還有智力原因？對此我的答案一向是肯定的，也正因此，我推崇胡適、陳寅恪、及洪謙等西學和中學不同領域的知識分子，而對顧準、李慎之遲遲不能從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理論框架中跳出來，不能從認識論、方法論上徹底反省自己的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的知識分子有著強烈的批判性看法。對於劉賓雁先生八九年以後走向這條道路，和他身前和身後的知識分子分手，我認為，也有著道德和智力的原因。
帶著共產黨社會的價值觀和馬克思主義教科書的思想框架，劉賓雁先生最後卻能夠和共產黨社會徹底決裂，這使我再次看到，即使對於持有不同價值觀的人來說，也還是有基本的道德和道義準線。任何一個保持基本道德標準的人都不可能平安地在共產黨統治下持久生活。這種最基本的道德準則在生活中無所不在，例如，你不可以隨便殺人，對殺人者不能夠沉默，對於魚肉百姓、貪污腐化，你應該譴責，對於事實你不能夠說謊。對於如此簡單的幾點，我以為，一個生活在共產黨社會中的知識分子如果能夠保持沉默，也就可以了。因為不能苛求別人為此去承擔、犧牲。對此，我也當然知道，在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期，共產黨社會，正如同胡適先生所說的，是連沉默也不能允許的。然而，從五十年代以來，問題卻是主動歌頌那些暴行，不甘寂寞、尋找問題去對他人進行大批判的知識分子比比皆是。劉賓雁先生正是在這種環境中“脫穎而出”，開始了坎坷的一生的。他五十年代在橋樑的工地上，七十年代末期人妖之間，以及八九年對大屠殺的反應，都是基於這個道德底線。和我們這些徹底否定共產黨及其價值思想的人不同，甚至他對民主和自由的理解和要求，對共產黨的批判也都是基於這個道德底線上的。而正是這條底線使得他不斷地遭到整肅，一輩子顛沛流離，使得他直到今天在很多問題上也無法和共產黨政府妥協，無法在共產黨社會找到安身之處。
我認為，這就是哈威爾所說的，如果每個人都為“生活在真實”中而努力，共產黨社會就會不攻自垮。也就是如果科學家堅持科學的方法，商人按照經商的道德和規律，啤酒廠堅持制酒的標準和原則……人人努力認真地生活，共產黨社會就不可能存在下去。可惜直到今天，堅持這樣做的人如鳳毛麟角，沉默的人仍然不多，各種類型的辯護者卻非常非常多。盡管我對劉賓雁先生的很多思想持強烈的批評態度，但是就這一點來說，我推崇他，他的確一直努力在他所認為的“真實”中，他所追求的“真理”中生活，無論是在國內，還是最近十五年的國外生活。
除此以外，多年來的流亡生活還使我深深感到，一個在海外走出共產黨，並堅持十五年的人，絕對不比在國內走出共產黨更加容易。由於失去了整個一生所紮根的土壤，生活的基礎，因此，海外的生活更為艱辛，更為不穩定，說它充滿風險，一點都不為過。多年來的流亡生活也掃除了我的任何僥倖想法，每一個為真理奮鬥的人，追求生活和生命的真正意義的人，肯定會有所犧牲，肯定要忍受孤獨和常人沒有的痛苦。這一兩年，伴隨年齡的增長，我則更進一步體會到，只有具備足夠熱情和生命力的年輕人，才敢於去國離家，投入到未知世界的追求中。但是，劉賓雁先生卻是在六十五歲的時候，踏上了這條不歸路。從此，他不再是那個一體化封閉社會的享有各種特權的高幹，或者高級知識分子；從此，他要為自己的生存考慮，要為自己的明天擔憂。我相信，他肯定有各種投降、妥協的可能，也有各種機會返回中國，然而，他居然不僅在精神上承擔住了，而且在還在海外不斷地發出自己的聲音，做出自己能做的貢獻，堅持下來。在此，我不得不說，走過八十年生命歷程的劉賓雁先生，在他那一代知識分子之中，巍然屹立。
我們每個人都有時代打在自己身上的烙印，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智力和生活的局限，但是，只有人性，只有對自由和愛的追求是永恆的！相通的！
人生中還有什麼比我們這些風雨同舟的人的情意更重的東西！
值此劉賓雁先生八十壽辰之際，我願意奉上這篇文字，向在艱難中用自己的生命抵禦命運的劉賓雁先生，表達自己的深深的敬意，衷心祝願他健康長壽！
2004-10-27，於德國埃森
作者簡介：仲維光，一九六一年到六九年在北京清華附中上初中高中，其間爆發了文化大革命，從此改變了他整個生活。從第一個紅衛兵在清華附中萌芽開始，他就和鄭義等人成為這個紅衛兵的主要反對者。一九六九年，他放棄了分配在北京工作，為了能夠自由成長而到吉林洮安縣插隊。在插隊期間開始自學哲學，由於探究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和認識論基礎，七零年轉向近代洛克、休謨以來的經驗主義思想，並且同時開始自學數學物理和外語。七二年，返回北京後先後在北京八十六中和二十九中擔任物理教師。因為身體重病，而在七八年不得不放棄自學，考入大學繼續學習物理，八三年考取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所近代物理學思想史許良英教授研究生，畢業後留所工作。八八年到德國，後在波鴻魯爾大學馬漢茂教授處研究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和思想問題。九十年代中期後作為自由思想工作者，繼續研究當代極權主義思想問題，波普和他的批判理性主義，以及其它當代科學思想和文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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