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9日訊】今天是戈揚老八十九歲的生日，大家濟濟一堂，座談司馬老的回憶錄《中共歷史的見證》，真是雙喜臨門，可喜可賀。司馬老是中共黨史研究的老前輩，是我的同行，人生的經歷也大體相仿，都曾在中共的營壘裡呆過，後來又反叛出來。所不同的是，司馬老比我早了將近半個世紀，與他同時代的絕大多數人相比，也是夢醒得最早的那批人，可以稱得上是“先知先覺”。
我最早知道“司馬路”這個名字，是小時候在家中翻看中組部編的《黨史資料》，上面有一篇“司馬路其人”的短文。當時覺得這個名字挺怪，便記住了。到文獻研究室後，接觸了黨史方面的更多材料，渴望從不同於官方的說法中探求歷史真相。從閱讀中了解到司馬老是“三八式”的老幹部，去過延安，後來脫黨。當時官方把司馬老說成是中共的“叛徒”和“反共文人”。從那時起，我就開始了和司馬老的“神交”，留意有關司馬老寫的東西，像《鬥爭十八年》一書，就是當年在內部閱覽室裡讀的。不過，當時並沒有想到有朝一日能夠結識這位黨史研究的老前輩。
後來到了美國，通過李慎之先生，我有幸結識了戈揚老和司馬老。慎公每次來紐約，都要和當年的右派老友們見見面，聊一聊。記得有一次他們這些經歷相仿的老人聚會時，慎公放出高論，說：年輕時不能不當共產黨，中年時不能不當右派，老年時不能不當自由主義的吹鼓手。在座的老人們深以為然。他們這一代人的人生軌跡、所走過的苦難歷程，正是中國現代史的寫照，反映了世道人心的變遷。
司馬老經歷豐富，一生坎坷，可以說是中國人追求民主自由奮鬥史的一個縮影。他新作中最引人入勝的地方，莫過於寫他自己的那部分。司馬老早年投身共產革命，在抗日的烽火中去過延安，辦過報，當過游擊司令；在國共內戰期間組過黨，鼓吹走第三條道路；中共在大陸掌權後，流亡海外，在香港創辦雜誌，為民主自由吶喊；晚年又漂泊美國，與年輕時的相識戈揚老喜結良緣，成了“最年青的老夫妻”，成為人們傳頌的佳話。
司馬老閱世甚廣，本身就是一部活歷史。他參與過三、四十年代國共兩黨的政治鬥爭，直接接觸過國共兩黨眾多的領袖人物，從國民黨的蔣氏父子，到共產黨的頭面人物毛澤東、張國燾、周恩來、王明等。司馬老的回憶錄反映了自上個世紀共產主義烏托邦大潮席捲中國的時代風雲，描繪了國家民族內憂外患的歷史畫卷和中共黨內的眾生相。書中娓娓道來，人物栩栩如生，是研究中共黨史值得一看的參考書。
司馬老自幼就是一個孤兒，一生總是做“傻事”，不識時務，逆時代潮流，與孤獨作伴。當參加共產黨要被殺頭的時候，他投奔革命；而當中共打下江山後，他又流亡海外；在香港回歸前，他又遠走他鄉，在美國安家落戶，承受背井離鄉、葉落不能歸根的尷尬。中國老話說：知夫莫若妻。戈揚老最了解自己的老伴，她在回憶錄的序言中說，司馬老“一生犯了傻病”，說這本書是“記述傻子的時代與傻子的回憶”。這真是一語中的，說到家了。司馬老確實有一種執著精神，或者說有一種“傻子”精神，一生顛沛流離，卻始終不屈不撓，再跌再起，永不言輸。
我想，一個真正以國家民族為己任的人都是悲劇命運的承擔者。傻人做傻事，以及伴隨而來的孤獨感、寂寞感和人生的尷尬，正是一個秉持良知和尊嚴，堅守道義和信念的人注定要承受的命運。這種人生的境遇，我想在座的人大都有切身的感受。然而，一個國家和民族需要這樣選擇苦難的人，站在歷史的潮頭，扛住黑暗的閘門，不計個人得失，甘願孤獨，耐得住寂寞，雖九死其猶未悔。這些人是民族的脊樑。
歷史和命運最終是公正的。今天有這麼多人來，舊雨新知，為司馬老祝賀，已經說明世道人心，不再是當年司馬老單槍匹馬、形單影隻的時候了。共產極權制度已經日暮途窮，被越來越多的人所唾棄，即將走入歷史的博物館。就司馬老的人生經歷來說，雖說被剝奪走了一些東西，但命運最終還是給予加倍的補償。司馬老與戈揚老殊途同歸，在異國他鄉邂逅而遇，重續前緣，白頭偕老，這不正是命運在冥冥之中最好的安排嗎？
最後，衷心祝願司馬和戈揚二老健康長壽，多多保重自己，爭取看到畢生為之奮鬥的民主自由的事業在中國大陸開花結果的那一天！
──轉自《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