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9日讯】今天是戈扬老八十九岁的生日，大家济济一堂，座谈司马老的回忆录《中共历史的见证》，真是双喜临门，可喜可贺。司马老是中共党史研究的老前辈，是我的同行，人生的经历也大体相仿，都曾在中共的营垒里呆过，后来又反叛出来。所不同的是，司马老比我早了将近半个世纪，与他同时代的绝大多数人相比，也是梦醒得最早的那批人，可以称得上是“先知先觉”。
我最早知道“司马路”这个名字，是小时候在家中翻看中组部编的《党史资料》，上面有一篇“司马路其人”的短文。当时觉得这个名字挺怪，便记住了。到文献研究室后，接触了党史方面的更多材料，渴望从不同于官方的说法中探求历史真相。从阅读中了解到司马老是“三八式”的老干部，去过延安，后来脱党。当时官方把司马老说成是中共的“叛徒”和“反共文人”。从那时起，我就开始了和司马老的“神交”，留意有关司马老写的东西，像《斗争十八年》一书，就是当年在内部阅览室里读的。不过，当时并没有想到有朝一日能够结识这位党史研究的老前辈。
后来到了美国，通过李慎之先生，我有幸结识了戈扬老和司马老。慎公每次来纽约，都要和当年的右派老友们见见面，聊一聊。记得有一次他们这些经历相仿的老人聚会时，慎公放出高论，说：年轻时不能不当共产党，中年时不能不当右派，老年时不能不当自由主义的吹鼓手。在座的老人们深以为然。他们这一代人的人生轨迹、所走过的苦难历程，正是中国现代史的写照，反映了世道人心的变迁。
司马老经历丰富，一生坎坷，可以说是中国人追求民主自由奋斗史的一个缩影。他新作中最引人入胜的地方，莫过于写他自己的那部分。司马老早年投身共产革命，在抗日的烽火中去过延安，办过报，当过游击司令；在国共内战期间组过党，鼓吹走第三条道路；中共在大陆掌权后，流亡海外，在香港创办杂志，为民主自由呐喊；晚年又漂泊美国，与年轻时的相识戈扬老喜结良缘，成了“最年青的老夫妻”，成为人们传颂的佳话。
司马老阅世甚广，本身就是一部活历史。他参与过三、四十年代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直接接触过国共两党众多的领袖人物，从国民党的蒋氏父子，到共产党的头面人物毛泽东、张国焘、周恩来、王明等。司马老的回忆录反映了自上个世纪共产主义乌托邦大潮席卷中国的时代风云，描绘了国家民族内忧外患的历史画卷和中共党内的众生相。书中娓娓道来，人物栩栩如生，是研究中共党史值得一看的参考书。
司马老自幼就是一个孤儿，一生总是做“傻事”，不识时务，逆时代潮流，与孤独作伴。当参加共产党要被杀头的时候，他投奔革命；而当中共打下江山后，他又流亡海外；在香港回归前，他又远走他乡，在美国安家落户，承受背井离乡、叶落不能归根的尴尬。中国老话说：知夫莫若妻。戈扬老最了解自己的老伴，她在回忆录的序言中说，司马老“一生犯了傻病”，说这本书是“记述傻子的时代与傻子的回忆”。这真是一语中的，说到家了。司马老确实有一种执著精神，或者说有一种“傻子”精神，一生颠沛流离，却始终不屈不挠，再跌再起，永不言输。
我想，一个真正以国家民族为己任的人都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傻人做傻事，以及伴随而来的孤独感、寂寞感和人生的尴尬，正是一个秉持良知和尊严，坚守道义和信念的人注定要承受的命运。这种人生的境遇，我想在座的人大都有切身的感受。然而，一个国家和民族需要这样选择苦难的人，站在历史的潮头，扛住黑暗的闸门，不计个人得失，甘愿孤独，耐得住寂寞，虽九死其犹未悔。这些人是民族的脊梁。
历史和命运最终是公正的。今天有这么多人来，旧雨新知，为司马老祝贺，已经说明世道人心，不再是当年司马老单枪匹马、形单影只的时候了。共产极权制度已经日暮途穷，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唾弃，即将走入历史的博物馆。就司马老的人生经历来说，虽说被剥夺走了一些东西，但命运最终还是给予加倍的补偿。司马老与戈扬老殊途同归，在异国他乡邂逅而遇，重续前缘，白头偕老，这不正是命运在冥冥之中最好的安排吗？
最后，衷心祝愿司马和戈扬二老健康长寿，多多保重自己，争取看到毕生为之奋斗的民主自由的事业在中国大陆开花结果的那一天！
──转自《新世纪》(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