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3日訊】對於生活在濃厚傳統氛圍中的群體而言，他們思想和生活的現代化轉化可以滯後卻難以避免。 傳統社會的當代性轉化，是一個系統的、漸進的變動過程。 它的基礎是人身獨立、財產私有和思想自主的神聖性。對於有200餘年轉換需求心理歷程的群體而言，一般意義上的中產者和知識份子以及他們的發展、互動是一個常論常新的話題。 即此，人們對知識份子身份演變的關注和思考顯得必要。
作為一種生命形式，對外界事物的認識和自主性的確立，將人與其他生命形式最後區別開來。這種自主性首先建立在人們對人類自身命運的關注與對神秘觀念的敬畏相結合的祭祀活動的基礎上，產生出最初意義上的宗教及其詩歌、音樂、美術、雕刻、建築、戒律……這些精神記錄，反映在我國早期岩石壁畫、陶器紋理和甲骨契刻中。
在相當長的時間裏，祭祀活動由祭司或者部落首領來掌管，除了服從天命神性外，他不具有特別權力，他只是人與神溝通的方便通道。這種職能一般由部落、部落聯盟中那些在各方面經驗豐富、受人尊重的人執掌。除了執掌天命神性的頻繁祭祀外，他們同時擔當軍事首領和行政首腦。他們的職能的更替是自然而然的，不存在什麼障礙，三皇五帝的美麗傳說，正是這種生活的反映。 那些祭司或者部落首領，是知識份子最初的身份樣式。
在天命神性的啟示下，人們與自然環境的對抗力量得到增強、生存空間在擴展，不同群體之間的衝突與融合越來越頻繁，群體內部的祭祀和一般事物增加，軍事、祭祀和行政職能的一體化無法應付新的生活場景，職能的分割已經不可避免。
這時的祭司、巫咸、占卜師的職能仍然是主持祭祀，但較最初的時期，祭祀有了比較固定專門的程式–禱告、占卜、解讀和記錄。這種職能的履行需要一個相對專業的小群體來分擔和協作。同時，這種職能的行使並不排除他們必需參與部落的生產和擴張活動。
這種分割，在《尚書•堯典》中作了記載：堯讓羲和一族觀天象制曆法，讓舜主持祭祀；舜執掌權柄時，對大禹、後稷、後契、皋陶、垂、殳、戕、伯益、伯與、朱、虎、熊、羆、伯夷、夔、龍等二十二人的工作安排，同樣是這種分割的佐證。
這些人，屬於中國歷史上先期的既有神性又有專項工作的具有明確身份的知識份子。在他們身上，天命神性依舊，但在具體事務中專門化。他們在軍事、經濟和行政組織中的作用有相當重要，但這種作用的輔助性、顧問性趨勢已見端倪。
知識份子身份演變的第三期是這種趨勢的進一步發展，我們可以通過對“史”和 “史官”這一現象來詮釋。人們的生產和群體擴展進一步規模化，圍繞這方面的契刻及規模要求更大，書寫材料由龜甲、獸骨、刻刀變為竹簡、木牘、刻刀，產生出專業性更強的“史”和“史官”。
史，手持刀契刻在竹簡木牘正中不得偏倚的意思。這與人們的書寫工具為竹簡木牘和刻刀有關係。我們可以體會一下“刀筆吏”、“秉筆直書”與“史”的意思關係。
我們在關注和思考這種演變的時候，應當注意到語音語義演變蘊涵的關係：
示：供奉給神享用；
祭祀：敬神的程式和禮儀；
祭司：祭祀的主持者
筮：占卜及其所用的一種草莖；
起課與契刻：占卜和占卜結果的記錄；
史：對於重大事件的忠實記錄。
不難明白，史的職能的專業性和神聖獨立性的賦予，不是憑空而來的。它的這種專業性和神聖獨立性，給與軍事、行政事務的制衡是一種真實的存在。
商周時期，專業的史官出現了，同時，因專業性和神聖獨立性，其傳遞與王權的傳遞相同，具有父子、兄弟相授的家族特性。
當君主有違史官所理解的天命神性時，史官會如實記錄，留待天命神性和子孫萬代共鑒，決不會有為尊者避諱的想法，而君主與權貴也敬畏著，不敢有掣肘的癡心妄想。如果世俗的權力要掣肘，那些作史的家族就要自動化地以生命來抗爭到底。圍繞齊國太史記錄“崔杼弑君”和趙國太史董狐記錄“趙穿還是趙盾弑君？”一類的文字公案，便是這種文化內涵的典型呈現。
當良知、正義、公理與思想的獨立性可以用生命來捍衛時，世俗的權力就望而卻步。
那麼，這種價值觀念和身份是否能永遠保持呢？又是怎樣失落的呢？
近年播放的電視連續劇《戰國》的片頭畫面，對此作了很好的挖掘：戰爭、戰火與失序，金戈鐵馬與各色人等在絡繹穿行和亡命。
這時的知識份子已經喪失了原有的價值觀念和身份，蛻變為新的價值和身份樣式 –士（請體會“士”與“史”在語音語義上的可能聯繫）。
士，介於權貴與庶民之間、有某種專業技術的階層或個體。他的價值觀念和身份實現了對其原有價值和身份的顛覆：“學得登龍術，賣與帝王家”，“女為悅己者容，士為知己者死”。一邊是金銀玉帛香車豪宅美女的買，一邊是“肝腦塗地任驅馳”或者 “願效犬馬之勞”的賣。當賣方市場生長過剩或成為體力上的弱勢時，這種情形對於 “士”階層或個體的命運就可想而知了。面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的經濟結構模式，一個缺少良知、正義、公理與思想的獨立性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社會結構模式和“一句頂一萬句，句句是真理。”的文化結構模式得以確立。
這種經濟的、文化的和政治的社會結構模式的建立，對於一個民族的生存活力的窒息不難想像。這就是我們所僅能看到的秦漢以降的中國精神及其外在呈現。知識份子價值觀念和身份在它第四變化時期的依附、賤賣與賤買以及持續的情形，一般而言，人們比較熟悉，在此不贅述。
正如前面所提及：“對於生活在濃厚傳統氛圍中的群體而言，他們思想和生活的現代化轉化可以滯後卻難以避免；傳統社會的當代性轉化，是一個系統的、漸進的變動過程；它的基礎是人身獨立、財產私有和思想自主的神聖性。”
對於有200餘年轉換需求心理歷程的群體而言，對知識份子身份的歷史演變、對知識份子身份的當代性轉化或者某種意義上的還原的認識、努力壁立面前。 這種心理需求是虛妄的嗎？
這種當代性轉化或者還原的個體訴求和整體需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良知、正義和公理”是可以實現的嗎？自詡“自由知識份子”的人們怎樣的努力和表現，國人拭目以待。
2002年3月1日
成都
──轉載自《議報》第18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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