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5日訊】一九五零年，蘇聯勢力在歐洲大肆擴張，在亞洲中共也戰勝了國民黨，與之形成結盟之勢。邱吉爾“鐵幕”之說成為事實，全球範圍內冷戰格局開始形成。當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力量高漲，自由世界呈守勢。在此陰影重重的國際政治格局下，中國自由主義的先驅胡適卻依然保持著樂觀的心態。面對許多人的質疑，胡適在剛剛創刊的《自由中國》雜誌發表《我們必須選擇我們的方向》一文，文章指出：“我們可以宣告這個反自由不容忍的專制運動只是這三十年歷史上的一個小小的逆流，一個小小的反動。”胡適告訴中國同胞說：“我們必須選定我們自己應該走的方向。只有自由可以解放我們民族的精神，只有民主政治可以團結全民的力量來解決全民族的困難，只有自由民主可以給我們培養成一個有人味的社會。”
五十五年過去了，胡適的樂觀評估大部分都實現了：蘇聯東歐共產主義國家一夜之間全然崩潰；在亞洲，韓國、印尼、菲律賓等國先後實現了民主化，敗退臺灣的“中華民國”更是成功地實現了由威權主義到民主政治的轉型。全球民主化的“第四波”方興未艾。而中國大陸則成為全球“碩果僅存”的一個實施非民主制度的大國。未來中國大陸的民主化，不僅將使得十三億人口享受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而且還將對於整個人類歷史的發展趨向產生舉足輕重的影響。在此歷史的轉折關頭，胡適的這段話對於今天中國大陸的民眾具有曆久彌新的、深刻的啟示意義。那麼，自由中國，何以可能？
今天的中國與毛澤東時代相比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原教旨主義的意識形態全然喪失，共產黨本身已經蛻變為“資本黨”和“腐敗黨”。中共官方無法提出一套新的思想體系和治國方略來整合民心民意。由於社會分化日益加劇，中共的“三個代表”學說成為水月鏡花：在此社會背景下，沒有一個黨派能夠“代表”所有民眾的利益，因為不同階層的利益實際上存在著尖銳的對立。實際上，在堂而皇之的“三個代表”學說的背後，中共採取的是“分而治之”的統治方式：對大多數民眾，以教育和宣傳體系來實施“愚民政策”，實現“全民催眠”；對公務員、商人和正在形成中的城市中產階級，以經濟利益收買之；對那些連“生存權”也朝不保夕的失業工人和農民，以“員警國家”的恐怖面目來恐嚇之；對少數堅持自由民主理念的知識份子，則以招安與打壓雙管齊下。
從某種意義上說，國家政權僅僅是消極地充當“消防隊”的作用，哪裡發生事故便到哪裡去滅火，已然喪失了政治、經濟和文化體制的創造力。面對自由知識份子的啟蒙努力，官方的文宣機構甚至無法像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那樣掀起“清除精神污染”和“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運動。因為官方一旦批判某人，其民間聲望立即直線上升，批判反而造就了經濟學上的某種“廣告效應”。用二零零三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匈牙利作家凱爾泰斯•伊姆萊的話來說，今天中國社會的特色堪稱“多元化的極權主義”。凱爾泰斯•伊姆萊在《船夫日記》中寫道：“極權主義未能達到徹底的極權。意識形態緩慢地耗竭。‘體制’不與國家的發展相一致；後者更具影響力，總而言之——就像某種經歷了冰川時代、洪水時代而倖存下來的病毒——能夠（乍看起來）消失於大眾生活的表層，而退縮到行政制度之中。一個自由化的、潛伏著的、已然能夠忍受一切了的多元極權主義——這才有著真正的危險，而且沒有任何可以將其剪除的靈丹妙藥。”這種“病毒”在崩潰前的蘇聯東歐國家只是剛剛萌芽，而在今天的中國卻更加明顯。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國大陸實現了有限的經濟自由化政策，以“原始資本主義”與“史達林政治”相結合，使得中共政權在“後共產主義時代”得以倖存下來，並以“經濟奇跡”誇耀全球——儘管在這一“經濟奇跡”背後隱藏著嚴峻的危機。
從壞的方面看，這種“多元化的極權主義”確實深深地毒化了民眾的精神和心靈：民眾在媒體上看到一樁樁腐敗案件的時候，固然有一種天生的對貪官的痛恨，但更為普遍的一種心態是“我怎麼沒有他的權力和機會，否則我也會如此貪污一回”。這種基本的善惡評斷的混淆乃至泯滅，將是未來中國民主化進程中最危險的精神疾病。從好的方面看來，這種“多元化的極權主義”則無法像毛式政治一樣，牢牢地控制全民生活的所有反面並催生出次宗教般的熱情和理想。相反，它不得不在某種程度上容忍“異端”的存在：既然官方自己號稱要“依法治國”、要創造“政治文明”和“和諧社會”，既然中國要遵守世貿的經濟規則，就不得不在某些領域作出相對的讓步。
正是這種“多元化的極權主義”使得“自由中國”成為可能。城市中產階級儘管是有限的經濟自由化政策的受益群體，卻在“拆遷維權”和“住宅維權”中逐漸復蘇了其民主意思和人權觀念。他們一般由捍衛私有財產開始，逐漸意識到新聞不自由、司法不公正及其背後的病根：政治權力的壟斷。富有的商人階層與官僚共同瓜分國有財產，到了最後階段，兩者之間的矛盾也開始浮出水面。如一位擁有上億資產的商人所說：“在利用政治的弊端做生意的時候，即使九次得利，但只要一次失利，我們也會對官僚產生怨憤心理。”當國有資產瓜分殆盡的時候，兩者必然產生尖銳的衝突。而在精神信仰層面，由於官方的文宣部門無法創造出一種新的意識形態，“主旋律”成為笑料，低俗文化四處氾濫，因此宗教信仰的復興已經不可遏制。在此背景下，是否會出現類似於美國六十年代馬丁•路德•金領導的黑人民權運動，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情。
對於創辦《自由中國》的胡適、雷震、殷海光等先賢來說，臺灣已然成為“自由中國”。而對我來說，臺灣的民主化之路可為大陸之師，中國大陸民主化的最理想狀態就是“臺灣模式”（儘管“臺灣模式”存在著諸多的不足和缺陷）。臺灣的民主化沒有經歷大規模的流血和暴力事件，新聞自由與反對黨的合法化幾乎同步實現，政黨輪替也通過選舉和平進行。軍隊迅速由“黨軍”轉變為“政府軍”，只負擔國防事務，而不干涉內政事務。這些經驗對於大陸來說都是無價之寶。
臺灣的民主化之路，大致有這樣一些標誌性的事件：
一九八七年，蔣經國宣佈臺灣地區解除戒嚴。至此多黨制合法化，報禁打開。
一九八八年元月，蔣經國去世，李登輝繼任總統。蔣經國的去世，意味著臺灣蔣家王朝的終結和強人政治的結束。
一九八九年，依據新通過的“人民團體法”，由黨外人士組成的民進黨取得合法地位，成為正式的反對黨。
一九九一年，全面改選國大代表，本土化得以展開。次年，全面改選立法委員。
一九九四年，直接選舉臺灣省省長、直轄市（臺北、高雄）市長，同年通過憲法增修條文，直接選舉總統。
一九九六年，首次直接選舉總統，現任正、副總統李登輝與連戰代表國民黨再次當選。
一九九七年，舉行縣、市長選舉，二十三個縣、市當中，民進黨獲得十二個縣、市長席位，首次超出國民黨掌握的數量，開啟“地方包圍中央”的政治態勢。
一九九八年，第二屆直轄市市長選舉和立法委員選舉。臺北市市長選舉，由馬英九代表國民黨，擊敗現任市長陳水扁。立法院由國民黨取得過半數席位，民進黨仍然是最大反對黨。
一九九九年，國民黨李登輝準備交棒，“連宋配”（連戰、宋楚瑜）合作不成，國民黨確定推出“連蕭配”（連戰、蕭萬長）。宋楚瑜確定參選，國民黨開除宋黨籍。民進黨前主席許信良宣佈脫黨參選。
二零零零年三月十八日，舉行第二次直接總統選舉，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當選總統，結束國民黨五十多年的執政地位。落敗的宋楚瑜組織親民黨，結合成第三股政治勢力。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一日，舉行民進黨執政後首次立法委員和縣市長選舉，立法院中民進黨躍居第一大黨，國民黨地位大幅滑落，親民黨崛起，但三黨皆不過半。
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一日，舉行第三次直接總統選舉，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再次當選總統。
這張時間表，值得每一個熱愛自由民主的中國知識份子深思。臺灣模式不可能“生搬硬套”到大陸，但是臺灣經驗卻有頗多可以吸取之處。今天的中國大陸，既沒有任何一個獨立於共產黨之外的反對黨，就連鄉村一級選舉也停滯不前，不用說跟臺灣相比了，就連阿富汗也比不上：不久前，阿富汗人民實現了直接選舉總統，就連占人口百分之四十、昔日被完全排斥在文明進程之外的女性也獲得了選舉權。在羞愧之餘，我們能夠做些什麼呢？商人需要做什麼？知識份子需要做什麼？宗教界人士需要做什麼？普通工農大眾又需要做什麼？中國大陸要成為“自由中國”，既需要像蔣經國那樣專制體制內的開明領袖，也需要像雷震和殷海光那樣有智慧也有勇氣的知識精英，更需要無數熱愛民主自由的現代公民。在走向民主的道路上，沒有人可以袖手旁觀。
二零零五年一月八日，四川成都
──轉載自《觀察》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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