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8日訊】(亞洲時報記者Sujoy Dhar 3月7日撰文)加爾各答 — 加爾各答最大紅燈區－索納加奇（Sonagachi）唯一能給當地兒童的就是生活的絕望。不過今年洛杉磯奧斯卡之夜的光榮時刻可能會改變《生於妓院》(BORN INTO BROTHELS)這部記錄片中的小小攝影迷的命運。但幾個性工作者組織對此大為不滿，並抨擊影片“缺乏深度”。
2月28日，索納加奇的孩子們切蛋糕慶祝羅斯· 考夫曼(Ross Kauffman)和讓娜· 布裏斯克(Zana Brisk) 拍攝的《生於妓院》榮獲2005年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英國出生的攝影師布裏斯克通過影片記實性地描述了索納加奇性工作者的8名孩子的生活以及他們如何利用相機努力改變自己的命運。
索納加奇大約有9000名性工作者，其中6000是全職的，另外3000是“臨時的”。這裏也以性工作者自發開展預防艾滋病計劃聞名世界。這些計劃最近得到國際認可。美國的“比爾和梅林達· 蓋茨基金會”(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把索納加奇計劃作為典型，決定提供2億美元資助印度6個城市預防和治療艾滋病。
布裏斯克1998年首次到加爾各答拍攝索納加奇紅燈區性工作者的生活。為了真正瞭解她們的生活，她住在紅燈區裏。她很快就與妓女們的子女打成一片，並為他們堅忍不拔的精神深深吸引。她買來操作簡單的傻瓜（point-and-shoot）相機開始教孩子們攝影。不久，布裏斯克就放下相機拿上攝影機並叫上當時的男友、製片人羅斯· 考夫曼與她一起到加爾各答。兩人聯手拍攝成《生於妓院》，影片講述的是布裏斯克如何通過教這些孩子攝影最終幫助他們走出妓院。
14歲的女孩普佳（Puja）說，“影片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我們非常感激讓娜阿姨。”孩子們的攝影作品在全世界展出；他們拍攝的照片和攝影指南的銷售額已接近10萬美元。普佳說，在布裏斯克的堅決要求下，她的許多朋友和其他小孩都走進學堂以求一技之長。她帶著頑皮的笑容說，“我自己也開始上電腦課了。”
布裏斯克也幫助許多像阿布什吉特· 達斯（Abhijit Das）和馬尼克· 達斯（Manik Das）一樣的男孩進入學堂。15歲的阿布什吉特帶著英國口音說，“我現在會說英語了。讓娜阿姨送我進了一家英語媒體學校讀書。”
孩子們說，他們早早起來看奧斯卡頒獎典禮的現場直播。一旦他們的影片獲獎，他們就有糖吃，就可以切蛋糕和許願，因為記者和攝影師們都成群結隊地湧到索納加奇捕捉他們的反應。布裏斯克也用手機致電普佳問候他們並告知獲獎的消息。
普佳告訴《國際新聞社》（IPS），“在此之前人們或媒體從未如此關注我們。”阿布什吉特說，“知道影片獲獎後我們都非常高興。我們把它視為我們的電影，我們的獎項。”
然而，印度東部西孟加拉邦的6000名性工作者的保護組織－Durbar Mahila Samannyay Samity (DMSS)批評《生於妓院》的製片人“沒有反映性工作者的真實處境”。該組織秘書、一名前性工作者的兒子杜塔（Mrinal Kanti Dutta）說：“最令人震驚的是我們從來不知道布裏斯克或考夫曼在拍攝我們的孩子，他們是在偷拍。”他告訴IPS，“人們必須瞭解這些孩子的生存困境。但製片人卻在我們不知道的情況下把他們帶到恒河（the Ganges）邊的Babughat拍攝。”
杜塔還指出了影片的不足之處。他說，“我看過這部影片。片中說，孩子們1998年入學前必須進行艾滋病測試。但在當時，學校根本沒有要求做這些測試。”杜塔補充說，“影片某些片斷說母親們迫不及待地讓自己的女兒入行（賣淫）。這是嚴重錯誤的，是對我們婦女的抹黑。”
索納加奇的婦女尊嚴與安全性行為組織（women’s Movement for Dignity and Safe Sex －DMSS）總負責人賈娜（Smarajit Jana）說，影片在反映主題上缺乏深度。她指出，“導演從未試圖瞭解問題的嚴重性。諷刺的是無論怎樣，以性工作者的子女的生活為題材的影片或任何藝術形式都能立即博得人們的同情。”
DMSS負責人、前性工作者加耶恩（Swapna Gayen）說，雖然她們一直努力為孩子們爭取權利和福利，但“在該記錄片問世之前從來沒有人關心我們”。她表示，“不管影片的內容如何，不正確瞭解問題什麼工作也幹不好。”性工作者正舉行集會甚至組織記者招待會宣佈她們將來的行動路線。迄今為止，她們尚無起訴製片人的打算。
《生於妓院》一片贏得了一連串的榮譽，包括在聖丹斯電影節（the Sundance Film Festival）上獲得觀眾獎，而且還獲得評委會大獎提名。
雖然布裏斯克和考夫曼為了保護孩子們的隱私不願在印度上演該片，但他們表示計劃從影片收入中拿出資金在加爾各答為孩子們修建一所學校。(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