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從取消農業稅看大陸農村治理的危機

梁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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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3月9日訊】2005.03.07

大陸一年一度的“兩會”前夕,媒體喧嚷較多的一件事情,就是取消農業稅。農業部副部長范小建在日前的一個會議上說,目前大陸已有26個省區市決定繼續或從今年起免徵農業稅。大陸今年將進一步減少農業稅200多億元,大約有7.3億大陸農民將告別上繳“皇糧國稅”的歷史。

在溫家寶去年宣佈五年內取消農業稅的時候,大陸的農業稅其實在政府財稅總收入中的比重已經很低了,大約不到百分之四。有報導說,今年減稅以後,農業稅占大陸財稅總收入的比重將下降到百分之一,明年則很可能為零。而五十年代初,大陸農業稅的比重曾經高達百分之四十一。

大陸官方宣傳給人一種印象,似乎農業稅的減少是一種進步,而沒有農業稅的中國是一個更美好的世界,事情果真是這樣嗎?就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而言,農業稅,或農地稅在公共稅收中的比重會隨經濟發展而下降,但就其絕對水準而言,並不一定是農地稅越少越好。這是因為,無論是從農業本身發展的需要還是為了社會的公益,從農業級差地租中提取一些公共收入都是必要或有益的。那麼,為什麼大陸今天發展到要完全取消農業稅的地步呢?

最直接的原因是大陸徵收農業稅的成本實際上已經高於稅的收入,得不償失,而造成這種情況的一個更深層的原因就是農村中滯留了大批過剩人口。過剩人口吃掉了大量地租,不僅減少了稅源,而且增加了徵稅的成本。那麼,導致大量過剩人口滯留農村的原因又是什?呢?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從農村徵斂的大量稅賦並沒有能夠創造足夠的就業機會,吸收農村的新增人口。因此,可以說,大陸完全取消農業稅並非是一種進步,而是經濟發展失敗的一個結果。

實際上,大陸取消農業稅已經太晚了,因為許多農村早已徵了多年的過頭稅,把本當用來解決農民最基本的生?和生活條件的公共資源,用去養活龐大的徵收隊伍,養活腐敗的政府。大陸農村廣大地區缺少最基本的公共服務,但農民還要承擔比富裕的城裏人高得多的稅率。大陸早已是世界上稅負最不公平的國家。

問題是,取消了農業稅的大陸農村,就成了一個美好的世界了嗎?楊小凱生前做過一個重要的研究,他比較了專制國家與民主國家的稅賦,發現民主國家的稅率比專制國家的稅率要高,也就是說,恰恰是專制政府,而不是民主政府才搞輕徭薄賦。許多中國人一開始不解其中的道理,因為這個發現與我們在專制社會中生活的直覺不一致。

我們的直覺是,專制政府蠻橫強硬,應該比民主政府能夠徵更多的稅。但事實是,楊小凱的發現有深刻的道理。專制政府要想維持長久,就必須搞輕徭薄賦,否則,就會像秦朝那樣迅速地垮臺。這是因為專制政府有一個致命的弱點,那就是無法做到稅賦公平。在這種情況下,稅率越高,越容易官逼民反。而民主政府之所以敢徵比較高的稅,一是因為稅負比較公平,二是支出受到監督,比較能夠保證公眾的利益。

從這樣的角度看大陸政府取消農業稅,事情就不像他們自己說的那麼美好了。因為一個完全不徵稅的社會,實際上是一個沒有能力自治的社會。如果說,在宏觀的層面上,大陸的城市已經不需要從農村轉移收入,而是應該反過來,由城市向農村轉移收入,這也並不等於在農村內部也不應該有農業稅或農地稅。農村再窮,也有許多公共的需求,如果農村內部沒有能力實現公平稅賦,解決自己的許多公共產品的供給問題,那麼,他們也沒有能力公平合理地使用來自城市和工業的轉移性收入。

正因為如此,完全取消農業稅,恰恰說明大陸農村的治理的危機非常之嚴重:大陸當局只能顧減輕農民負擔這一頭,而根本沒有信心和能力實現稅賦公平。但是,大陸當局應當非常清楚,取消農業稅給農民帶來的好處其實是非常有限的,這是因為農業稅的總量本來就不多,而農村人口卻十分龐大。一年減兩百億,攤到一個農民頭上不過幾十元錢,還不及農民工一天的工錢。大陸農民今天真正需要的,不是這一點小恩小惠,而是對農村體制,包括土地制度在內的根本性變革。否則,雖然告別了皇糧國稅,卻永遠不能告別貧窮與落後。

——自由亞洲電臺(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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