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達功:反日游行示威是政府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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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15日訊】(希望之聲記者蔡紅采訪,齊月報導)日本文部科學省4月5日通過扶桑社出版的《新歷史教科書》。該書由日本極右團體“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主導,并立即遭遇亞洲國家的普遍不滿。繼北京、廣州、深圳三地4月9日爆發抗議日本掩飾二戰侵略的万人游行后,蘇州、南昌、宁波、海口等地于4月10日均有大批市民參加游行或簽名抗日活動。這是中共建政以來全國范圍最大的反日示威活動,參加人數超過万人。對此,記者采訪了大陸著名專欄作家趙達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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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達功先生說:在中國游行示威是不可思議的事,就自發的,不管你是什么樣的游行示威都是禁止的,事實上禁止。那么,能夠游行就是官方的事情,是官方的組織,最少最少是官方的認可。這次反日示威是從南到北,從北到南,深圳、廣州、成都、北京等地方的反日示威游行不可能是自發的,有自發的一部分因素,群眾早就想自發的進行抗議活動,包括對釣魚島啊,香港台灣都有保釣的示威游行,大陸始終就沒有,不是說沒有老百姓示威游行,是不允許。現在中國國內任何示威游行都必須得到批准,得到批准并不是象香港,它是自由社會按照法律的規定去批准去,也不像西方社會按照法律程序,中國是什么樣的示威游行,只要你申報他就不批。那么這一次我不知道深圳、廣州還有成都北京的示威游行得到批准了,得到批准就是政府批准了。

記者說道:在中國游行是需要報批的,象前一陣子為了悼念紫陽先生,趙昕申請游行不但沒有批准反而被拘捕了。上海的胡玉文(音譯)先生曾經申請了几十次上百次的游行示威,都被拒絕,而且他的游行示威很多都不是政治性的,就是慶祝國慶,他也是不允許的,那么這次他能批准呢,不光是個民間行為,反日游行示威是個政府行為。

當記者問道:中國政府為什么在面臨內懮而無外患的今日將中國民眾的反日情緒推至如此高漲?

趙達功先生說:這是兩個因素造成的,一個國內矛盾比較激化,一段時間以來這個宏觀調控啊,因為它不進行政治改革,只進行經濟改革,就像洋務運動一樣,不動國家體制,政治體制,只是從經濟上改革開放,可能經濟會有一定的增長,或者增長很快,但是呢政治基礎就不牢靠,因為它根本上經濟發展協調不了。國內的矛盾就體現在貧富懸殊越來越大,貪污腐化成為共產党官員的一個普遍現象,抓都抓不過來,而且涉及各個部門,比如金融部門現在很嚴重,經濟部門就涉及更多了,各個方面都涉及到,包括教育部門、衛生部門、就是所有的部門都腐敗透了。因此,社會怨聲載道,對中共專制集權統治民憤很大。加上礦工一批批的死去,今年一季度死亡超過去年的百分之二十,這是官方數字。那么維權者上訪者一個又一個被抓起來被打回去。在這种情況下,今年經濟發展地方和中央對抗,宏觀調控也實現不了,看起來物价上漲現在已經開始了,而且這個失業率一樣很高,一些大學生,這些知識分子都找不到工作,如果宏觀調控的矛盾在對著,如果遏制經濟的飛速發展,那么必然會造成大量失業;如果不遏制呢,那么必然使經濟過熱,造成經濟的極度不平衡,可能會釀成以后的大患。這是國內的矛盾,這說的是一點。

趙達功先生繼續說:另外,日本要入常任理事國的問題,中國也酸溜溜的,因為現在有四個國家要入常任理事國,如果真的實現了這四個國家,那么聯合國的力量上,對中國是非常不利的,原因在于大多數都是民主國家,專制國家只有中國一個,而且,在東亞在台灣海峽的戰略上,中國和日本就有矛盾,加上日美安保條約,對台灣的承諾啊,中國又反分裂法,對日本它非常不滿,借助這次日本修改教科書,這個實際上不是這一次才修改的,還有內閣官員參拜靖國神社,借這個机會,想阻止日本成為常任理事國。

表面上官方并沒有表態說要投反對票,事實上現在印度對中國也不利,因為也不算是特別友好的國家,盡管溫家寶剛剛從印度結束了訪問,發表了聯合聲明,看起來關系有所改善,但是中印關系不是一朝一夕,說變就能馬上變過來的,馬上成為戰略伙伴,因為這里涉及到南亞的一些重要戰略問題,那么在德國、巴西,中國可能沒多大意見,但是要反對日本入常,恐怕四國都要反對,不可能反對一個,但是它要借助于民意。因為反對日本修改教科書和參拜靖國神社,不是光中國的民眾反對,因為中國和韓國朝鮮,因為二次世界大戰,日本侵華占領過這些地方,甚至于朝鮮一直是日本的殖民地,這個确實有歷史的民族之間的矛盾和鴻溝,它不像是德國一樣能夠忏悔,能夠反悔自己的歷史,日本要把東條英机等人安放在靖國神社里邊進行參拜,這就好像德國人把希特勒供奉起來,那不可能的嘛,那是不可想象的。
趙達功先生繼續說:這次游行是政府行為,是政府利用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來維護自己的專制政權的統治,這是主要目的。在中國來說,中共的教育就是:愛國就是愛党愛政府,它是連在一起的。所以群眾性的愛國運動,它認為就是愛政府,其實這是不正确的,不可能的,這些游行的憤青,反對日本入常也好,抵制日貨,這些游行示威,你問這些人是不是擁護中國共產党呢?并不一定,是兩回事。不過很多游行示威的也借助這次示威表達對現實社會的不滿,也不是純粹的反日。

記者問:中共官方媒體沒有一家報道這一有新聞价值的重大事件。同時,還以安全為由禁止一切外國媒體進入日本使館去查看毀坏的情況?

這是報道說的,實際上人家自己大使館的人是很清楚了,它這個很愚蠢的嘛,新聞自由,新聞報道自由,發生了什么事情不讓人有知情權怎么行呢?

最后記者問道:對中國官方媒體自身不報道這件事情,您是怎么看的時,趙達功先生說:它還是怕擴大,因為它報道以后可能會形成全國性的運動,全國性的運動就可能危及到它們自己的政權,因為所謂反日的訴求啊,抵制日貨的訴求,可能會感染到另外一方面,那就是政治訴求,就是要求反腐敗,要求民主自由,因為我們知道八九學生運動,就是因為悼念胡耀邦形成的,反官倒,反腐敗,最后爭取民主自由,很簡單的一個事情,就是悼念胡耀邦為什么演變成另外一個運動呢?它也害怕,因為反日運動也可能演變成另外一种運動。

据亞洲時報在線了解,中宣部日前就有關問題向大陸新聞工作者傳達了兩點指示:一是不可私發報道,二是新聞單位員工可以參加示威。

凌鋒的《不制止還鼓勵北京操弄反日浪潮》一文中說:中共獨裁政權在文革失去民心而導致馬列意識形態的破產后,唯有依賴民族主義來維系內部的凝聚力,因此每當內部出現危机時,就要祭出民族主義這個法寶來轉移視線,灌輸民族主義成了中共愚民教育的“主旋律”。這次反日浪潮成為中共建政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其責任怎么推也推卸不掉。這次是中國出現新一輪政經外交危机后煽動出來的民族主義浪潮。

自由亞洲電台評論員陳勁松則發表文章說,在所謂“抵制日貨”的風潮中,有心愛國的民眾感情是真,唱“愛國主義高調”的政府行為是假;獨立反日的民眾是真,隨著政府指揮棒起舞的人士(所謂“ 憤青”)是假。正如“北大反美姑娘最終嫁給了美國人”的鬧劇一樣,某些“反日派”,恐怕正是乘机起哄的“哈日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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