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春光:讀蔣品超先生《中國詩壇的悲劇:偉大詩人失去了他們偉大的讀者》一文的体會

——在當下中國詩壇,是詩歌內容寫作更重要還是形式寫作更重要?

楊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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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18日訊】品超先生的基本觀點我是同意的。尤其關于詩歌寫作的內容比其詩歌寫作的形式更重要的論述很為及時。

長期以來,中國大陸總是片面地重視詩歌形式的革命,認為只要有了不斷翻新的形式,就會有了不斷創新的內容,极為片面地強調了形式決定內容的作用性,而忽視了內容更能決定形式的作用。特別在中國威權意識形態統治下,詩歌內容的革命直接牽涉到平面意識形態的敏感神經,而且由于當權主政(即平面化)意識形態對詩歌等藝術話語表達權的長期打壓,并且其主要打壓的對象,乃不是什么詩歌的藝術形式,而是詩歌的藝術內容。詩歌的藝術形式再怎樣革新与革命,官方的文化政策也都會給你大張旗鼓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与“弘揚主旋律”的肯定甚至樹立,而一旦你在詩歌藝術內容上稍微進行了突破,那就要給你冠以“精神污染”或“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种种罪名的打擊,直至人身迫害!這樣,詩歌內容的革命,尤其詩歌干預政治人生、干預現實平面政治的人權的正常生活的內容突破与前進就成了絕對的禁區,也就成了御用文人和犬儒詩人們的人人自危的心里明帳,或者是他們人人頑固自守不變与愚忠盡孝的走狗盾牌与雞毛令箭。因此,在中國,擺在真正詩人面前的詩歌以及一切文學藝術革命的最危机任務与最要緊的前途方向,絕對不是藝術的形式如何革命問題,而是藝術的內容如何革命問題。

  我們眼下所進行的詩歌革命,說到底就是如何打破詩歌的內容禁區、并以新的詩歌內容去決定新的詩歌形式的突破革命。

  自朦朧詩以降以來,中國從西方借鑒來的詩歌形式革命,已經該完成的基本完成了,西方的后現代解构形式和個性化的敘事形式,我們都已經大搖大擺地學來了,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可是西方首先暢行的人類的普世自由民主人權的价值觀念內容革命,卻在我們的詩歌藝術中嚴重闕如或屢遭當權意識形態的嚴厲打壓——改變和沖破這個禁區,這才是我們的當務之急!

  實際上,人類的各种藝術,當然首先是形式革命的藝術,但形式革命的同時,如果不帶來內容革命的目的,形式革命也就會停滯不前或根本沒有完成,因為形式是為一定的目的准備的,而那种脫离了內容的主觀上的純形式藝術也不是沒有,但在客觀上若不是帶來內容的再生產和再內容審美效果,其這种藝術是不會有太大的藝術前途与藝術生命力的。蔣先生這里有一在我看來雖然還有點失之嚴謹但卻是很有說服力的論斷,我借以引來請大家思考:“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社會,不同的階段,不同的環境,不同的人群,不同的經驗,就有不同的詩歌,這是由于內容決定的!而詩歌的技藝能有几多?詩歌的技藝就象是人体,詩歌的內容就是人的意識內容,內容在千變万化著,而人卻只有兩類:男人、女人,即便把現在所謂人妖歸為另一類,充其量也只有三類!技藝是工具,內容才是我們傾心的目的,我們不去關心我們的目的是否在完善我們的心愿,卻在那里不遺余力的鞭撻工具,努力將在完成我們目的完善我們心愿的內容引開,不免荒謬!”

  其他,如品超先生強調的藝術必須是干預現實才有生命力的論述等,我就不一一談論自己的一孔之見的体會了。有關這篇文章的种种觀點,大家可以廣開言路。我個人認為這是一篇很有見識的、對我們堅持開展的文學話語革命有著參照作用的文獻。建議加入理論金庫。

(本貼由楊春光于2004年6月24日16:47:14在樂趣園【空房子詩報】發表)(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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