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19日訊】兩年前的夏天，我去過英國的蘇格蘭愛丁堡小住了一個星期，參加了當地的旅行團，帶著滿口高地口音的導遊介紹一個正在興建中的國會大樓，他以懷疑的態度指出貝理雅首相是在愛丁堡的貴族學校完成其中學課程，而今日他竟然送給蘇格蘭一個國會。他是真心或是假意就不得而知了。事實上在貝理雅上臺後，修改了憲法讓蘇格蘭及威爾斯建立起自己的國會，管理社會的結構、組織、社區，確保基本的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的持續與人文發展。在過去的一個世紀，共產主義及資本主義兩條只重視制度的合理化及效率化的路線，而忽視了人的因素和文化的複雜性。
政治改革下人的心態改變
英格蘭人在聖誕節那一天侵佔了蘇格蘭，所以蘇格蘭歷來都不會大事慶祝聖誕節，至今他們對英格蘭人有一種仇視之心，但英格蘭人常常掛在嘴邊說蘇格蘭人小氣(scottish)。當貝理雅送給蘇格蘭一所國會之後，蘇格蘭人由仇視之心，慢慢地轉為懷疑之心。在複雜的文化氣氛下，貝理雅能夠踏出一步，使兩個民族的差距拉近了一點。
上個世紀的八九十年代，西歐與美國都遇上了毫無遏制的市場力量導致了貧富的兩極分化，也導致少數商人對市場的控制，貧富懸殊的擴大，社會不公的蔓延、社會、安全的危機、以及生態與環境的巨大風險。藍領工人越來越少，越來越多不同群體、種族、性別的取向與問題的糾纏。道德的水準下降、貧富懸殊加劇、要求社會福利壓力加大。工業化、分工化導致人際疏離、經濟發展造成生態浩劫，資源耗盡。政府、企業和工會等參與的集體決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糾正市場機制的負面作用。他們需要在政治、經濟和社區上有所革新，英國在政治上的革新就是將議會的權力向蘇格蘭及威爾斯下放，在社區方面又如何呢？
社區的革新方向
在三月中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舉辦社區發展服務研討會中，他們滙報了他們在英國的社區考察報告。英國在過去數年，在廿六個貧民區中建立以民為本的社區，透過居民的參與，讓居民發揮才能與互相認識去增強對社區的歸屬感，提升教育與職業培訓工作，幫助解決就業問題，建立社區健康與護理及社區安全，營造藝術、文化、運動場地與環保居所等等。英國政府訂定為十年的社區更新計劃，最初時由社會工作者統籌辦理，漸漸地由居民互選參與組合發展，代替社會工作者的位置，參與政策制訂，繼續推動居民關心社區事務、關心身邊的鄰舍的工作，持續發展居民的潛能及參與發展社區的意識，持續推動改善自已的社區。因此政府可以減少對社區承擔，而社區的人口減少流動，教育與就業率的提升，生產力得以發揮。過去的十年，英國在全球衰退中並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這是否因為貝理雅推行他的老師紀登斯(Anthony Giddens)那一套所謂第三條路線的結果呢？
不一樣的舊區重建例子
在舊區的重建工作中，香港所採用的方法是遷徙舊樓宇中的居民，收購其所住宿的單位，再交給地產商重建。在整個過程中，只是針對客體的陳舊建築物作出應有的管理，而完全忽略了以人為主體的現狀與需要，妄顧了居民在金錢以外的感受與權益。例如族群的關係，社區的歸屬感，居民參與發展的意向。因忽視居民主體的訴求，反而製造了居民與政府的矛盾，使居民營構成另一個壓力群體，為金錢的補貼問題互相糾纏，因遷徙而破壞了原有社區內的社群關係，因清拆與建造新舊樓宇而產生大量破壞環境的廢料，也平白浪費了舊樓宇的剩餘價值。同樣的情況，在倫敦的威斯特敏斯區(Westminster)的四十年舊樓威斯特敏斯大樓(Westminster Tower)就採用了以人為本的處理方法結合資訊科技及可持續發展概念，提供可行的方案與居民合作建立互利互信的委員會，在改建之前，建立示範房屋結合居民意見及所需，並教育居民認識及使用新的智能式的家具設施，並漸漸改變了生活的價值觀和形態，令環保概念更有效地實現於生活中，在舊屋翻新及重建的時候，騰空其中一層樓房，用作居民暫住的居所，並引領居民參與管理翻新及重建的工作。終於在英國的建屋研究局支援下，完成重建翻新的工作。雖然是一個小社區的重建工作，但可以建立起一個以民為本的社區，用家的意見是可以與專家意見相輔相成，居民主導和具有發展性的參與，共同規劃重建及管理，讓居民認識及增強對社區的歸屬感。關顧長者及居民的特別需要，期望建設一個友善的社區。透過溝通和理解，讓居民與建築師合作共同建設一個合適的居所和社區。從表面上可以見到整個流程是引入了哈伯馬斯的論點，要求社區到整個社會要增加人與人之間、社區與社區之間的溝通、理解、達至互相合作，走向小政府–大社會的政治路向。
知識的檢討及應用
「哈伯馬斯」是德國法蘭克福學派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徹底反省知識的問題，將知識、科學、行動、生活聯貫在一起，使知識的檢討落實於生活的基礎上。他指出語言是生活的要素，其衍生了「權力」及「自主、負責」等概念，正面的使用語言，是可以達至反省和批判。辯論是修正客觀的知識，使成為了解社會的真相。而主體間互相產生理解和共識，影響著自我的知識以及思想價值體系。他希冀以溝通建立感情關係，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彼此的相互接納，來打通生活世界被工具理性、科技理性割裂的狀況及普遍的共識，使社會能重新協調而消除危機。新世紀的新政治路向（美國克林頓總統率先把這新政治經濟策略稱之為第三條路線）以哈伯馬斯的論點為基礎走出共產及資本主義的困局。貝理雅提出治理國家的基礎不是控制，而是協調；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門，也包括私人部門；治理不是一種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績的互動，希冀能超越了專注國家控制、高稅收和私有生產者利益的老左派，又決定性地超越了把公共投資、並且常常也把社會和集體努力的重要觀念當作罪惡而加以拒斥的新右派。
紀登斯(Anthony Giddens)論述第三條路線與共產或資本主義有所區別：第一，在政治價值方面，它繼承了社會正義觀點作為自已的核心價值，尋求階級的支援，反對權威主義和排外主義。第二，在經濟體制方面，倡導一種混合經濟，力爭使管制與解除管制、社會生活的經濟方面與非經濟方面之間達到平衡。第三，國家干預問題上，主張重新界定民主政治，即下放政府的權力，使政府與公民社會組識進行更加積極合作。第四，國家主權問題上，倡導世界主義的民族國家觀，堅持民族認同，反省和重構民族認同。第五，福利國家問題上，主張徹底改革，使之成為一種社會投資國家，在風險與安全、個人責任與集體責任之間建立新的關係。
在現實的生活中看到了市場的失效，又看到了國家的統治失效，所以紀登斯提出善治思想(good governance)即「少一些統治，多一些治理」。治理是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或個人的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使相互衝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並且採取聯合行動及持續的過程。它既包括有權迫使人們服從的正式制度和規則，也包括各種人們同意或以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個特徵：(1)治理不是一整套規則，也不是一種活動，而是一個過程；(2)治理過程的基礎不是控制，而是協調；(3)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門，也包括私人部門；(4)治理既不是個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續的互動。治理是政治國家與公民社會的合作、政府與非政府合作、公共機構與私人機構合作、強制與自願合作。治理的主要特徵「不再是監督，而是合同包工；不再是中央集權，而是權力分散；不再是由國家進行再分配，而是國家只負責管理；不再是行政部門的管理，而是根據市場原則的管理；不再是由國家指導，而是由國家和私營部門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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