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19日讯】两年前的夏天，我去过英国的苏格兰爱丁堡小住了一个星期，参加了当地的旅行团，带着满口高地口音的导游介绍一个正在兴建中的国会大楼，他以怀疑的态度指出贝理雅首相是在爱丁堡的贵族学校完成其中学课程，而今日他竟然送给苏格兰一个国会。他是真心或是假意就不得而知了。事实上在贝理雅上台后，修改了宪法让苏格兰及威尔斯建立起自己的国会，管理社会的结构、组织、社区，确保基本的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持续与人文发展。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共产主义及资本主义两条只重视制度的合理化及效率化的路线，而忽视了人的因素和文化的复杂性。
政治改革下人的心态改变
英格兰人在圣诞节那一天侵占了苏格兰，所以苏格兰历来都不会大事庆祝圣诞节，至今他们对英格兰人有一种仇视之心，但英格兰人常常挂在嘴边说苏格兰人小气(scottish)。当贝理雅送给苏格兰一所国会之后，苏格兰人由仇视之心，慢慢地转为怀疑之心。在复杂的文化气氛下，贝理雅能够踏出一步，使两个民族的差距拉近了一点。
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西欧与美国都遇上了毫无遏制的市场力量导致了贫富的两极分化，也导致少数商人对市场的控制，贫富悬殊的扩大，社会不公的蔓延、社会、安全的危机、以及生态与环境的巨大风险。蓝领工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多不同群体、种族、性别的取向与问题的纠缠。道德的水准下降、贫富悬殊加剧、要求社会福利压力加大。工业化、分工化导致人际疏离、经济发展造成生态浩劫，资源耗尽。政府、企业和工会等参与的集体决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纠正市场机制的负面作用。他们需要在政治、经济和社区上有所革新，英国在政治上的革新就是将议会的权力向苏格兰及威尔斯下放，在社区方面又如何呢？
社区的革新方向
在三月中香港社会服务联会举办社区发展服务研讨会中，他们汇报了他们在英国的社区考察报告。英国在过去数年，在廿六个贫民区中建立以民为本的社区，透过居民的参与，让居民发挥才能与互相认识去增强对社区的归属感，提升教育与职业培训工作，帮助解决就业问题，建立社区健康与护理及社区安全，营造艺术、文化、运动场地与环保居所等等。英国政府订定为十年的社区更新计划，最初时由社会工作者统筹办理，渐渐地由居民互选参与组合发展，代替社会工作者的位置，参与政策制订，继续推动居民关心社区事务、关心身边的邻舍的工作，持续发展居民的潜能及参与发展社区的意识，持续推动改善自已的社区。因此政府可以减少对社区承担，而社区的人口减少流动，教育与就业率的提升，生产力得以发挥。过去的十年，英国在全球衰退中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这是否因为贝理雅推行他的老师纪登斯(Anthony Giddens)那一套所谓第三条路线的结果呢？
不一样的旧区重建例子
在旧区的重建工作中，香港所采用的方法是迁徙旧楼宇中的居民，收购其所住宿的单位，再交给地产商重建。在整个过程中，只是针对客体的陈旧建筑物作出应有的管理，而完全忽略了以人为主体的现状与需要，妄顾了居民在金钱以外的感受与权益。例如族群的关系，社区的归属感，居民参与发展的意向。因忽视居民主体的诉求，反而制造了居民与政府的矛盾，使居民营构成另一个压力群体，为金钱的补贴问题互相纠缠，因迁徙而破坏了原有社区内的社群关系，因清拆与建造新旧楼宇而产生大量破坏环境的废料，也平白浪费了旧楼宇的剩余价值。同样的情况，在伦敦的威斯特敏斯区(Westminster)的四十年旧楼威斯特敏斯大楼(Westminster Tower)就采用了以人为本的处理方法结合资讯科技及可持续发展概念，提供可行的方案与居民合作建立互利互信的委员会，在改建之前，建立示范房屋结合居民意见及所需，并教育居民认识及使用新的智能式的家具设施，并渐渐改变了生活的价值观和形态，令环保概念更有效地实现于生活中，在旧屋翻新及重建的时候，腾空其中一层楼房，用作居民暂住的居所，并引领居民参与管理翻新及重建的工作。终于在英国的建屋研究局支援下，完成重建翻新的工作。虽然是一个小社区的重建工作，但可以建立起一个以民为本的社区，用家的意见是可以与专家意见相辅相成，居民主导和具有发展性的参与，共同规划重建及管理，让居民认识及增强对社区的归属感。关顾长者及居民的特别需要，期望建设一个友善的社区。透过沟通和理解，让居民与建筑师合作共同建设一个合适的居所和社区。从表面上可以见到整个流程是引入了哈伯马斯的论点，要求社区到整个社会要增加人与人之间、社区与社区之间的沟通、理解、达至互相合作，走向小政府–大社会的政治路向。
知识的检讨及应用
“哈伯马斯”是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彻底反省知识的问题，将知识、科学、行动、生活联贯在一起，使知识的检讨落实于生活的基础上。他指出语言是生活的要素，其衍生了“权力”及“自主、负责”等概念，正面的使用语言，是可以达至反省和批判。辩论是修正客观的知识，使成为了解社会的真相。而主体间互相产生理解和共识，影响着自我的知识以及思想价值体系。他希冀以沟通建立感情关系，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彼此的相互接纳，来打通生活世界被工具理性、科技理性割裂的状况及普遍的共识，使社会能重新协调而消除危机。新世纪的新政治路向（美国克林顿总统率先把这新政治经济策略称之为第三条路线）以哈伯马斯的论点为基础走出共产及资本主义的困局。贝理雅提出治理国家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绩的互动，希冀能超越了专注国家控制、高税收和私有生产者利益的老左派，又决定性地超越了把公共投资、并且常常也把社会和集体努力的重要观念当作罪恶而加以拒斥的新右派。
纪登斯(Anthony Giddens)论述第三条路线与共产或资本主义有所区别：第一，在政治价值方面，它继承了社会正义观点作为自已的核心价值，寻求阶级的支援，反对权威主义和排外主义。第二，在经济体制方面，倡导一种混合经济，力争使管制与解除管制、社会生活的经济方面与非经济方面之间达到平衡。第三，国家干预问题上，主张重新界定民主政治，即下放政府的权力，使政府与公民社会组识进行更加积极合作。第四，国家主权问题上，倡导世界主义的民族国家观，坚持民族认同，反省和重构民族认同。第五，福利国家问题上，主张彻底改革，使之成为一种社会投资国家，在风险与安全、个人责任与集体责任之间建立新的关系。
在现实的生活中看到了市场的失效，又看到了国家的统治失效，所以纪登斯提出善治思想(good governance)即“少一些统治，多一些治理”。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或个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及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征：(1)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2)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3)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4)治理既不是个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治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合作、强制与自愿合作。治理的主要特征“不再是监督，而是合同包工；不再是中央集权，而是权力分散；不再是由国家进行再分配，而是国家只负责管理；不再是行政部门的管理，而是根据市场原则的管理；不再是由国家指导，而是由国家和私营部门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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