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9日訊】大紀元記者浦慧恩香港報道/在香港423百萬退黨的研討會上，一位女士頗受人注目，她就是九評之六中提到的林希翎女士。她在會上特別揭穿了中共媒體對她孩子自殺一事的歪曲報導，幷當場鄭重聲明：「我兒子的死與法輪功毫無關係。」
她說她雖然幷不相信法輪功，但是對中共采用鎮壓迫害法輪功信徒的做法，强烈反感和不滿，為打抱不平才站出來。
林女士坦白說，雖然她對『九評』的某些觀點並不同意，但認爲『九評』對中共黨史真相很熟悉，寫得很有水準，很高深度，又因自己亦是九評中提到的被中共打成右派的人物之一。于是，林女士就從自己如何被打成右派開始，和市民們共同探討了中共這段歷史的真相和惡果。
當年正值21歲的她，修讀人民大學法律係，在畢業那年，參觀了1957年北京大學為紀念五四而自發產生的「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情况，她介紹說，因爲1949年中共執政後根本沒有什麽民主，所以在當時也是第一個學生自發產生的學生民主運動。她回憶說，當她走進北大校園，看到到處都是紅紅綠綠的大字報，內容都是針對當時共產黨的國內外政策提出的意見，幷用大字報的形式發表出來。她印象最深的是貼在圖書館門口的「繼承發揚五四革命傳統」的大幅標語。她說，作爲一個青年學生，看到後非常激動。當時有一個對「胡風是不是反革命」的辯論會，在完全沒有思想準備的情况下，被邀請上辯論講臺。于是，她開始對共產黨的國內外政策的一些看法，暢所欲言的講了出來。她感慨的說，「現在回憶起來只差兩年1個月就50年了，半個世紀了，就像一場夢。」就這樣成了大學生中典型的大右派，當時還有一個叫做譚天榮的北大學生，他們兩個人是毛澤東親自點名的「大右派」，就是這樣被推上了歷史舞臺。
談到後來鄧小平1979年關於右派摘帽子的「改正運動」時，林希翎說，自己還是沒有被改正。她分析說，原因是鄧小平領導「反右運動」的總書記，所以鄧說，「反右運動」基本上是正確的和必要的，只是犯了擴大性的錯誤。鄧小平爲了表明只是犯了擴大性的錯誤，特別留下5個著名右派來做典型。她氣憤的說，即使胡耀邦三次批示應與改正她的案子，但是都被當時鄧小平及北京市委彭真等人壓了回去，就留下了章伯鈞、羅隆基、陳任炳、儲安平、大學生中的典型只留她一個人，而與她同時被打成右派的譚天榮亦得到平反。她說，時到如今，另外的四位老人家已經相繼去世了，只有她這個「寶貝」還活到今天，因此被國內的作家著稱為「活化石」。本身是基督徒的她笑著說，「我想這是上帝的安排。」
講到今天的主題，「退黨活動」，她說，「這使我聯想到當年被批成「反黨」時，被定為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的反黨分子，其實我什麽都沒有，只是結合當時大學所學的東西與實際情况，談了一些我當時的看法。當時毛澤東提出要大家幫助黨「整風」，根據毛澤東自己所說，這個的黨的毛病是：『教條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她說，由于自己刨根問底的性格，就提出一個問題來討論，『三害產生的根源是什麽？』她解釋說，因爲治病不能頭痛醫頭，脚痛醫脚，而應先找出病根，才能對症下藥。指並不能就像九評一樣從根上挖（中共）的問題。她指出，中共從建國之後，建黨以來，從根上出了毛病，所以她提出的「三害產生的根源」問題是觸痛了它（中共）的根本要害。她說，當時她直截了當地指出，「三害產生的根源是和現存制度有關，不是什麽思想問題，根本是制度有問題，當時有人提出，這是社會主義制度有什麽問題？我當時回答說，不是，不僅中國沒有建成社會主義，連蘇聯都沒有建成社會主義，這個制度只是在一個過渡時期制度，如果一定要說成是社會主義制度，那麽它就是封建社會主義。」她說，這就成了林希翎的「大罪」，「誣衊社會主義制度」，現在看來，爲什麽中共成立以後，搞了無數次運動，在反右運動之前，九評內也提到了，從延安時代的抓「AB 團」到49年後的「反胡風思想改造」、「胡風運動」、「肅反」、「三反五反」、「文革」、「六四」一直到最近的大肆鎮壓「法輪功」，而一般香港人比較淺薄，每年光知道紀念「六四」問題，一般人不知道「六四」的根源是怎麽來的？
因爲他們或外國人只看到了「六四」，說實在的比起「六四」，在以前的「肅反」、「三反五反」、「反右」、「文革」的各種運動中，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很多默默無聞的人就消失了，人間蒸發了。但是都被封鎖住了，這是一個實行一黨專政和新聞封鎖的國家，外面的人一般是眼不見耳不聞就算了，但是「六四」却讓全世界大吃一驚。」她接著說，「當時我在法國，法國人個個都從電視機，注視著中共鎮壓人民的每一幕，而且大為吃驚中共竟在光天化日之下槍殺無辜學生和市民。罪證被全世界看到和抓住了。這是中共遇到了一個空前絕後的歷史時機，這是天意。」
所以『九評』就從根上探討這個問題，爲什麽中共搞了這樣多的運動，一次次鎮壓後又來運動，鎮壓後又來運動，而且一直到現在鎮壓法輪功。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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