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19日訊】師濤案終由十年的重刑宣判告一段落，我們的同道如獨立中文作家們也仍在呼吁。在我看來，師濤案的法條意義已無任何價值，而更應該深刻地反思我們的文化之恥－－不講良知的中華法系，不願對歷史負責的政治習性，究竟還能塗毒生民多長時間？
對於師濤案的“突然轉機”，我仍抱著一絲希望（哪怕它被斥為“幻想”）。簡白地說：在為期不太長的時間裡比如三年，對六四事件有個符合全民意志的重新定性，而不再靠一代政治強人的主觀定性！
師濤案件說明六四事件遠沒有形成所謂的定性，民間在抗爭、政府在壓制，師濤成了這個事件余波的受害者。所以，我真誠地希望在六四事件得到重新定性的時候，師濤能被宣布無罪並獲得國家賠償。作為一個偉大的殉道者（盡管他沒死），師濤向所有生活在我們這個文化共同體的人發出了一個良知之問：“我們何時才能走出歷史的泥濘？”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
這個歷史不是唐宗宋祖教訓，不是元清失政的故事，而是發生在共產黨獲得政權以前的一樁案件－－湖西肅托。
湖西地區地處蘇魯豫皖四省結合部，因大部分處於微山、昭陽、獨山、南陽四湖以西，故名。1938年12月27日，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115師之685團，改稱蘇魯豫支隊，由晉東南出發，縱跨千裡，到達該區。（該支隊的主要負責人後來大多成為林彪四野系的重要將領）。該支隊進入湖西地區後，抗日形勢日見好轉。但就在此種情勢之下，湖西地區的中共領導人根據康生在延安的肅托講話精神，開始了肅托（一本名為《反托斗爭》的小冊子也在流行）。肅托事件致使三百多名中共黨員和非黨抗日分子被殺，從1939年8月至1940年6月不到一年的時間裡發生如此駭人的大屠殺確實讓人震驚！同時，要不是因為肅反行為從地方黨委擴展到軍內，並且因重要軍內人物梁興初（名興祚）被捕而引起115師高層介入，殺人的局面還得不到控制。
湖西肅托事件在中共得到政權前有過幾次定性（1940年6月中共山東局的訓令、1941年1月中央社會部給山東分局的指示，以至1945年1月劉居英的總結報告），但終沒完善地解決問題，其核心就是歷史責任問題與有無真托匪問題。
湖西地區邊區政權創建人之一，也是湖西肅托事件的受害者郭秋影，在中共建國後一直堅持反映此問題，直到1983年5月才算有了理性的結論：
1、 湖西肅托是一起大冤案，應徹底平反﹔
2、 單子華等七人“真托匪”定性，毫無根據，完全錯誤。
3、 錯殺、錯判尚未平反的，一律平反。
中共自家的一樁“家事”，歷經四十三年，才最後得以理性處理。
這是一段多長的歷史泥濘啊！
此中，最令人不解的是：1955年7月，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相當於秘書長）的鄧小平，對郭秋影寫給中組部的報告竟然批示：“對這個問題，中央既有明確決議，就應該說，在政治上已經解決，對歷史的責任等等問題，不必再提了。”
為什麼不提歷史責任－－是黨的政治性格還是個人決策品質所致？
不提歷史責任的“抹稀泥”方法是否埋下了日後鄧系與林系的沖突原因之一？（－－留給非中共的黨史專家去研究吧！）
畢竟湖西肅托是共產黨的“家事”，甚至說劉少奇冤案（從打倒到平反）也是他們的自家門內事，然而發生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卻是關乎全民即國家未來的涉及基本政治倫理的大問題。知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衷心地希望中共方面以自己的歷史為鑒，盡可能地淡化湖西肅托的那種政治習性。在理性政治的範疇內解決歷史遺留問題。
所謂黨要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行事，首先要進行理性的立法反思－－比方說通過師濤案，重新討論“泄露國家機密罪”（乃至“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立法本意。縱深而言，對於六四事件的重新定性是否由全民公決來判定，仍是個理性即政治智慧的大問題。
這個大問題不僅涉及到中共自己的合法性強化，而且更關乎我們這個民族的道德水平。
當然，我不認為妥協與“抹稀泥”是一回事！因此，在我在同道們呼吁朝野和解、建立一國良制的公開信上簽名支持之時，我也衷心地希望民間要寬容中共在特定條件下所犯的過錯。這樣，將使我們能盡快地走出的泥濘！走出歷史泥濘，既需要偉大的德性也需要非凡的政治智慧。人們總以為美國有了二百多年的民主歷程，所以一切政治倫理問題能制度化地解決。其實，美國真正的普遍人權不過是1960年代中期因馬丁•路德•金的“I have a dream!”而開始，時至今日，剛剛半個世紀！
在金之前，有一幅震撼人心的畫：畫面上一個赤裸上身的黑奴，手腳戴鐐，單腿著地，雙手曲舉，向並未出現在畫面上的白人說：“Am I not your brother ？”
就這麼簡單地一問，它給人們帶來的道德震撼是無法用語言表達的！
如果我與那些掌握政策的要人能見上一面，我也寧願像那個黑人跪下，為師濤一請：“難道他不是你們的弟兄嗎？”
（－－關於湖西肅托事件，可見山東大學出版社《湖西肅托始末》，袁玉騮主編，1992，限國內發行）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居中國
──轉自《觀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