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19日讯】师涛案终由十年的重刑宣判告一段落，我们的同道如独立中文作家们也仍在呼吁。在我看来，师涛案的法条意义已无任何价值，而更应该深刻地反思我们的文化之耻－－不讲良知的中华法系，不愿对历史负责的政治习性，究竟还能涂毒生民多长时间？
对于师涛案的“突然转机”，我仍抱着一丝希望（哪怕它被斥为“幻想”）。简白地说：在为期不太长的时间里比如三年，对六四事件有个符合全民意志的重新定性，而不再靠一代政治强人的主观定性！
师涛案件说明六四事件远没有形成所谓的定性，民间在抗争、政府在压制，师涛成了这个事件余波的受害者。所以，我真诚地希望在六四事件得到重新定性的时候，师涛能被宣布无罪并获得国家赔偿。作为一个伟大的殉道者（尽管他没死），师涛向所有生活在我们这个文化共同体的人发出了一个良知之问：“我们何时才能走出历史的泥泞？”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这个历史不是唐宗宋祖教训，不是元清失政的故事，而是发生在共产党获得政权以前的一桩案件－－湖西肃托。
湖西地区地处苏鲁豫皖四省结合部，因大部分处于微山、昭阳、独山、南阳四湖以西，故名。1938年12月27日，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15师之685团，改称苏鲁豫支队，由晋东南出发，纵跨千里，到达该区。（该支队的主要负责人后来大多成为林彪四野系的重要将领）。该支队进入湖西地区后，抗日形势日见好转。但就在此种情势之下，湖西地区的中共领导人根据康生在延安的肃托讲话精神，开始了肃托（一本名为《反托斗争》的小册子也在流行）。肃托事件致使三百多名中共党员和非党抗日分子被杀，从1939年8月至1940年6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发生如此骇人的大屠杀确实让人震惊！同时，要不是因为肃反行为从地方党委扩展到军内，并且因重要军内人物梁兴初（名兴祚）被捕而引起115师高层介入，杀人的局面还得不到控制。
湖西肃托事件在中共得到政权前有过几次定性（1940年6月中共山东局的训令、1941年1月中央社会部给山东分局的指示，以至1945年1月刘居英的总结报告），但终没完善地解决问题，其核心就是历史责任问题与有无真托匪问题。
湖西地区边区政权创建人之一，也是湖西肃托事件的受害者郭秋影，在中共建国后一直坚持反映此问题，直到1983年5月才算有了理性的结论：
1、 湖西肃托是一起大冤案，应彻底平反﹔
2、 单子华等七人“真托匪”定性，毫无根据，完全错误。
3、 错杀、错判尚未平反的，一律平反。
中共自家的一桩“家事”，历经四十三年，才最后得以理性处理。
这是一段多长的历史泥泞啊！
此中，最令人不解的是：1955年7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相当于秘书长）的邓小平，对郭秋影写给中组部的报告竟然批示：“对这个问题，中央既有明确决议，就应该说，在政治上已经解决，对历史的责任等等问题，不必再提了。”
为什么不提历史责任－－是党的政治性格还是个人决策品质所致？
不提历史责任的“抹稀泥”方法是否埋下了日后邓系与林系的冲突原因之一？（－－留给非中共的党史专家去研究吧！）
毕竟湖西肃托是共产党的“家事”，甚至说刘少奇冤案（从打倒到平反）也是他们的自家门内事，然而发生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却是关乎全民即国家未来的涉及基本政治伦理的大问题。知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衷心地希望中共方面以自己的历史为鉴，尽可能地淡化湖西肃托的那种政治习性。在理性政治的范畴内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所谓党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行事，首先要进行理性的立法反思－－比方说通过师涛案，重新讨论“泄露国家机密罪”（乃至“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立法本意。纵深而言，对于六四事件的重新定性是否由全民公决来判定，仍是个理性即政治智慧的大问题。
这个大问题不仅涉及到中共自己的合法性强化，而且更关乎我们这个民族的道德水平。
当然，我不认为妥协与“抹稀泥”是一回事！因此，在我在同道们呼吁朝野和解、建立一国良制的公开信上签名支持之时，我也衷心地希望民间要宽容中共在特定条件下所犯的过错。这样，将使我们能尽快地走出的泥泞！走出历史泥泞，既需要伟大的德性也需要非凡的政治智慧。人们总以为美国有了二百多年的民主历程，所以一切政治伦理问题能制度化地解决。其实，美国真正的普遍人权不过是1960年代中期因马丁•路德•金的“I have a dream!”而开始，时至今日，刚刚半个世纪！
在金之前，有一幅震撼人心的画：画面上一个赤裸上身的黑奴，手脚戴镣，单腿着地，双手曲举，向并未出现在画面上的白人说：“Am I not your brother ？”
就这么简单地一问，它给人们带来的道德震撼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
如果我与那些掌握政策的要人能见上一面，我也宁愿像那个黑人跪下，为师涛一请：“难道他不是你们的弟兄吗？”
（－－关于湖西肃托事件，可见山东大学出版社《湖西肃托始末》，袁玉骝主编，1992，限国内发行）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居中国
──转自《观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