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19日訊】採訪緣起：這是一篇自訪。
我原以為借用談話的體裁會使千頭萬緒的記憶得到梳理，可沒想到，仍然遺漏了許多東西，例如1968年的一個冬夜，我媽媽曾被查戶口的街道民兵當作逃亡地主帶走，還順便抄了家。當時我們在成都沒有落腳之地，隻好暫時租借九眼橋外紅瓦寺的一處熟人房屋，僅九平方米。
舊事重提有何意義呢？在時間的長河裡，不同朝代都有挨刀的人，出血了，越淌越淡，你能辨別出血與血的差別麼？刀從傷口裡抽出來，你能辨別十年前和十年後的凶手面孔麼？
混淆了，生鏽了，在此之上，新一輪的國家強暴理所當然地拉開幕布……
老威：最近又被抄家了？
廖亦武：12月18日早晨六點多鐘，天還漆黑一團，我剛入睡兩個多小時吧，電話鈴突然響了，並且不間歇地響了四、五分鐘，接著，擂門聲大作。宋玉驚得一彈而起，而我也相隨著邊提褲子邊出臥室。這很像某部恐怖片裡的鏡頭，電話鈴和擂門聲交織著，而室內主角如無頭蒼蠅亂轉。
老威：你老婆沒嚇著？
廖亦武：她還算鎮定。跟著我這種人，就得習慣和警察打交道。《古拉格群島》的開篇，描述了若干捕人的場景。推而廣之，宋玉見識過其中幾種：例如回門婚宴之前，新郎眨眼間蒸發掉，隻剩強裝歡顏的新娘款待滿座賓客﹔例如我明明與朋友相約燙火鍋去了，卻整夜不歸﹔還有不勝枚舉的神秘失蹤……她唯一能做的就是給相關友人打電話探詢丈夫下落，然後等待。所以，這次她很快恢復平靜，對鏡梳妝，准備上班。直到屋裡站滿了便衣警察，她方正面從帶隊的科長手裡要過《傳喚証》和《搜查令》，仔細驗收，還笑瞇瞇地說：“《搜查令》也應該一式兩份吧？”科長答：“就一份。”她質疑說：“咋會呢？商場買東西的憑條都一式兩份，出了問題我好找你。”科長聲色俱厲地說：“搜查不是逛商場，扣押的所有物証，我們都會依法給清單。”宋玉還要犟嘴，我急忙攔住，讓她快去上班。臨出門，她還把兩顆感冒藥放在桌上，叮囑我別忘了吃。警察對她的評語是：“小小年紀這麼厲害！”
下午5點多鐘，由於沒弄到他們需要的証據，我被釋放了。宋玉說，她作為家屬准備在明早去《傳喚証》標明的“撫琴派出所”依法要人。稍後幾天，我們多次探討平常無暇涉及的大問題，如“這輩子咋辦”？如康正果、劉曉波、王力雄等朋友有理想有抱負有知識品味，而我隻是個啥都談不上的飲食菩薩，等等。我竭力狡賴，於是，曾當過學生干部的我家主婦站在床前宣布了她深思熟慮的結論：“你這種人根本不適合結婚。”
老威：你居然笑得出來。
廖亦武：生存如此艱辛，再不笑口常開，苦瓜的命就注定了。哪怕笑容隻是面具，也要時時挂臉上。小時候，你我圍觀過多起死囚五花大綁，游街示眾的群眾場面，過一陣，啥都忘了，可某個刀下鬼的當眾粲然一笑往往會留下來，並長期成為街頭巷尾小民的談資。所以，抄就抄吧，八個便衣，分兩批闖進來，又能怎樣，我還得笑。電腦被抱走，裡面存有幾百萬字的文稿，而我心裡想，他媽的，不管情不情願，我都是中國唯一的專門為警察而寫作的文人。在一次次抄家中，他們擁有了80年代至今的我的所有作品，包括情書、便條、獲獎証書、老照片，甚至有從便紙簍裡翻出的臭哄哄的廢稿。這一回，他們又榮幸地成為小說《活下去》第三次修改稿的首批讀者，並且破譯了《底層》和《冤案》的艱苦的成稿過程，重溫了《死城》《安魂》《屠殺》和《古拉格情歌》，還能系統地研讀相關的評論和新聞。
在這60多平方米的空間裡，搜查有條不紊地進行了3個多小時，陽臺、客廳、書房、臥室及不少衛生死角，都細細地梳理過了。有兩個小夥子待在書房遲遲不露面，我心懷鬼胎地趕去充任書架向導：“這是我姐姐，88年死於車禍。”我客氣地介紹完畢，就從他們手裡抽回像框和其它照片。“我們不會要，”小夥子溫柔地解釋，並且補充一句：“其實你姐姐非常漂亮。”
我趁勢重點介紹照片、字畫、洞簫及部分名著，有意無意地干擾便衣的視線，但明察秋毫的眼睛依舊相中了境外印刷精美的非法雜志《傾向》全套，共九本，《今天》一本，徐文立、魏京生、劉賓雁以及中國民主黨的若干文字資料。黃翔的書拿起來翻了翻，又放下了﹔那份《告全國同胞書》，他們不知從哪個抽屜裡找到的，日子一久，我就忘掉了來源。“寄來的？”他們激動地問，“信封在哪兒？”
我多年以來，就喪失了收藏信封的興趣，所以感到對不住人民政府。我隻好用不斷的贊美來變相表達由衷的歉疚，我說時代變了，警察同志也一改幾年前凶神惡煞的傳統造型，變得平易、細致而有耐心，這從抄家中能看出來﹔我主動把大疊的違禁資料往虎口裡送，盼望能從牙縫裡剩些零星。當他們提出替我收拾一下滿地狼籍的東西時，我連說“謝謝”，其實是擔心再翻出什麼來。我甚至厚顏無恥地吹捧：警察比我這種害人虫更適合成家，如果同志們把工作中的體貼入微用在家庭，天底下沒有女人不為之傾倒。
警察大概被我感動了，出門前還叮囑我鎖好房門，謹防小偷。我點點頭，並且建議：我這種不愛國不愛家還總是制造麻煩的野狗最好是放出去咬外國人。
一夥好漢浩浩蕩蕩地下七樓，上了三輛警車，小區裡所有的目光都注視著這兒。好在這年頭，刑事案件太多，人們不會大驚小怪。進派出所後，警察就兵分兩路，審人腦和電腦，結果電腦比人腦的問題大，各方面的專家要會診、定罪。目前，我暫時是《中國冤案》網上連載和系列政治簽名的嫌疑人，至於到底有多少網站轉我的文章或“簽名”，我一個網絡盲哪裡曉得？
老威：你剛才說時代變了，抄家的傳統手法也有所變化是嗎？
廖亦武：說來話就長了，古籍上記載的多如牛毛的“查抄家產”的案例不用提，近代不用提，單就說“新社會”這幾十年，在大小數百次的政治運動中，我國百分之八十的家庭恐怕都被抄過。巴金先生曾公開倡議建立“文革博物館”，我以為範圍過於狹窄，有那麼一天，這塊土地上會聳起一座政治運動博物館，而文革隻是它的一個分館﹔人們還將樹起一座“思想犯罪紀念碑”，以取代目前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
在誕生於未來的新的紀念碑上，將鐫刻幾千萬個思想罪犯的名字，每個名字都用一滴水晶之淚包裹，遠遠望去，那不是一座碑，而是一匹用永恆淚珠堆壘起來的寒光閃射的山丘。但願廖亦武的名字也在其中，你找不著沒關系，他已融化在那段歷史中了。
我還認定，在幾十年後的政治運動博物館裡，抄家、監禁、批斗都該列為單獨的學科，至少要有專門的課題，例如“抄家學”，如此浩若煙海的工程，其資料的收集、整理、分類、鑒別和研究，就將動用上千名教授及勤雜人員，其學術規模不會亞於北大。
老威：你這是由專制機器壓榨出來的詩人想象，落不到實處。因為以此類推，中國將來會憑空豎起各種名目的博物館和紀念碑，如“土改紀念碑”，“三反五反紀念碑”，“胡風案紀念碑”，反右、四清、大躍進、大飢荒紀念碑，更少不了文革、四五、自由化或六四紀念碑，你目前在搞民間冤案，是否也要弄個中國底層或冤案紀念碑？當然，法輪功、民主黨、藏獨、疆獨，碑館都不能缺。總之，欠一筆帳立一座碑，我黨目前已一屁股爛帳，那要立多少碑？我們的子孫後代在碑林中還活不活？
廖亦武：你比我還有想象力，可惜，好了傷疤忘了痛是人的本能，你看我，被搜了沒兩天，案還沒了結，卻已經嬉皮笑臉與你站在這兒了。人們討厭訴苦，同樣的苦水多倒幾遍，人家心裡就暗暗罵你是“祥林嫂”，老講阿毛被狼吃了的故事。我家三代都被抄過家，我爺爺是個老地主，留給我的深刻印象就是吝嗇。花生藏在櫃裡七、八年，都叫虫蛀成空殼了，還舍不得吃。一套衣褲，從夏天穿到冬天，極少見他換下來洗過。小時候，我在那頹敗的地主院子住了兩天，身上痒得厲害，想換衣服，卻沒有肥皂。最後是堂姐從樹上打了幾片皂角替代。
爺爺從不坐車，80多歲，還走幾十裡山路到父親的鄉村中學來，遇上太陽天，他就邊走邊牽開大褲襠捉拿虱子，一不留心，褲子就掉下腳背。我實在想不通，世上有如此艱苦樸素的地主。爸爸說，50年土改，爺爺這倒霉蛋剛累死累活地掙夠了40畝田產，上了政策線，就被工作組和鄉親們一致推選為地主。而同根同脈的三爺因抽鴉片敗光了家產，卻光榮地成為貧農。還領著大群人查抄了哥哥的家。
兩頭耕牛，五頭大肥豬，幾十隻雞鴨都充公，並重新分配給窮人﹔幾口糧櫃全敞開，平日舍不得吃的大米、白面舀空了﹔跟著，陳谷子、麥種、苞谷、豌豆統統裝口袋扛走，兩千多斤窖藏紅苕也刨了出來。那天，李家坪的窮人像過節，密密麻麻地在爺爺家裡進進出出，想拿啥就拿啥。開頭，工作組長還捏著筆記本登記抄走的東西，後來，人太多太亂，就登記不過來了。
到了晚上，上百號人隻有一兩盞馬燈，陰影中，連鍋碗瓢盆都失蹤了。當然，政策過場要走，在大家掘地三尺，挖出一盒金銀首飾和兩匹陰丹藍布時，工作組長就當眾宣布沒收。奶奶因窩藏這些東西，被游鄉批斗。她的幾個堂侄輩還用麻繩捆了她。
80年代末，我隨父回了趟老家，在祖墳前拍了照。爺爺剛去世，而奶奶20多年前死於飢荒。據說當時餓得搖搖晃晃的人們仍不忘階級斗爭，湧進老地主家搜糧食，灶前當柴禾的玉米芯子被撿了起來，一把一把搓碎填嘴裡。他們連泡菜壇子也倒空，沒菜，就把咸水你一勺我一勺地喝了。
奶奶死前爬到堂屋門前，坐在門坎上，一個勁地掉淚。田分了，這座祖輩留下的院子又搬進來了五戶人。佔了東西南北十幾間屋，隻把東南角的耳房留給爺爺奶奶。爸爸說，土改時他正在縣城教書，老家有人帶信來說“出事了”，他壓根就沒敢回去看看，他怕人告狀，與剝削階級家庭劃不清界限。
風頭過了，爸爸才悄悄回了趟李家坪，給爺爺一些錢，讓他們度過難關。被抄家之後，昔日的地主家空蕩蕩的，連桌椅都沒一張完整的。
地契燒了，《土地証》重新頒發，媽媽當時剛生了姐姐飛飛，在風雨飄搖之中，作為國民黨將軍的四舅又逃到這兒，找到了媽媽。我不明白這一切如何收的場，隻知道媽媽從此十分痛恨爸爸的故鄉——鹽亭，他們倆吵了一輩子，每一次，媽媽的開場白總是：“狗日的鹽亭鄉巴佬，害了我一輩子。”
1999年，我結婚沒多久，四舅因腦溢血去世，整理遺物時，我意外地發現後來改嫁的四舅母陳挽禮於1980年4月9日寫給他的信，稱：“50年5月前後，新都派出所侯所長和一位姓杜的干部派人從我這裡取走金殼手表一隻，黃金四兩，這幾樣東西系你送我的，表是在重慶用100塊銀元買的。取走以上物品的事，當時在新都派出所的干部中都可能知道。時日長遠，也沒有什麼証明，好在你的事在新都派出所是立案的，我想不難追查吧。我僅提供以上情況，可以為你作証。”
老威：你四舅的家也被抄過了？
廖亦武：以他的身份，被抄家是必然的，但抄去的東西看來並沒入庫，而是落入私人腰包。30年後，四舅母仍願出面為作為釋放戰犯的四舅作証，可見對查抄家產的印象已深入骨髓。現在，我家老一輩子中，隻剩下媽媽，我曾好多次提起早年抄家的話題，她都不搭理。
老威：一筆令人顫栗的糊塗帳。
廖亦武：廖家幸好出了我這麼個文人，能夠在文字中捕捉些蛛絲馬跡。到了文革，我七、八歲，就能記住事了。文革是精神革命，蔑視財產，所以查抄的主要對象，除了臭老九，就是古今中外的書。我爸爸被抄家是因為他教書教得太好，特別是講授劉鄧路線的第三號人物陶鑄的名篇《松樹的風格》，堪稱一絕。於是，他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和黑幫分子，挨批斗，天天寫認罪材料。爸爸當時月薪50多元，要養4個孩子，所以沒任何積蓄，紅衛兵抄家時，的確比解放初期的窮人和警察都廉潔，他們把家裡攪了個底朝天，卻隻將爸爸的書本成筐成筐地朝外抬，其中包括大量教案和備課本。他們在學校操場上，集中銷毀封、資、修，一把火燒了近一個小時。接著，趁熱打鐵召開批判大會，爸爸被揪上臺，與校長、主任和其它牛鬼蛇神一道，挂黑牌，彎腰九十度。而我一個瘦骨伶仃的孩子，木木地站在家門口，邊吃指頭邊看幾個紅衛兵在牆上刷“打倒×××”的巨幅標語。
老威：類似的抄家在文革中相當普遍，毛澤東和魯迅之外的東西，大約有90%屬於禁書。在你編的《沉淪的聖殿》裡，敘述了殘疾收藏家趙一凡被逮捕並抄家的經過：“1975年1月28日，大批公安人員突然包圍了趙家，並從‘罪犯’家中搜出大批‘文學罪証’，據若干當事者証明，這批‘罪証’內容龐雜，卷軼浩繁。包括解放前後的多種報刊﹔歷次政治運動的學習資料﹔文革大字報、標語、紅衛兵戰報、演講稿及各類文獻﹔思想、文學通信﹔內部發行的黃皮書、灰皮書和白皮書﹔作為地下讀物流傳的政治小道消息、手抄本小說和詩歌……其數量之巨，時間跨度之長，涉及領域之廣，為世所罕見。”
“目擊者稱，警察忙碌了一夜，才用三輛130型國產貨車將那堆積如山的‘社會資料庫’滿載，然後遠去。”
廖亦武：在這一厚本挖掘20世紀70年代地下詩人的書中，最令我心動的卻是不寫詩的趙一凡，他是近百年來，中國最傑出的收藏家，在那種政治高壓下，一個殘疾人，一點一滴搜集了那麼多地下讀物，他死之後，這一脈單傳的香火就斷了，沒人再繼續默默搜集這個時代的地下文化史料。可惜，這本書仍有缺憾，第一，最後一校沒來得及，錯別字多﹔第二，一些當事人的採訪沒有做。1998年9月8日，十幾名警車突襲了我在北京的暫住地，抄家之後，將我帶到西城公安分局審問了一夜，並勒令我次日離京。
蒙趙一凡在天之靈保佑，我事先有預感，轉移了編書的大量資料和採訪錄音，因此除了幾本違禁書籍，幾乎沒受損失。我與趙一凡的罪名都是反革命，區別是他“傳播禁書”，我“傳播反動錄音帶”﹔他參加莫須有的反動組織“第四國際”，我拼湊了“《安魂》劇組”。
老威：還是回到你自己經歷的抄家吧，否則幾天幾夜都談不出結果。
廖亦武：其實在89之前，四川許多地下詩人的家都被抄過，那時地下詩刊發行渠道暢通，影響很廣，因此，公安機關專門建立了地下詩人檔案，像周倫右、石光華、萬夏、宋煒等均列其中。87年我在涪陵地區藝術館當創作員，曾採用偷梁換柱的方式，把館辦刊物《巴國文風》弄成《巴蜀現代詩群》。我忙碌了兩個月，天天跑印刷廠，親自動手撿鉛字、搬字盤，可在刊物出籠的當天，幾十名警察突襲印刷廠。當時我正在二樓喜孜孜地審閱樣書、監督裝訂，樓下警報嗚嗚響開了。眼看無路可逃，我急中生智，抓起一本還沒裝訂的詩刊，推開窗就跳樓。幸好樓下是條土巷，我摔得渾身稀泥，卻沒受傷。我沒命地狂奔，到了碼頭，才回頭偵察有無追兵。
我乘船轉車，一路顛簸逃到重慶北碚周忠陵家，他是當地打字作坊的老板，所以很輕松地把唯一的母本復印裝訂了幾十套，快速分寄全國各地詩碼頭，內夾我十萬火急的親筆雞毛信。結果，每位得到子本的黑道詩友均如獲至寶，滿懷悲壯地再掏腰包復印——於是更多的“孫子本”投寄出去，並呈幾何數字無休無止地增長、傳播，直到字跡模糊，眾多詩歌高熱分子仍不肯罷手。
我傳奇英雄一般在外混吃混喝幾個月，回到單位時，政治風向已轉。但得知：印刷廠於案發日被公安局踩平，廠長下課，兩千本詩刊被拉回文化局，永遠封存。我家也象征性地搜過，前妻說：領頭的警官愛詩寫詩，正暗地追我的星，因此帶幾個新警察入門在幾間屋晃悠了一圈，就回去交差。
老威：雖然你的跳樓動作生猛，但隻是虛驚一場，不算抄家吧。
廖亦武：我講的這一段，跟我後來的東窗事發有直接關系，因為《大屠殺》寫作和朗誦的現場証人，我的加拿大同案犯戴邁河正是偶然在劉曉波家裡得到那本孫子代復印詩刊，才給我寫信，並且千裡迢迢找上門來的。此後兩年，他經常在我家免費吃住，直到六四凌晨，我用他的錄音機配樂，進行了聲淚俱下的“犯罪”。
《大屠殺》的母帶有兩盤，我和他各一盤，分別在不同的地域傳播著。90年3月，我和一批同行拍攝了它的姐妹篇《安魂》，我是主演和原著者，16日，國家安全部門襲擊了我們，整個《安魂》劇組全軍覆滅。
至此我方見識到無產階級專政的真正威力，長達十幾年的詩歌夢轉眼破產。上午十點多鐘，我背著《大屠殺》《安魂》等罪証，從重慶沙坪壩搭公共汽車至牛角沱，正要橫穿馬路，轉車去火車站，卻聽見有人叫“廖亦武”。我本能地回頭張望，卻見一群穿軍用雨衣的人從四面八方扑過來。
背包拿走了，我被反剪雙臂上銬，然後塞進警車後座，一個特務在旁邊咬牙切齒地揩鼻血，我下意識地揮拳擊中了他。“你敢反抗！”他咆哮了幾聲，就抓住我的背銬狠捏，直到帶齒的鋼圈箍入我的肉裡。前排副駕坐著個胖子，正用步話機喊道：“一號落網，押往松山。”
接下來的場景我在紀實作品《証詞》裡寫過，這一回，所有同案犯的家都被抄了。攝像曾磊是上尉軍官，上過老山前線，時為三軍醫大電教中心的負責人。16號凌晨，他與導演萬夏共同剪輯完成《安魂》，並讓我審看了一遍，確定再無修改，方定稿，分配母帶，熄燈睡覺。
像工兵探雷，幾十名警察將電教中心和曾磊宿舍來回地篩。據說，臨上車前，曾磊和萬夏都用帶銬的雙手捧著一摞錄像帶和書，任攝影特務拍“犯罪照”。兩人目光呆滯，嘴角還有幾星牙膏沫子。罪証裝了滿滿一面包車，曾磊所有的攝像作品、資料帶、書刊、信件、照片、化裝油彩、服裝道具在其中。
劉太亨、萬夏、周忠陵、巴鐵、苟明軍、李亞偉、石光華等20余人分散在四川各地的家都先後被抄，不計其數的文學藝術類私人物品都充公，進了罪犯檔案。周忠陵家藏書豐富，警察把兩米多高的大書櫃稀裡嘩啦掏空，搜查時就在幾尺厚的書籍上踩來踩去。詩評家巴鐵損失了多年搜集的所有先鋒詩歌資料、筆記、書刊和文人通信，在關押兩年出獄後，遂心灰意冷，逃離了自己鐘情了半輩子的文字。
我家和岳父母家都光顧過了。三天之內，我在地區藝術館內的住宅被搜了三次，磁帶、相冊、阿霞日記、鋼筆畫、書籍、錄音機、手稿均統統搬走，衣櫃、書櫃、沙發、床、桌子全被掀翻，用鐵棍捅出窟窿。阿霞當時已身孕三個月，卻被帶走，關押在公安局看守所裡達40多天，日日提訊，逼她揭發自己的丈夫。保釋回家之際，她患上較嚴重的肺病，再也無法在家裡待下去。因為據鄰居講，毛賊已經翻牆入室多次，把警察挑剩的東西都卷走了——首飾、衣物、各種擺設與電器等等。穿衣鏡和床砸得稀爛，還在臥室拉了一泡屎——這大概是賊嫌在我家收入不豐，泄憤所致。
老威：真是世態炎涼，你家鄰居也不起來喊抓賊？
廖亦武：白天警察進進出出，晚上家中仍燈火通明，鄰居們還以為有人在繼續執行公務。阿霞嚇壞了——這埋下了日後婚姻破裂的種子。四年後，我刑滿開釋，企圖重操文字舊業，而阿霞一見我摸出小說草稿就驚悚不已，我試圖解釋幾句，她竟雙手抱住頭，歇斯底裡地尖叫起來。
老威：當年抄家時進行了登記麼？有《扣押物品清單》麼？
廖亦武：阿霞沒提，並且說永遠不要提起這事。出獄後不久我們就離婚了。劉太亨也離婚了。他出獄當天就急於破鏡重圓，結果被他老婆嚴辭拒絕。
老威：你到底損失了多少東西？
廖亦武：也是一筆無頭帳。我隨身攜帶著80年代的全部手稿，多種錄音錄像帶，袖珍錄音機，相冊，地下詩集，還有1400多元人民幣，都沒收了﹔接著押至歌樂山中的松山收審所，這是離白公館不遠的老牌囚籠，一進去，五個如狼似虎的勞改犯人就扑上來，把我渾身剝得精光。陽歷三月的陰雨天，我妓女般赤條條地站在二樓過道裡，雙手捂著胯間，達好幾分鐘。而眾犯熟練地又抖又捏，將兜裡縫裡所有的異物搜盡，並抽去腰帶，用老虎鉗夾掉金屬衣扣和褲襠拉鏈。
接下來，我被眾犯踩在地上剃光頭。然後受命翹起臀部，為首的犯人用一支竹筷捅進去掏我的屁眼，還裝模作樣用手電照了照，確定沒藏違禁品。
說實話，當時我的淚水都出來了，詩人的尊嚴被徹底摧毀。當我麻木地罩上衣褲，被鎖進監舍時，我已經和裡面多個刑事犯沒啥區別：塌肩縮頭，破鞋套赤腳，倒吸冷氣，兩手提著無法固定的褲腰。我想自己完蛋了，無可救藥了。
老威：畢竟活了下來。
廖亦武：是啊，有時從夢中醒來，自己都感到奇怪，我居然還有臉活著！坐牢四年，查監、搜身是家常便飯，被侵犯的次數多了，就像妓女看待嫖客一樣，認為人民警察的一切變態要求都挺正常，都屬執法的一部分。終於熬到出獄，家破人亡，隻能用一根簫挑一個空包回成都，與父母相依為命。但作為打上了烙印的政治犯，隻要在國內一天，就無法擺脫傳喚和抄家。95年6月，因卷入劉曉波牽頭的為六四討說法的56人簽名活動，被關押了5天，查抄了我在父母家的幾平方的窩﹔95年 10月，因企圖傳遞獄中政治犯致國際大赦的呼吁書，被拘留一天，監視居住24天，小說《活下去》的幾十萬字原稿，《底層》的原始資料以及大量書籍、信件被搜走﹔97年6月，因創辦民刊《知識分子》，被拘傳留置一夜，抄家前，有不明身份的人通風報信，我的所有文字被老父親轉移，致使警察無功而返﹔98年9 月，因主編《沉淪的聖殿》，從事了“非法採訪”，我在北京的暫住地被抄，次日，我被迫離京﹔99年2月，因從事《底層訪談錄》的資料搜集，驚動國安當局，我在回門婚宴舉行的前兩小時落入法網，與一位摘除了右腎的江油當地詩人一起，被羈押突審了24小時，隨身攜帶的《底層》原始稿件40余篇和通訊錄等被扣。
在若干回抄家和搜查事件中，我覺得社會還是在進步，警察的語言和動作一次比一次文明。其實我曉得，在一個思想犯罪的國家裡，一個作家，如果天良未泯，如果試圖表達更大範圍的真實，那麼，寫作本身就是制造罪証。我的罪証已經多達幾百萬字，四川的幾代警察都研讀過它們。
迄今為止，除了12封私人信件，警察沒有退給我任何東西。當大群赳赳武夫闖進門，以法律的名義制服你，並把你的私人空間當作免費超級市場，隨意亂鑽亂翻，挑挑撿撿時，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要求較完整的司法程序，開列扣押清單必須詳細，雖然帶走的一切幾乎回不來了。
老威：那清單有何價值？
廖亦武：作為物証留下，提醒自己，將來也提醒別人。另外，我喜歡在警察上門時向他們提要求，以取得一種語氣上的優勢。90年入獄，那個叫“廖亦武”的詩人已經死了，現在，隻剩一個証人站在這裡，你搜查我，剝光我，掏我的屁眼，都沒關系，我比你們任何警察都有臉面，因為我寫著，記錄著，反過去搜查著那些骯臟畸形的靈魂。如果有一天，我被剝奪得沒法寫了，我就吹簫、賣藝，直著嗓門哭和吼。從我的聲音裡，人們能聽出對這個可恥時代的記錄、詛咒和全部憤怒。當然，也包含孤獨、自戀和忘我的愛——這是我活下去的最好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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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冤案錄》 廖亦武 著, 勞改基金會2005年出版
定價$18
訂購聯絡：laogai@laogai.org, 電話：202-833-8770
（原載《中國冤案錄》）
──轉自《觀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