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7日訊】新中國究竟是中華哪一國？
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或者是這之前的某個朝代？
綱要似的梳理一下中華五千年文明史，很有必要。
五千年的中華文明，實則四千七百來年，大約分為四個時期。
（一）．由公元前27到公元前22世紀，屬于酋長聯邦式神人‧圣賢王國時期。
這一時期五、六百年，由黃帝而禹帝，原始公社制度正在解体，國家還在萌芽狀態，中華王道文化初具雛形。傳說中的黃帝創立了酋長國聯邦，通神性，喜歡祭祀，主要用文化——文飾化、文字化、文明化——方式治理這個聯邦，教人過筑泥石屋、制皮衣、欣賞音樂的新生活方式，武力只是后盾，一百年里人際謙和，炎黃子孫的地域里風和日麗、連年丰收。黃帝之后第四代到堯，堯首創禪讓方式，讓帝位給德才兼備的賢才舜帝（對父母助他弟弟兩次圖謀他的兩個老婆，他只是用智謀避害，并不回擊）。他沿用禪讓方式把帝位給了治水有功的禹（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為后世美談）。中華先祖們少用戰爭解決沖突，多用道德榜樣和人情感化方式管理黎民百姓，形成了以德治邦和揚善的文化傳統。
顯而易見，中共當代開始以階級斗爭治國和現在以發展生產力治國，都是違背中華王道文化傳統的。以階級斗爭治國，毛澤東讓所有中國人的良知受馬列邪靈奴役，揚惡到极點時，連他長期依靠的施暴和誘騙的邪惡幫手劉少奇和鄧小平也不放過。以發展生產力治國，由鄧小平到江澤民、胡錦濤，中共把黎民百姓當獸人（豬人、猴人、羊人）對待，求長治久安。
（二）．由公元前21世紀到公元前221年，屬于封建諸候制‧貴族禮儀王國時期。
這個時期，約一千八百年，是中國的封建社會，從原始公社解体而出現的分封制和宗法制里演化而來，夏商形成，周朝強盛。商朝將黃帝時代尊神敬鬼的祭祀傳統推到頂峰，可謂中國的宗教時代。周朝君主棄帝稱王，降低了祭祀傳統的重要性，更加注重人文教化傳統。
周王依照宗法禮教分封各級諸侯，創建了因血緣出身為尊貴的貴族制封建國家——君位、爵位“傳嫡不傳庶，傳長不傳賢”，貴族和平民對待有別：“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第十三任周王之后，出現了二百八十年的春秋時代，諸侯貴族勢力坐大，王權衰落，稱霸戰爭不斷。繼之的二百六十年戰國時代，七國稱王爭雄，士貴族紛紛由學而入仕，或投靠卿大夫或投靠君主。最后西部秦國崛起為君主力量最大、軍事力量最強的王國，兼并六國，用皇帝集權式專制主義終結了中國的封建貴族主義，結束了中國歷史上最長久的分裂戰爭時期。
中國封建社會由原始社會直接而來，對比日爾曼和俄羅斯的古代文明史，不難發現其相似性。但中共御用史學家用唯物史觀強奸中國古代文明，套用西歐歷史篡改中國歷史，硬塞一個奴隸社會給中國，硬叫封建社會為奴隸社會，實乃指鹿為馬和滑天下之大稽。債務奴隸在中國從法律上一直維系到清朝，底層平民（農民、工商業者）一直被排除在公共政治之外，作為黎民百姓困在土地上和作坊里勞動，以家為本地生活。中國不可能有奴隸制社會。是中共借助暴力和謊言，才硬生生把中共“奴隸主集團的政治陽具”塞給每個中國人。
在長期的反封建、反資本主義的口號下，在馬列邪教的思想旗幟下，中共把這個時代早期的禮教、貶神、血緣、井田制等反文明歷史的傳統糟粕，包裝為階級論、無神論、出身論、人民公社制等。這個時代的思想多元、言論自由、仁義道德、民貴君輕、私有制等近代文化、政治、經濟的萌芽因素，卻被肆意糟蹋、破坏。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其實不過是用封建時代社會底層的文化糟粕，革貴族階層千百年來累積起來的文化精華的命。最后的結果是，中共把淪落為土匪之際發展出來的流氓、痞子文化推廣到社會各個階層。沿襲這個泛流氓、泛痞子文化走到權錢交易的江澤民、胡錦濤時代，社會道德必然敗坏得沒了底線。
（三）．由公元前221到公元1911年，屬于皇帝集權專制‧君主皇朝帝國時期。
這個時期，約二千二百三十年有多。秦漢時代由于四百多年領土、文字、貨幣、度量衡的統一，華夏族演進為漢族，成為中華文明的主体。這個皇朝時期和前面的王朝時期有著繼承關系：公共政治都成為各朝家族的私產，每個朝代開始都有一個篡權奪位的瓶頸時期，末期又都由于君主的腐敗和暴政而結束。主要的區別在于：長期地以集權專制主義，反對封建貴族主義。整個中華皇帝集權專制‧君主皇朝帝國時期的特征可以概括如下：
1．中國由秦漢而隋唐而明清兩千多年，國家的皇朝集權專制性質沒有根本變化。
2．漢唐一千年間形成的“仁‧禮”文化所致的溫情的人治思想，根深蒂固，影響至今。中國人尤其是漢人眼光日趨功利現實和狹隘僵化，直接導致當今國人浮躁、近視等許多弱點。
3．漢儒、宋儒思想的尊崇地位導致古代文人既理想化古代的賢人政治，又缺少春秋戰國時候“不移志‧不苟活”的士貴族精神，引導了中國道教和佛教的庸俗化趨向。
4．中國皇朝更替長期靠暴力或陰謀，沒有更先進的辦法；腐敗政治、社會混亂和新皇朝清明的周而复始；政治改良、農民起義、外族入侵等調節机制下，國家制度日趨僵化。
5．士大夫和官僚化相結合，導致古代權貴精英和平民精英共同依附君王，形成一种悠久的讀書做官（推舉、科舉式選拔）傳統和功利性讀書（黃金屋、千鐘粟、顏如玉）傳統。
6．推舉和科舉文官政治，引導讀書人自覺減少倫理道德之外法律、科學等求知興趣。
7．專制和腐敗表現出的惡性在“仁‧禮”傳統下，可以打著善的旗號招搖撞騙，致使中國人難以辨別正邪、是非、善惡，最容易被邪靈附体并東郭先生似的怜憫和保護邪魔。
中華歷史從秦始皇到漢武帝，法家、道家、儒家的思想相繼走上中國政治舞台。最后是兼容了部分法家和道家的思想的漢朝儒學成為中國文化的核心思想。漢儒由于道教的興起和佛教的傳入受到巨大的沖擊，后來到宋明時代演進為兼容了部分道教和佛教內容的理學。整個皇朝時代的儒家正統，倡導一种“仁‧禮”結合——溫情在外，專制在內——的等級政治。中共以強調階級斗爭和暴力革命的馬列邪教為指導思想，完全背离了中華兩千多年的道德倫理傳統，只能靠暴力強權和謊言文化來維護其獨裁統治，并日益成為綁架全体中國人為人質的黑手党組織，對人民實施踐踏人權的國家恐怖主義。
苛政猛于虎！秦始皇死后繼該帝位的儿子胡亥，決意要享盡人間福，卻不去修正那僵化的法律，不去緩和那暴政的壓力，結果在農民大起義的惊濤駭浪中，三年就垮了。背時的胡錦濤，在剛剛把痞子江的全部權力接過手而党剛剛“以胡錦濤同志為核心”時，就遭遇了由《九評共產党》而起惊濤駭浪的退党潮。而這恰恰是他繼任總書記的第三年。也許“胡核”的善變，會堅挺過今年，但能不能核心三年，我們將拭目以待。
儒家的仁政理想曾經由于大儒、外戚王莽和平演變漢朝為新朝得到過十來年的完全試驗。复古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下場自然是失敗。新朝不新，應付抗議也惟有高壓。中共曾經推行人民公社制農村共產主義實驗，最后餓死四千万黎民百姓，步的就是王莽的后塵。
隋唐之后，宋元明清時期對武官加強了軍權管制，對士大夫和老百姓加強思想控制，統治者的高壓政策和老百姓的懼亂心理，形成了穩定高于人權的普遍人心；皇權之下文官政治日趨僵化，卻又不肯舍棄皇權謀求多元、競選、對話的民主政治。中共統治中國五十多年，的确在拼命反封建，但從沒真正反過專制主義，一直繼承的是秦始皇的衣缽，以專制主義反封建。中共約四十年用暴力和謊言直接破坏中國古代的賢人政治和仁義道德傳統。江澤民而胡錦濤時期，暴力統治的本質沒有改變，謊言統治卻開始借用以德治國和和諧社會等儒家傳統。但儒家禮教跟馬列邪教南轅北轍，這就注定了這些只能是“江湖時代”的流氓手段。
（四）．由1912年到現在的九十三年，屬于中華共和國民主和專制斗爭時期。
這個時期，約九十三年。中華文明的善惡斗爭不再是仁政和暴政的舊形式，而開始采用民主和專制斗爭的新形式，過程曲折复雜。通觀中國專制社會的歷史，仁政和暴政成了皇朝貨幣的正反兩面，循環往复地翻來覆去。如上所述，惡是先行于善的。所以武力征服和專制統治就成了國家的惡形態。善是惡國建立后才進入的。仁政是善，卻要委身于專制惡國，以十倍努力去軟化專制的一分暴力，卻為九分暴力作了掩飾，最后終為專制拋棄。暴政是專制的裸体。在近代，基督教國英、美創造出民主善國兩种類型，獨立地跟專制惡國對峙，進行分离專制出國家的政治使命。如果真有上帝，孫中山就是受遣來中國的天使。
于是中國有了辛亥革命，有了顛覆皇朝專制舊國的中華民國——民主共和制新中國。
晚清帝制的僵化，造成“閉關即愛國”的思維模式。這一思維所致的禁煙運動，引發英國發動戰爭，堅船利炮對大刀長矛，結果自然是賠款割香港、開關通商。中國雖因此比日本早二十多年入世，卻并未能順水推舟地搞資本主義、君主立憲和國民教育。于是十年后南方中國出現了十四年的太平邪教暴亂，用戰爭和流血來脫貧致富、化賤為貴。之后，全國相繼出現了三十多年“師夷長技以制夷”的經濟改革——洋務運動和一百零三天的政治改革——維新變法。經歷了義和拳匪之亂和八國聯軍侵略的教訓，僵化腦袋慈禧太后自己搞立憲改革了卻玩假的，終于把梁啟超、袁世凱等人都逼入革命陣營。結果，武昌几百個士兵倉促撞出的起義星火竟點燃了南方各省起義和獨立的燎原烈火，燃出了一個民主共和的中華民國。
這個亞洲的第一共和國，共和之政治實驗早在約三千年前封建時代的周朝就有過一次迷糊：國王姬胡專權讓平民噤聲引發“國人暴動”被攆去一個養豬名地之后，出現了周公和召公共同執政十四年的貴族共和政治。但中華民國不是兩公的小共和，而是全体國民的大共和。洋務運動的“四個不能變”——三綱五常不能變，清朝統治不能變，祖宗之法不能變，慈禧垂廉听政不能變——全變了：兩千一百多年的皇朝專制統治終結了，主權在民和分權制衡的憲法制定，有反對派存在的國會成立，各种政党合法存在。中國從沒有過的三權分立、多党國會、憲政法制、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結社自由、游行示威權利，都有了。
這些在中國前所未有的新盤古事業，招致了袁世凱、張勛等帝制复辟勢力的反對，招致了北洋軍閥等假共和勢力的反對。中共是假共和勢力中最下流無恥者，由于信仰馬列邪教，更是鐵定要顛覆它的。這個主要由流氓無產者、落第秀才、留學混混、破落市民、鄉村痞子組成的黑手党組織，后來果真也這樣做了，先用附体國民党篡奪革命領導權的方法，陰謀把北伐統一中國的民主革命誘變為共產專制革命，失敗之后就公然發動了反革命武裝暴亂。在蘇聯金錢和武裝的支持下，借日本侵略中國給中華民國重大打擊的時机，中共玩弄反民國的兩手既擴大了武裝力量，又欺騙了全國民眾，終于在中華民國1945到1947年兌現憲政承諾而制憲和行憲之際，悍然再度發動全國內戰，用日本關東軍的精銳武器（欺騙的說法是“小米加步槍”）和慘無人道的人海戰術（欺騙的說法是“集中优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以政府軍死一人、平民死十人或中共軍死五人（不拿百姓和解放軍當人）的代价，贏得了遼沈、淮海戰役的慘烈胜利。正在走向共和民主的中華民國就是這樣被顛覆的。
在國民党統治中國的二十二年里，中華民國的的确确在走向民主共和。國民党以軍政建國，一開始就明确目標是通過訓政培育國民成為公民，蕩滌舊污養成自治能力。盡管當時共產党在南方各地組織武裝暴亂，國民党通過法制程序确實在地方推行了自治。自一九二八年宣布訓政，歷經中共發動的內戰与日本發動的外戰，至一九四五年底，中華民國全國自治組織已成立者，縣市參議會792個，鄉鎮人民代表會21，146個，保民大會246，735個。抗戰前蔣介石曾在三民主義思想藍圖上開展了“智‧仁‧勇”的新儒學教化，全國推行了包括嚴格的“禁煙”在內的“新生活運動”。 民主共和制度在訓政和憲政的形式下有序地向前推進，國民党在有領導地放棄對國家的領導權，其政治智慧和胸怀遠非共產党的鄉下文人和政治流氓所具有。中華民國在大陸三十八年，出了蔡元培、陶行知等著名教育家，陳獨秀、胡适、魯迅等著名文化人，最現代的1947年《中華民國憲法》。中華民國撤退到台灣之后，在沒有中共暴亂的環境下，堅持三民主義方式，沿用在大陸的方式，由訓政而憲政四十年，終于成功實現民主制，終于發展成為九十年代全民直選省長和全民直選中華民國總統。
中共顛覆中華民國在大陸統治五十六年，可曾有過軍政、訓政和憲政的理智設想。我從沒听過。我只听過痞子毛反駁林彪的時候說過：“秦始皇算什么！他只殺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一次就殺了四十六万”，我只听過痞子鄧主張鎮壓天安門學生運動時說過：“殺二十万人保二十年統治”，顯然小巫見大巫），我只听過痞子江鎮壓法輪功的修煉活動時說過：要“三個月”解決法輪功，“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搞垮、肉体上消滅”。國民党的一切都展露在民主人士和美國人的面前，而中共卻只給這些來延安的人看讓他們看的東西，就像今天給所有中國人和全世界人民看的一樣。中共流氓就是這樣得勢的。現代中國歷史上遭遇中共，實乃中華民族之大不幸。中共被歷史證明屬于最無恥、最虛偽、最陰險的政治組織。中共軍人和文人紛紛落草農村上山當了土匪，中華民族之大不幸的种子就埋下了。最為贊賞農村痞子暴力的毛澤東在紅軍西北逃竄的路上掌握了中共的最高軍事指揮權力，中華民族之大不幸的种子開始發芽了。當毛澤東敢于在政府軍浴血抗日的時候，批評林彪、彭德怀的抗日軍事行動，指令任弼時跟日本人做鴉片生意，表揚張思德燒鴉片是為人民服務，能獲取宋慶齡、羅隆基等民主人士親近中共，能离間美國跟國民政府的關系，中華民族便在劫難逃了。
1949年以后，中共在人民共和的名義下全面复辟了中共皇朝專制：政治上禁錮一切反對派的聲音，文化上徹底摧殘信仰自由和道德良知。從土改開始而文革高潮的瘧疾式政治運動，通過由中央到村庄而全面發動的群眾專政，先地主、后富農、再資本家，而后以 “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右傾”、“走資派”等罪名，指鹿為馬地整治人。遭遇著這樣的一個流氓政党，難怪黎民百姓不敢言政治。小命哪里經得起大整？鄧小平南巡講話到2005年的十三年，封鎖政治言論和小康生活誘惑相結合，竭力馴化全國黎民百姓做惟有“食色”欲求少干預（如今多放縱）的“豬人”——党的奴隸：听話只听党的話，唱歌只唱党的歌，說話只說党的話；党叫罵人就罵人，党叫斗誰就斗誰，党叫干啥就干啥。共產党陰謀和陽謀一起實施，几乎就成了中國人的靈体。所以“六四”運動被血腥鎮壓，就日漸被人遺忘或理解，說“如果我是鄧小平，我也會血洗天安門廣場”；江澤民殘酷鎮壓法輪功，也被法輪功弟子之外十二億國人視為可以，說“如果我是江澤民，我也會鎮壓法輪功”。
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立，成為民主善國和專制惡國的鮮明對立。中華文明史明确地告訴我們：舊中國先是封建貴族國，后是專制的君主國。新中國是共和制的中華民國。是馬列邪靈附体和蘇聯共產党扶植的中國共產党，二十二年的暴亂顛覆了它。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際上不過是披著共和國外衣的中共權貴王國和皇朝。
中共國，中華史上最邪惡的舊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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