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7日讯】新中国究竟是中华哪一国？
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是这之前的某个朝代？
纲要似的梳理一下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很有必要。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实则四千七百来年，大约分为四个时期。
（一）．由公元前27到公元前22世纪，属于酋长联邦式神人‧圣贤王国时期。
这一时期五、六百年，由黄帝而禹帝，原始公社制度正在解体，国家还在萌芽状态，中华王道文化初具雏形。传说中的黄帝创立了酋长国联邦，通神性，喜欢祭祀，主要用文化——文饰化、文字化、文明化——方式治理这个联邦，教人过筑泥石屋、制皮衣、欣赏音乐的新生活方式，武力只是后盾，一百年里人际谦和，炎黄子孙的地域里风和日丽、连年丰收。黄帝之后第四代到尧，尧首创禅让方式，让帝位给德才兼备的贤才舜帝（对父母助他弟弟两次图谋他的两个老婆，他只是用智谋避害，并不回击）。他沿用禅让方式把帝位给了治水有功的禹（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为后世美谈）。中华先祖们少用战争解决冲突，多用道德榜样和人情感化方式管理黎民百姓，形成了以德治邦和扬善的文化传统。
显而易见，中共当代开始以阶级斗争治国和现在以发展生产力治国，都是违背中华王道文化传统的。以阶级斗争治国，毛泽东让所有中国人的良知受马列邪灵奴役，扬恶到极点时，连他长期依靠的施暴和诱骗的邪恶帮手刘少奇和邓小平也不放过。以发展生产力治国，由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中共把黎民百姓当兽人（猪人、猴人、羊人）对待，求长治久安。
（二）．由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221年，属于封建诸候制‧贵族礼仪王国时期。
这个时期，约一千八百年，是中国的封建社会，从原始公社解体而出现的分封制和宗法制里演化而来，夏商形成，周朝强盛。商朝将黄帝时代尊神敬鬼的祭祀传统推到顶峰，可谓中国的宗教时代。周朝君主弃帝称王，降低了祭祀传统的重要性，更加注重人文教化传统。
周王依照宗法礼教分封各级诸侯，创建了因血缘出身为尊贵的贵族制封建国家——君位、爵位“传嫡不传庶，传长不传贤”，贵族和平民对待有别：“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第十三任周王之后，出现了二百八十年的春秋时代，诸侯贵族势力坐大，王权衰落，称霸战争不断。继之的二百六十年战国时代，七国称王争雄，士贵族纷纷由学而入仕，或投靠卿大夫或投靠君主。最后西部秦国崛起为君主力量最大、军事力量最强的王国，兼并六国，用皇帝集权式专制主义终结了中国的封建贵族主义，结束了中国历史上最长久的分裂战争时期。
中国封建社会由原始社会直接而来，对比日尔曼和俄罗斯的古代文明史，不难发现其相似性。但中共御用史学家用唯物史观强奸中国古代文明，套用西欧历史篡改中国历史，硬塞一个奴隶社会给中国，硬叫封建社会为奴隶社会，实乃指鹿为马和滑天下之大稽。债务奴隶在中国从法律上一直维系到清朝，底层平民（农民、工商业者）一直被排除在公共政治之外，作为黎民百姓困在土地上和作坊里劳动，以家为本地生活。中国不可能有奴隶制社会。是中共借助暴力和谎言，才硬生生把中共“奴隶主集团的政治阳具”塞给每个中国人。
在长期的反封建、反资本主义的口号下，在马列邪教的思想旗帜下，中共把这个时代早期的礼教、贬神、血缘、井田制等反文明历史的传统糟粕，包装为阶级论、无神论、出身论、人民公社制等。这个时代的思想多元、言论自由、仁义道德、民贵君轻、私有制等近代文化、政治、经济的萌芽因素，却被肆意糟蹋、破坏。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实不过是用封建时代社会底层的文化糟粕，革贵族阶层千百年来累积起来的文化精华的命。最后的结果是，中共把沦落为土匪之际发展出来的流氓、痞子文化推广到社会各个阶层。沿袭这个泛流氓、泛痞子文化走到权钱交易的江泽民、胡锦涛时代，社会道德必然败坏得没了底线。
（三）．由公元前221到公元1911年，属于皇帝集权专制‧君主皇朝帝国时期。
这个时期，约二千二百三十年有多。秦汉时代由于四百多年领土、文字、货币、度量衡的统一，华夏族演进为汉族，成为中华文明的主体。这个皇朝时期和前面的王朝时期有着继承关系：公共政治都成为各朝家族的私产，每个朝代开始都有一个篡权夺位的瓶颈时期，末期又都由于君主的腐败和暴政而结束。主要的区别在于：长期地以集权专制主义，反对封建贵族主义。整个中华皇帝集权专制‧君主皇朝帝国时期的特征可以概括如下：
1．中国由秦汉而隋唐而明清两千多年，国家的皇朝集权专制性质没有根本变化。
2．汉唐一千年间形成的“仁‧礼”文化所致的温情的人治思想，根深蒂固，影响至今。中国人尤其是汉人眼光日趋功利现实和狭隘僵化，直接导致当今国人浮躁、近视等许多弱点。
3．汉儒、宋儒思想的尊崇地位导致古代文人既理想化古代的贤人政治，又缺少春秋战国时候“不移志‧不苟活”的士贵族精神，引导了中国道教和佛教的庸俗化趋向。
4．中国皇朝更替长期靠暴力或阴谋，没有更先进的办法；腐败政治、社会混乱和新皇朝清明的周而复始；政治改良、农民起义、外族入侵等调节机制下，国家制度日趋僵化。
5．士大夫和官僚化相结合，导致古代权贵精英和平民精英共同依附君王，形成一种悠久的读书做官（推举、科举式选拔）传统和功利性读书（黄金屋、千钟粟、颜如玉）传统。
6．推举和科举文官政治，引导读书人自觉减少伦理道德之外法律、科学等求知兴趣。
7．专制和腐败表现出的恶性在“仁‧礼”传统下，可以打着善的旗号招摇撞骗，致使中国人难以辨别正邪、是非、善恶，最容易被邪灵附体并东郭先生似的怜悯和保护邪魔。
中华历史从秦始皇到汉武帝，法家、道家、儒家的思想相继走上中国政治舞台。最后是兼容了部分法家和道家的思想的汉朝儒学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思想。汉儒由于道教的兴起和佛教的传入受到巨大的冲击，后来到宋明时代演进为兼容了部分道教和佛教内容的理学。整个皇朝时代的儒家正统，倡导一种“仁‧礼”结合——温情在外，专制在内——的等级政治。中共以强调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马列邪教为指导思想，完全背离了中华两千多年的道德伦理传统，只能靠暴力强权和谎言文化来维护其独裁统治，并日益成为绑架全体中国人为人质的黑手党组织，对人民实施践踏人权的国家恐怖主义。
苛政猛于虎！秦始皇死后继该帝位的儿子胡亥，决意要享尽人间福，却不去修正那僵化的法律，不去缓和那暴政的压力，结果在农民大起义的惊涛骇浪中，三年就垮了。背时的胡锦涛，在刚刚把痞子江的全部权力接过手而党刚刚“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时，就遭遇了由《九评共产党》而起惊涛骇浪的退党潮。而这恰恰是他继任总书记的第三年。也许“胡核”的善变，会坚挺过今年，但能不能核心三年，我们将拭目以待。
儒家的仁政理想曾经由于大儒、外戚王莽和平演变汉朝为新朝得到过十来年的完全试验。复古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下场自然是失败。新朝不新，应付抗议也惟有高压。中共曾经推行人民公社制农村共产主义实验，最后饿死四千万黎民百姓，步的就是王莽的后尘。
隋唐之后，宋元明清时期对武官加强了军权管制，对士大夫和老百姓加强思想控制，统治者的高压政策和老百姓的惧乱心理，形成了稳定高于人权的普遍人心；皇权之下文官政治日趋僵化，却又不肯舍弃皇权谋求多元、竞选、对话的民主政治。中共统治中国五十多年，的确在拼命反封建，但从没真正反过专制主义，一直继承的是秦始皇的衣钵，以专制主义反封建。中共约四十年用暴力和谎言直接破坏中国古代的贤人政治和仁义道德传统。江泽民而胡锦涛时期，暴力统治的本质没有改变，谎言统治却开始借用以德治国和和谐社会等儒家传统。但儒家礼教跟马列邪教南辕北辙，这就注定了这些只能是“江湖时代”的流氓手段。
（四）．由1912年到现在的九十三年，属于中华共和国民主和专制斗争时期。
这个时期，约九十三年。中华文明的善恶斗争不再是仁政和暴政的旧形式，而开始采用民主和专制斗争的新形式，过程曲折复杂。通观中国专制社会的历史，仁政和暴政成了皇朝货币的正反两面，循环往复地翻来覆去。如上所述，恶是先行于善的。所以武力征服和专制统治就成了国家的恶形态。善是恶国建立后才进入的。仁政是善，却要委身于专制恶国，以十倍努力去软化专制的一分暴力，却为九分暴力作了掩饰，最后终为专制抛弃。暴政是专制的裸体。在近代，基督教国英、美创造出民主善国两种类型，独立地跟专制恶国对峙，进行分离专制出国家的政治使命。如果真有上帝，孙中山就是受遣来中国的天使。
于是中国有了辛亥革命，有了颠覆皇朝专制旧国的中华民国——民主共和制新中国。
晚清帝制的僵化，造成“闭关即爱国”的思维模式。这一思维所致的禁烟运动，引发英国发动战争，坚船利炮对大刀长矛，结果自然是赔款割香港、开关通商。中国虽因此比日本早二十多年入世，却并未能顺水推舟地搞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和国民教育。于是十年后南方中国出现了十四年的太平邪教暴乱，用战争和流血来脱贫致富、化贱为贵。之后，全国相继出现了三十多年“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经济改革——洋务运动和一百零三天的政治改革——维新变法。经历了义和拳匪之乱和八国联军侵略的教训，僵化脑袋慈禧太后自己搞立宪改革了却玩假的，终于把梁启超、袁世凯等人都逼入革命阵营。结果，武昌几百个士兵仓促撞出的起义星火竟点燃了南方各省起义和独立的燎原烈火，燃出了一个民主共和的中华民国。
这个亚洲的第一共和国，共和之政治实验早在约三千年前封建时代的周朝就有过一次迷糊：国王姬胡专权让平民噤声引发“国人暴动”被撵去一个养猪名地之后，出现了周公和召公共同执政十四年的贵族共和政治。但中华民国不是两公的小共和，而是全体国民的大共和。洋务运动的“四个不能变”——三纲五常不能变，清朝统治不能变，祖宗之法不能变，慈禧垂廉听政不能变——全变了：两千一百多年的皇朝专制统治终结了，主权在民和分权制衡的宪法制定，有反对派存在的国会成立，各种政党合法存在。中国从没有过的三权分立、多党国会、宪政法制、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游行示威权利，都有了。
这些在中国前所未有的新盘古事业，招致了袁世凯、张勋等帝制复辟势力的反对，招致了北洋军阀等假共和势力的反对。中共是假共和势力中最下流无耻者，由于信仰马列邪教，更是铁定要颠覆它的。这个主要由流氓无产者、落第秀才、留学混混、破落市民、乡村痞子组成的黑手党组织，后来果真也这样做了，先用附体国民党篡夺革命领导权的方法，阴谋把北伐统一中国的民主革命诱变为共产专制革命，失败之后就公然发动了反革命武装暴乱。在苏联金钱和武装的支持下，借日本侵略中国给中华民国重大打击的时机，中共玩弄反民国的两手既扩大了武装力量，又欺骗了全国民众，终于在中华民国1945到1947年兑现宪政承诺而制宪和行宪之际，悍然再度发动全国内战，用日本关东军的精锐武器（欺骗的说法是“小米加步枪”）和惨无人道的人海战术（欺骗的说法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政府军死一人、平民死十人或中共军死五人（不拿百姓和解放军当人）的代价，赢得了辽沈、淮海战役的惨烈胜利。正在走向共和民主的中华民国就是这样被颠覆的。
在国民党统治中国的二十二年里，中华民国的的确确在走向民主共和。国民党以军政建国，一开始就明确目标是通过训政培育国民成为公民，荡涤旧污养成自治能力。尽管当时共产党在南方各地组织武装暴乱，国民党通过法制程序确实在地方推行了自治。自一九二八年宣布训政，历经中共发动的内战与日本发动的外战，至一九四五年底，中华民国全国自治组织已成立者，县市参议会792个，乡镇人民代表会21，146个，保民大会246，735个。抗战前蒋介石曾在三民主义思想蓝图上开展了“智‧仁‧勇”的新儒学教化，全国推行了包括严格的“禁烟”在内的“新生活运动”。 民主共和制度在训政和宪政的形式下有序地向前推进，国民党在有领导地放弃对国家的领导权，其政治智慧和胸怀远非共产党的乡下文人和政治流氓所具有。中华民国在大陆三十八年，出了蔡元培、陶行知等著名教育家，陈独秀、胡适、鲁迅等著名文化人，最现代的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中华民国撤退到台湾之后，在没有中共暴乱的环境下，坚持三民主义方式，沿用在大陆的方式，由训政而宪政四十年，终于成功实现民主制，终于发展成为九十年代全民直选省长和全民直选中华民国总统。
中共颠覆中华民国在大陆统治五十六年，可曾有过军政、训政和宪政的理智设想。我从没听过。我只听过痞子毛反驳林彪的时候说过：“秦始皇算什么！他只杀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一次就杀了四十六万”，我只听过痞子邓主张镇压天安门学生运动时说过：“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统治”，显然小巫见大巫），我只听过痞子江镇压法轮功的修炼活动时说过：要“三个月”解决法轮功，“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国民党的一切都展露在民主人士和美国人的面前，而中共却只给这些来延安的人看让他们看的东西，就像今天给所有中国人和全世界人民看的一样。中共流氓就是这样得势的。现代中国历史上遭遇中共，实乃中华民族之大不幸。中共被历史证明属于最无耻、最虚伪、最阴险的政治组织。中共军人和文人纷纷落草农村上山当了土匪，中华民族之大不幸的种子就埋下了。最为赞赏农村痞子暴力的毛泽东在红军西北逃窜的路上掌握了中共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力，中华民族之大不幸的种子开始发芽了。当毛泽东敢于在政府军浴血抗日的时候，批评林彪、彭德怀的抗日军事行动，指令任弼时跟日本人做鸦片生意，表扬张思德烧鸦片是为人民服务，能获取宋庆龄、罗隆基等民主人士亲近中共，能离间美国跟国民政府的关系，中华民族便在劫难逃了。
1949年以后，中共在人民共和的名义下全面复辟了中共皇朝专制：政治上禁锢一切反对派的声音，文化上彻底摧残信仰自由和道德良知。从土改开始而文革高潮的疟疾式政治运动，通过由中央到村庄而全面发动的群众专政，先地主、后富农、再资本家，而后以 “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右倾”、“走资派”等罪名，指鹿为马地整治人。遭遇着这样的一个流氓政党，难怪黎民百姓不敢言政治。小命哪里经得起大整？邓小平南巡讲话到2005年的十三年，封锁政治言论和小康生活诱惑相结合，竭力驯化全国黎民百姓做惟有“食色”欲求少干预（如今多放纵）的“猪人”——党的奴隶：听话只听党的话，唱歌只唱党的歌，说话只说党的话；党叫骂人就骂人，党叫斗谁就斗谁，党叫干啥就干啥。共产党阴谋和阳谋一起实施，几乎就成了中国人的灵体。所以“六四”运动被血腥镇压，就日渐被人遗忘或理解，说“如果我是邓小平，我也会血洗天安门广场”；江泽民残酷镇压法轮功，也被法轮功弟子之外十二亿国人视为可以，说“如果我是江泽民，我也会镇压法轮功”。
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立，成为民主善国和专制恶国的鲜明对立。中华文明史明确地告诉我们：旧中国先是封建贵族国，后是专制的君主国。新中国是共和制的中华民国。是马列邪灵附体和苏联共产党扶植的中国共产党，二十二年的暴乱颠覆了它。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不过是披着共和国外衣的中共权贵王国和皇朝。
中共国，中华史上最邪恶的旧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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