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8日訊】趙紫陽為了平息學生和民眾對四二六社論的不滿，在學生和民眾反腐敗問題上做了幾件好事，進一步把八九民運引向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來。5月6日，趙紫陽和揚尚昆談話，揚尚昆說“學生要求廉政，反對貪污，反對官倒，反對特權，這都是我們黨提出來的，現在群眾和學生支持是好勢頭，我們要通過對話，對群眾提出的要求，接受合理的部分。所以，我建議采取一些具體措施，來制止杜絕這些弊端。”趙紫陽說“我也在考慮這個問題，如反腐敗，特別是高幹子女問題，首先從我做起，我準備向中央寫一封信，建議調查我的子女，有無腐敗問題，如有依法處理，如涉及到我本人也一樣。”（張良著《六四真相》）作為中共封建專制高層領導人，能夠身先士卒，從我做起，正人先正己，是難得可貴的。
一、5月8日和10日召開中共政治局會議，關于這兩次會議的情況，趙紫陽在6月23日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上說“4月27日大游行後，學生們堅持改變四二六社論的定性，我非常為難。我想先繞過這個問題，在廉政問題上辦幾件好事，使群眾看到我們真正在做努力，事態也許會逐漸平息。等到大家都冷靜下來時，比較容易取得一致意見。我在這兩次會議上向人大提出清理公司的報告，公布高級干部的收入及身世，取消80歲以下老人的特供，由人大常委會組織專門委員會，對高級干部及家屬舉報案件進行獨立調查。在廣泛討論的基礎上，確立游行法和新聞法等等。我的這些意見只是在常委會和政治局會議提一下，并沒有做出決定。我的基本想法是：把廉正建設作為政治改革的一項大事來抓，并把廉正與民主法制透明度結合起來。5月13日，我和尚昆同志一起到小平家匯報了這些想法，小平贊成，他說‘要抓住這個時機，把腐敗問題解決一下。’”趙紫陽想通過辦幾件反腐敗的事給人民看看，以緩解矛盾，但他沒有想到這時等於抱薪救火，在中共高層權力鬥爭中，對他權位早就垂涎欲滴的高官們，有了反對他的又一個資本，對他本來就不滿的保守派們，更加對他恨之入骨，因為這損壞了他們的利益。吾爾開西說“經濟改革非常成功，中共有點政治改革是在胡耀邦時期，但受到阻擋。民眾提出一個辦法，反腐敗等，但影響到當政者的利益。”（1999年6月 ）八九民運中反腐敗喚起民眾千百萬，但反腐敗也使中共上層形成合力來鎮壓八九民運，來保護他們的利益。中共反腐敗是假的，腐敗者都是中共官員們和“太子黨”們，這是中共的階級基礎。鄧小平多次講到反腐敗，那次他真的反了呢？這次趙紫陽順乎民意反腐敗，盡管只是提一下，並沒有做出決定，但這兩次政治局會議的反腐敗內容，足以讓中共高層引起不小的震蕩，更加害怕八九民運推動的政治改革會損害他們的利益。5月11日下午，楊尚昆鄧小平家，揚尚昆說“這次學潮之所以這麼亂，還是不散，原因就是那些別有用心的人，利用反腐敗的行為。”鄧小平說“人民要求反腐敗，我們當然接受，現在這些別有用心者，提出反腐敗，我們也要當好話來接受，當然這口號是他們的陪襯，他們的核心是要打倒共產黨，推翻社會主義制度。”（張良著《六四真相》）鄧小平在這里運用了文化大革命中，階級斗爭無限上綱的理論，把反腐敗上升到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高度，那等于否定了反腐敗。在中共高層只要趙紫陽等說了一下反腐敗的話，就受到中共保守派的強烈反對，並且成了一大罪狀。姚依林在5月17日常委會上說“我認為趙紫陽同志的這篇講話，是有明確意圖的，這篇講話講學生的行動是愛國的，是可以理解的，然後確提出我們有許多腐敗現象，是和學生想到一塊，我們將通過民主法制解決這些問題。”（同上）如果說趙紫陽的亞行講話提到反腐敗有錯誤的話，那么中共就是恐怖組織黑手黨了。正如魯迅名言“近來我悟到凡帶一點改革性的主張，徜於社會無涉，才可以作為‘廢話’而存留，萬一見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要吃苦或殺身之禍。古今中外，其揆一也。”（《而已集》）
人民日報等媒體也對中共反腐敗做了相應的宣傳，很快影響了中共高層權力斗爭的力量分化組合，面對憤怒的學生和民眾，以及趙紫陽傾向學生和民眾的反腐敗措施，中共保守派認為是大逆不道，使他們便集中力量來拔掉這個眼中釘、肉中刺，讓趙紫陽下臺。5月21日，八老會議上鄧小平說“在這次動亂中，趙紫陽暴露出來了，明顯站在動亂一邊，實際上是在搞分裂，分裂黨支持動亂，好在我們在，才能壓住。趙紫陽慫恿動亂，沒有不換的道理。”（張良著《六四真相》）可見，從古至今的歷代改革者沒有好下場，其中重要因素是得罪了利益集團，從春秋戰國的吳起，到秦朝的商鞅，從宋朝的王安石到清朝的康有為。鄧小平為了保住皇權，他不會親自去干這危險的事，一涉及政治改革，他就退步不前了，這次趙紫陽向他匯報反腐敗措施，他明知萬不可行，又不加勸阻，可見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從權力鬥爭的角度看，趙紫陽到朝鮮訪問，給了保守派可乘之機，發表了四二六社論，給八九民運定性為動亂，是一次敗筆，這次提出反腐敗措施又是一次敗筆之作，失去了黨內高層許多支持他的人，這更使他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這是他必定下臺的標志和關節點。他支持八九民運，反腐敗，得到了民心，失去了權位。而在這樣一個專制的政權下，沒有了權位，又怎樣實行政治改革那？此事古難全。2002年《明鑒》第四期《鄉黨委書記含淚上書朱總理》一文中的話，最能說明趙紫陽不能和中央腐敗行為保持一致是下臺的主要原因，而鄧小平庇護腐敗和反腐敗都是維持權力的政治手段。文章說“我從政17年，深知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在具體的時間和地點，并不一定是在大多數人手中掌握著。在一個班子里，大多數人腐敗，少數人要想在班子裡，必需同流合污。這種情況下，腐敗是生存在班子中的手段了，如果有誰不和上級保持一致，上級只要隨便派紀委或檢察院查一下，黨內肯定揪出一個腐敗分子。反腐敗在這種情況下實際是腐敗分子排斥異己的一種手段。”
二、八九民運中無論學生和市民，無論趙紫陽和中共保守派，為什么都對反腐敗感興趣呢？因為，八九民運時，通貨膨脹呈明顯上升趨勢，全國普遍有搶購之風，引起民眾嚴重不安，他們又聽信社會流傳的官倒、太子黨等等，認為這是中共官僚腐敗造成的，人民對中共最不滿的是腐敗問題。所以，學生們“反官倒，反腐敗，”的口號，引起了老百姓的認同，他們在天安門廣場及全國城市抗議中共腐敗問題。鮑彤認為“我認為只有中共權力受到制約的時候，才有可能從制度上來解決腐敗。如果中共權力是無限的，絕對的，永久的，我想這種腐敗也將是絕對的，永久的，所以，根除腐敗，唯一的方法是建立民主制度。”（2002年6月）
政治改革與反腐敗是緊密相關的，中共腐敗的原因，是共產主義政治制度造成的。1989年5月10日，政治局會議上田紀云的講話是支持八九民運的，他說“要求反腐敗的呼聲，好似這個學潮中一個共同的呼聲，這說明我們過去在懲治腐敗方面的工作做的很不夠。當前我國經濟改革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和障礙，在于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沒有真正開展，權力與經濟利益的結合導致社會分配不公，官倒猖獗，一些黨政官員腐敗，黨和政府的威信嚴重下降。因此，我們應該在廉政建設方面採取有力措施，同時加快民主政治建設的步伐。”（張良著《六四真相》）中共和所有共產主義國家一樣，生產資料所有制是公有制，一切歸國家所有，不允許存在私有財產。中共於1957年完成了所謂社會主義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這種變資本主義私有制為社會主義公有制，是違背經濟規律的殺雞取蛋的做法，被歷史證明嚴重地破壞了生產力的發展，最終導致中共走向滅亡的邊沿。毛澤東死後，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共“洋務派”為了挽救中共政權滅亡，實行改革開發政策。實質正如毛澤東所說“劉少奇、鄧小平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是走回頭路，回到1957年社會主義改造前的道路上去，把全民公有制逐步改變為私有制，這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三、中共要從清一色的生產資料公有制社會，向現代化資本主義所有制社會過渡，要經過原始資本積累階段。中共的原始資本積累，必然不是美國爭奪海外殖民地掠奪資本，也不是英國羊吃人的血與火的圈地運動，也不是日本的輸出妓女的經歷。中共的原始資本積累，是國有財產私有化的過程，國有財產流失的主要方式是權錢交易，流失的主要渠道是貪污賄賂。所以，中共腐敗是從共產主義社會向現代化社會轉型過程中，原始資本積累的特殊方式，這和1842年清朝開展洋務運動后，官商聯辦企業的情況差不多。中共改革開放后，官員們看到資本主義世界潮流，中共遲早要結束一黨專政，有權不用過期作廢，得撈一把撈一把，官商勾結，無官不貪。國有資產向資本流失的越快越多，共產主義國家滅亡更快。中共高官們一面想阻止國有資產流失，但落花流水春去也的局面無法挽回，一面都在絞盡腦汁貪污腐敗，權錢交易不斷深化，三十六計走為上策，留個退到資本主義的後路。從這點上看，腐敗是資本原始積累在社會主義中國和平演變到資本主義社會一種特殊方式。
但是，《現代化的陷阱》的作者何清蓮就反對腐敗有利於社會轉型的說法，她說“那些認為腐敗有利于推動社會轉軌，以腐敗為手段獲利的利益團體會進行努力建立法制社會秩序的人，全然不會想到，在新法規不斷出臺的今天，腐敗所要削解的正是這些新的法律約束。而腐敗泛濫的最終結果只會是目前已露初兆（在少數部分地區已型構成現實次序）的‘黑權結合’。腐敗推動的‘社會轉軌’，其路徑指向只會是高度腐敗的金錢政治或政府和黑社會共同治理社會的‘意大利模式’。”“一些學者在腐敗以成為社會發展走向何方的生死存亡的關鍵問題時，還在主張‘腐敗有利于消解舊體制力量，對推進改革有利，’只能說明社會公共價值已被扭曲到非常可怕的程度。”她的觀點脫離了中共的全民所有制的現實，只看到了腐敗給社會帶來危害的皮毛東西，沒有實事求是的認識到腐敗是消除中共的必由之路，至於什麼模式那只能是後談，當前誰也顧忌不了的。
四、中共這種一黨專政的私有化，使他們必然貪污腐敗，搖身一變成為資產階級，而民眾生活依舊沒有多大改善。這種由于政治因素在經濟利益上分配不公正的矛盾，在八九民運中表現突出。所以，在學生反腐敗的口號下，感動了成千上萬的人參加運動。民眾認識到，經濟分配不合理的問題，是政治制度造成的，人們要求民主，要求政治改革，就是要掌握政治權力，改變這種在經濟利益上分配不合理的現象，不讓中共官僚和“太子黨”們，把自己辛勤勞動的成果獨吞了。東歐、蘇聯共產主義國家發生劇變，私有化過程是迅速進行的，共產黨獨吞國有財產的現象減小，對社會長治久安起到一勞永逸的作用。俄羅斯改革的初始階段雖然很困難，但由于其政治體制變化和向市場經濟轉軌都比中共徹底，將來一定會超過中共。可以預見，中共政治制度的變化引發的危機，會使中國經濟大倒退，這一苦果是中共自己種下的。王力雄在《底層的毛澤東和經濟文革》一文中說“當局應該明白，當年天安門運動時，群眾極端和熱烈，并不是出自民主，而恰恰出自毛澤東主義，毛澤東在很大的程度上，已經滲透在廣大民眾血液中，隨時都可能暴烈的發作。”（2001年9月）他把八九民運說成是毛澤東影響，而不是出自民主。向中共獻策，實行民主，才能避免毛澤東主義的造反，才能保住腐敗得來的財產。這一觀點不無道理，但對八九民運的看法，不能茍同。八九民運形式上像文革，鄧小平及元老們也這樣看，但內容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它反對中共一黨專政，反對馬列主義，吶喊著政治要現代化，這是中共歷史上前所沒有的。八九民運被中共血腥鎮壓了，但它的發展在蘇聯、東歐、甚至在印尼也看到了，如果當時的李鵬政府下臺，中國會比蘇聯它們更好，這樣的運動在社會轉型中有必不可少的重大作用。所以說王力雄本人帶有鄧小平情結，就是穩定壓倒一切，就是維護中共“太子黨”們的利益不受侵犯，而不顧千百萬下崗工人、農民在死亡線上掙扎。這屬於改良派主張，也不無道理，但在現實中不免帶有紙上談兵的病癥。假若八九民運勝利了，會發生領袖變遷，而後是制度性變遷，在民主和法制社會里，經濟私有化在經濟規律調動下自由發展，就不會種下不穩定的后患，陣痛帶來長治久安。但八九民運被中共鎮壓了，這種中共獨吞國有資產的腐敗現象還會繼續下去，而且會深入擴大到原本健康的鄉鎮企業，伴隨著的是大批國有企業職工失業，貧富差距越來越大，政治鬥爭也因積怨甚多而越演越烈。人民沒有民主，就沒有政治權利，沒有政治權利，經濟利益得不到保障。
丁子林教授認為“89年的那場運動，正是大學生和民眾處于愛國的熱情，反對腐敗，要民主自由，如果當政者當年接受了學生們的呼吁，那推進了中國的政治改革，那今天的中國社會就不會是這個樣子，現在已經到處是腐敗了。”（2001年6月）八九民運沒有打破封建專制社會循環周期律，還會發生新一輪的民主運動，反腐敗依然是喚起民眾的大旗！
──轉載自《議報》第201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