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8日讯】赵紫阳为了平息学生和民众对四二六社论的不满，在学生和民众反腐败问题上做了几件好事，进一步把八九民运引向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来。5月6日，赵紫阳和扬尚昆谈话，扬尚昆说“学生要求廉政，反对贪污，反对官倒，反对特权，这都是我们党提出来的，现在群众和学生支持是好势头，我们要通过对话，对群众提出的要求，接受合理的部分。所以，我建议采取一些具体措施，来制止杜绝这些弊端。”赵紫阳说“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如反腐败，特别是高干子女问题，首先从我做起，我准备向中央写一封信，建议调查我的子女，有无腐败问题，如有依法处理，如涉及到我本人也一样。”（张良着《六四真相》）作为中共封建专制高层领导人，能够身先士卒，从我做起，正人先正己，是难得可贵的。
一、5月8日和10日召开中共政治局会议，关于这两次会议的情况，赵紫阳在6月23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说“4月27日大游行后，学生们坚持改变四二六社论的定性，我非常为难。我想先绕过这个问题，在廉政问题上办几件好事，使群众看到我们真正在做努力，事态也许会逐渐平息。等到大家都冷静下来时，比较容易取得一致意见。我在这两次会议上向人大提出清理公司的报告，公布高级干部的收入及身世，取消80岁以下老人的特供，由人大常委会组织专门委员会，对高级干部及家属举报案件进行独立调查。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确立游行法和新闻法等等。我的这些意见只是在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提一下，并没有做出决定。我的基本想法是：把廉正建设作为政治改革的一项大事来抓，并把廉正与民主法制透明度结合起来。5月13日，我和尚昆同志一起到小平家汇报了这些想法，小平赞成，他说‘要抓住这个时机，把腐败问题解决一下。’”赵紫阳想通过办几件反腐败的事给人民看看，以缓解矛盾，但他没有想到这时等于抱薪救火，在中共高层权力斗争中，对他权位早就垂涎欲滴的高官们，有了反对他的又一个资本，对他本来就不满的保守派们，更加对他恨之入骨，因为这损坏了他们的利益。吾尔开西说“经济改革非常成功，中共有点政治改革是在胡耀邦时期，但受到阻挡。民众提出一个办法，反腐败等，但影响到当政者的利益。”（1999年6月 ）八九民运中反腐败唤起民众千百万，但反腐败也使中共上层形成合力来镇压八九民运，来保护他们的利益。中共反腐败是假的，腐败者都是中共官员们和“太子党”们，这是中共的阶级基础。邓小平多次讲到反腐败，那次他真的反了呢？这次赵紫阳顺乎民意反腐败，尽管只是提一下，并没有做出决定，但这两次政治局会议的反腐败内容，足以让中共高层引起不小的震荡，更加害怕八九民运推动的政治改革会损害他们的利益。5月11日下午，杨尚昆邓小平家，扬尚昆说“这次学潮之所以这么乱，还是不散，原因就是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反腐败的行为。”邓小平说“人民要求反腐败，我们当然接受，现在这些别有用心者，提出反腐败，我们也要当好话来接受，当然这口号是他们的陪衬，他们的核心是要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张良着《六四真相》）邓小平在这里运用了文化大革命中，阶级斗争无限上纲的理论，把反腐败上升到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那等于否定了反腐败。在中共高层只要赵紫阳等说了一下反腐败的话，就受到中共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并且成了一大罪状。姚依林在5月17日常委会上说“我认为赵紫阳同志的这篇讲话，是有明确意图的，这篇讲话讲学生的行动是爱国的，是可以理解的，然后确提出我们有许多腐败现象，是和学生想到一块，我们将通过民主法制解决这些问题。”（同上）如果说赵紫阳的亚行讲话提到反腐败有错误的话，那么中共就是恐怖组织黑手党了。正如鲁迅名言“近来我悟到凡带一点改革性的主张，徜于社会无涉，才可以作为‘废话’而存留，万一见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要吃苦或杀身之祸。古今中外，其揆一也。”（《而已集》）
人民日报等媒体也对中共反腐败做了相应的宣传，很快影响了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力量分化组合，面对愤怒的学生和民众，以及赵紫阳倾向学生和民众的反腐败措施，中共保守派认为是大逆不道，使他们便集中力量来拔掉这个眼中钉、肉中刺，让赵紫阳下台。5月21日，八老会议上邓小平说“在这次动乱中，赵紫阳暴露出来了，明显站在动乱一边，实际上是在搞分裂，分裂党支持动乱，好在我们在，才能压住。赵紫阳怂恿动乱，没有不换的道理。”（张良着《六四真相》）可见，从古至今的历代改革者没有好下场，其中重要因素是得罪了利益集团，从春秋战国的吴起，到秦朝的商鞅，从宋朝的王安石到清朝的康有为。邓小平为了保住皇权，他不会亲自去干这危险的事，一涉及政治改革，他就退步不前了，这次赵紫阳向他汇报反腐败措施，他明知万不可行，又不加劝阻，可见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从权力斗争的角度看，赵紫阳到朝鲜访问，给了保守派可乘之机，发表了四二六社论，给八九民运定性为动乱，是一次败笔，这次提出反腐败措施又是一次败笔之作，失去了党内高层许多支持他的人，这更使他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这是他必定下台的标志和关节点。他支持八九民运，反腐败，得到了民心，失去了权位。而在这样一个专制的政权下，没有了权位，又怎样实行政治改革那？此事古难全。2002年《明鉴》第四期《乡党委书记含泪上书朱总理》一文中的话，最能说明赵紫阳不能和中央腐败行为保持一致是下台的主要原因，而邓小平庇护腐败和反腐败都是维持权力的政治手段。文章说“我从政17年，深知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在具体的时间和地点，并不一定是在大多数人手中掌握着。在一个班子里，大多数人腐败，少数人要想在班子里，必需同流合污。这种情况下，腐败是生存在班子中的手段了，如果有谁不和上级保持一致，上级只要随便派纪委或检察院查一下，党内肯定揪出一个腐败分子。反腐败在这种情况下实际是腐败分子排斥异己的一种手段。”
二、八九民运中无论学生和市民，无论赵紫阳和中共保守派，为什么都对反腐败感兴趣呢？因为，八九民运时，通货膨胀呈明显上升趋势，全国普遍有抢购之风，引起民众严重不安，他们又听信社会流传的官倒、太子党等等，认为这是中共官僚腐败造成的，人民对中共最不满的是腐败问题。所以，学生们“反官倒，反腐败，”的口号，引起了老百姓的认同，他们在天安门广场及全国城市抗议中共腐败问题。鲍彤认为“我认为只有中共权力受到制约的时候，才有可能从制度上来解决腐败。如果中共权力是无限的，绝对的，永久的，我想这种腐败也将是绝对的，永久的，所以，根除腐败，唯一的方法是建立民主制度。”（2002年6月）
政治改革与反腐败是紧密相关的，中共腐败的原因，是共产主义政治制度造成的。1989年5月10日，政治局会议上田纪云的讲话是支持八九民运的，他说“要求反腐败的呼声，好似这个学潮中一个共同的呼声，这说明我们过去在惩治腐败方面的工作做的很不够。当前我国经济改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和障碍，在于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真正开展，权力与经济利益的结合导致社会分配不公，官倒猖獗，一些党政官员腐败，党和政府的威信严重下降。因此，我们应该在廉政建设方面采取有力措施，同时加快民主政治建设的步伐。”（张良着《六四真相》）中共和所有共产主义国家一样，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公有制，一切归国家所有，不允许存在私有财产。中共于1957年完成了所谓社会主义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这种变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杀鸡取蛋的做法，被历史证明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导致中共走向灭亡的边沿。毛泽东死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洋务派”为了挽救中共政权灭亡，实行改革开发政策。实质正如毛泽东所说“刘少奇、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是走回头路，回到1957年社会主义改造前的道路上去，把全民公有制逐步改变为私有制，这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三、中共要从清一色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向现代化资本主义所有制社会过渡，要经过原始资本积累阶段。中共的原始资本积累，必然不是美国争夺海外殖民地掠夺资本，也不是英国羊吃人的血与火的圈地运动，也不是日本的输出妓女的经历。中共的原始资本积累，是国有财产私有化的过程，国有财产流失的主要方式是权钱交易，流失的主要渠道是贪污贿赂。所以，中共腐败是从共产主义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过程中，原始资本积累的特殊方式，这和1842年清朝开展洋务运动后，官商联办企业的情况差不多。中共改革开放后，官员们看到资本主义世界潮流，中共迟早要结束一党专政，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得捞一把捞一把，官商勾结，无官不贪。国有资产向资本流失的越快越多，共产主义国家灭亡更快。中共高官们一面想阻止国有资产流失，但落花流水春去也的局面无法挽回，一面都在绞尽脑汁贪污腐败，权钱交易不断深化，三十六计走为上策，留个退到资本主义的后路。从这点上看，腐败是资本原始积累在社会主义中国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社会一种特殊方式。
但是，《现代化的陷阱》的作者何清莲就反对腐败有利于社会转型的说法，她说“那些认为腐败有利于推动社会转轨，以腐败为手段获利的利益团体会进行努力建立法制社会秩序的人，全然不会想到，在新法规不断出台的今天，腐败所要削解的正是这些新的法律约束。而腐败泛滥的最终结果只会是目前已露初兆（在少数部分地区已型构成现实次序）的‘黑权结合’。腐败推动的‘社会转轨’，其路径指向只会是高度腐败的金钱政治或政府和黑社会共同治理社会的‘意大利模式’。”“一些学者在腐败以成为社会发展走向何方的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时，还在主张‘腐败有利于消解旧体制力量，对推进改革有利，’只能说明社会公共价值已被扭曲到非常可怕的程度。”她的观点脱离了中共的全民所有制的现实，只看到了腐败给社会带来危害的皮毛东西，没有实事求是的认识到腐败是消除中共的必由之路，至于什么模式那只能是后谈，当前谁也顾忌不了的。
四、中共这种一党专政的私有化，使他们必然贪污腐败，摇身一变成为资产阶级，而民众生活依旧没有多大改善。这种由于政治因素在经济利益上分配不公正的矛盾，在八九民运中表现突出。所以，在学生反腐败的口号下，感动了成千上万的人参加运动。民众认识到，经济分配不合理的问题，是政治制度造成的，人们要求民主，要求政治改革，就是要掌握政治权力，改变这种在经济利益上分配不合理的现象，不让中共官僚和“太子党”们，把自己辛勤劳动的成果独吞了。东欧、苏联共产主义国家发生剧变，私有化过程是迅速进行的，共产党独吞国有财产的现象减小，对社会长治久安起到一劳永逸的作用。俄罗斯改革的初始阶段虽然很困难，但由于其政治体制变化和向市场经济转轨都比中共彻底，将来一定会超过中共。可以预见，中共政治制度的变化引发的危机，会使中国经济大倒退，这一苦果是中共自己种下的。王力雄在《底层的毛泽东和经济文革》一文中说“当局应该明白，当年天安门运动时，群众极端和热烈，并不是出自民主，而恰恰出自毛泽东主义，毛泽东在很大的程度上，已经渗透在广大民众血液中，随时都可能暴烈的发作。”（2001年9月）他把八九民运说成是毛泽东影响，而不是出自民主。向中共献策，实行民主，才能避免毛泽东主义的造反，才能保住腐败得来的财产。这一观点不无道理，但对八九民运的看法，不能茍同。八九民运形式上像文革，邓小平及元老们也这样看，但内容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反对中共一党专政，反对马列主义，呐喊着政治要现代化，这是中共历史上前所没有的。八九民运被中共血腥镇压了，但它的发展在苏联、东欧、甚至在印尼也看到了，如果当时的李鹏政府下台，中国会比苏联它们更好，这样的运动在社会转型中有必不可少的重大作用。所以说王力雄本人带有邓小平情结，就是稳定压倒一切，就是维护中共“太子党”们的利益不受侵犯，而不顾千百万下岗工人、农民在死亡线上挣扎。这属于改良派主张，也不无道理，但在现实中不免带有纸上谈兵的病症。假若八九民运胜利了，会发生领袖变迁，而后是制度性变迁，在民主和法制社会里，经济私有化在经济规律调动下自由发展，就不会种下不稳定的后患，阵痛带来长治久安。但八九民运被中共镇压了，这种中共独吞国有资产的腐败现象还会继续下去，而且会深入扩大到原本健康的乡镇企业，伴随着的是大批国有企业职工失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政治斗争也因积怨甚多而越演越烈。人民没有民主，就没有政治权利，没有政治权利，经济利益得不到保障。
丁子林教授认为“89年的那场运动，正是大学生和民众处于爱国的热情，反对腐败，要民主自由，如果当政者当年接受了学生们的呼吁，那推进了中国的政治改革，那今天的中国社会就不会是这个样子，现在已经到处是腐败了。”（2001年6月）八九民运没有打破封建专制社会循环周期律，还会发生新一轮的民主运动，反腐败依然是唤起民众的大旗！
──转载自《议报》第201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