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中共對網絡民間的封殺注定失敗

劉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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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15日訊】隻有把官方罪惡和民間勇氣同時公開,才能把罪惡當作罪惡,把恥辱當作恥辱,把尊嚴當作尊嚴。
——作者題記

最近,中共信息產業部又制定了針對互聯網的新規定,要求所有的民間網站和個人的博克網頁,必須在6月30日前進行全面備案登記。根據一向關注民間維權網站的趙達功先生介紹:在登記日期遠未截至之前的6月6日,在事前沒有得到任何通知的情況下,至少有4個具有影響的民間反腐敗維權網站被遮蔽(反腐敗聯盟網,三農維權網,維權服務網,反腐敗網哨)。他進而指出:當權者開始利用這次登記備案機會,將所有民間反腐敗維權網站一網打盡。……不過,斗爭不會就此完結,相信一場互聯網的官民大戰即將進入白熱化。

通過全面登記來審核民間網絡,不過是中共現政權急遽左轉的又一惡証而已。事實上,從2004年開始,在黨內開展旨在檢驗效忠的“保先運動”,在意識形態上提倡學習極權國古巴和朝鮮。與此同時,官方鎮壓的底線也大幅度向前推進,從批判“新自由主義”推進到批判中亞地區的“顏色革命”,從嚴控異見人士推進到圍剿自由知識界及公共知識分,從制造文字獄推進到打壓維權律師(如,李建強律師被沒收律師証,郭國汀律師被逼遠走加拿大,高智晟律師屢遭威懾性警告,法學博士李柏光被福建公安拘押一個多月,朱久虎律師被陝西公安拘捕),從“鎮壓法輪功”推進到壓制上訪請願等底層維權,從嚴控傳統媒體推進到集中整肅互聯網,從防止“組織化民運”推進到打壓“網絡議政活動”,從取締社會上的民間網站推進到整肅校園BBS,……嚴控和鎮壓的力度在不斷加強,範圍也在擴大,特別是六四時期和紫陽先生去世時期,許多以前不是“敏感人士”的人,也被納入嚴控範圍,新的網絡文字獄頻繁出現。

截至2005年6月,胡溫上臺還不到三年,其統治就呈現出難以克服的悖論:響徹海內外的“胡溫新政”和充滿肅殺之氣的“政治嚴控”之間,形成了極為荒誕的醒目對比。如果說,在2003年現政權對SARS危機和孫志剛等個案的處理,還多少有點“新政”的味道,那麼2004年以來的“急遽左轉”和“政治嚴控”,讓世人看到了“新政泡沫”的自我粉碎。由此可見,穩定假相下的現實危機之嚴重,現政權的統治信心之匱乏,非但沒有經濟和親民的“政績”而減緩,反而大有日趨強化的跡象。

自互聯網出現在中國,網絡就逐漸成為民間最便捷的信息平臺和言論陣地。所以,中共政權一直試圖控制網絡,竭力限制網絡議政和堵截敏感信息,強迫網站的管理者進行自我監督。早在江澤民時期,封網已成為當局管制言論的重要組成部門,網警日增,網規日嚴,審查日頻,技術日進,2002年8月1日開始實施《互聯網出版管理暫行規定》,投入9億元巨資建立號稱“金盾工程”(Golden Shield)的網絡防火牆。

胡錦濤上臺後,2003年的網絡維權運動此起彼伏,大有異軍突起之勢,給中共各級權力部門及其官員施加了越來越大的民意壓力。所以,自2004年的中共兩會以來,現政權對網絡的整肅進入前所未有的嚴厲期,意在打壓網民的維權和議政的迅猛勢頭。新一輪嚴控措施,起碼有如下幾項:

1,嚴格限制論壇的操作和管理。要求各大門戶網站(如網易時評、搜狐評論、新浪觀察)關閉其放置於顯著位置的言論欄目,不得再隨意設立論壇,嚴禁網友發表的與論壇主題無關的言論﹔要求各網站對其新聞欄目進行整改,嚴禁報刊、電臺、電視臺與商業網站進行正常供稿途徑之外的“任何形式”的合作,嚴格限制各大部委和社會機關與商業網站進行合作﹔嚴禁任何形式的訪談,嚴禁網友言論出現在任何新聞頁面中,嚴禁進行網絡調查活動。

2,嚴格管制新聞來源。中宣部和新聞出版署聯合向各大媒體發布指令,嚴令傳統媒體不得與商業網站進行內容合作,也嚴禁網絡轉載一些被中共認定為“小報小刊”的新聞,門戶網站新聞不得採用一些地方報紙的重大新聞在重大突發事件上必須轉摘新華網、人民日報的消息﹔在排版上,不能把那些較“敏感”新聞或災難性突發事件放在顯著位置,也不准做專題﹔嚴格限制敏感時期的人物訪談和聊天(如兩會期間對人大代表的訪談)等等。

3,嚴控網友跟貼。要求各大網站對跟貼、特別是對新聞時事類的跟貼實施嚴格監控,禁止刊登網民提供的未經政府許可的獨立報道和時政評論,特別是不准談論涉及社會黑暗面和政治改革的敏感話題(如憲政、人權、政治改革等等)﹔不准在網上發表與中共領導講話相抵觸的文章,不准議論中共領導人,不能討論黨史和軍史中已有“歷史定論”的人物(如毛澤東、林彪等),已有的貼子必須全部刪除﹔嚴禁討論敏感人物和敏感事件,嚴禁出現揭露官場黑幕的文章,嚴禁出現對黨和國家以及知名企業的負面報道等等。

4,對網絡言論實施“預先審查”。為防止各種反動和不健康的言論出現在新聞跟貼和BBS中,要求各網站管理者對時政、軍事、歷史、思想等各類論壇對網絡言論實行“預審查制”,對網絡話題實行嚴格的管理和控制,所有出現在頁面上的主貼和跟貼必須經過網管的審查﹔嚴格限制新聞跟貼,包括控制跟貼數量、關閉敏感新聞的留言板,刪除不利於“社會穩定”的跟貼。據某門戶網站監控人員透露,僅僅是跟貼一項,每天均有100萬條以上的數據被刪除或屏蔽。

5,對網吧的新一輪大整頓。繼登記刷卡、實名上網制度後,官方又籌建了“電子政務建設網吧技術監控系統”軟件,全國所有的11萬個網吧必須使用。這個軟件試圖對全國所有營運網吧進行監管,該系統除可保存所有電腦上網記錄供當局查詢外,還具有“實時查屏”功能,即有關部門可對電腦用戶的當前窗口顯示信息進行實時監控,還可以阻止人們進入被官方認為是有害的或是有顛覆色彩的網站。有些省市的 “網吧監控系統”已經投入運行。

此外,還有數千名執行特殊任務的警察在網吧巡邏,監視網站的活動和來往的電子郵件。

6,破天荒地整肅校園BBS。今年,中共教育部對十多所著名大學的校園BBS進行了空前嚴厲的整肅。著名的“一塌糊塗”和“水木清華”等校園網站,被整肅成隻對內部開放的“網絡豬圈”。詳論請見我的公開信《就校園BBS被整肅致教育部部長周濟的公開信》,以及時論文章《中國的大學早已墮落為自由的墳墓和奴化的搖籃——為校園BBS和焦國標先生而作》)

7,本文開頭提到的備案登記之舉。意在嚴控和取締民間網站和個人博客。民間輿論監督使命的維權網和敢於發表敏感信息及大膽政論的網站,要麼被強行關閉,要麼被迫加強自律,自我限制敏感的信息、名詞和時政評論。

8,增加網警和招募網絡評論員。前者是為了加強對網絡監督和審查,以便及時刪掉網上的敏感話題及其言論。比如,三大門戶網站上關於黑龍江洪水造成近百名孩子死亡的信息,所有批評地方腐敗官員或瀆職警察的帖子, 幾乎一出現就被刪除。 後者是為了強化網絡輿論的官方導向,他們都用匿名或假名發表評論帖子,引導網上公共討論遠離政治敏感話題。比如江蘇省宿遷市宣傳部副主任, 張奉林對《南方周末》的記者說, “在信息和互聯網時代, 當務之急首要的評論任務是,如何在互聯網觀點上佔據主動性,並且如何引導互聯網熱門話題。”

9,大興網絡文字獄。

中共對敢於在網上大膽議政的網絡作家進行殺雞儆猴式的打壓,比較著名的網絡文字獄就有“劉荻案”、“羅永忠案”、“何德普案”、“杜導斌案”等。2005年又有“師濤案”、“張林案”。綜合大赦國際、記者無疆界等人權組織的報告,在中國因網上發表異議或交換信息而被捕或遭禁的人數激增,網路作家被捕的人數急增60%。目前中國至少有54人因為在網上發電子郵件,建立網站或者交換法輪功信息而受到囚禁。

10,加強對境外網絡媒體的封鎖。華人辦的境外中文網和洋人的BBC、美國之音、自由亞洲臺的中文網,都屬於被全面封殺之列,連一向溫和的《華爾街日報》、德國之聲的中文網站也遭封殺,甚至有時,堪稱中共辯護士的新加坡聯合早報網也遭屏蔽。

11,用商業利益要挾境外網絡投資商。為了堵截和過濾敏感信息,也為了讓西方高科技為中共的言論管制服務,中共政權的相關部門(安全局、公安局和解放軍)一直嚴密監視在華的外國公司,以商業利益作籌碼強迫外國公司與中共監控網絡的目標保持一致。這些外國公司為了賺錢而屈從於中共迫害言論自由的要求,不僅加入中共授意組建的網絡自律同盟,並向中共提供全國範圍的防火牆技術。比如,美國思科公司專門為中共壟斷的電信業開發了一種由路由器、積分器和防火牆組成的盒子,IBM為其提供了“高端”財務支持。每個盒子的單價約$20,000,中國電信“買了數以千計”的盒子,讓思科公司大賺一把。最近,微軟公司在中國開設的合資新網站,為了避免冒犯中共網管而禁止用戶在博客網頁上使用“民主”、“自由”和“人權”等字眼。

在此意義上,入駐中國的外國網絡公司對中共的屈服,絕非互聯網自身的結構和技術的失敗,而是利潤至上的價值取向的失敗。

然而,當我們的目光不再仰視中南海新權貴而轉向廣闊的民間之時,當我們不再懾於政治恐怖而專注於民間維權的勇氣之時,對於中國社會的健康轉型而言,網絡民間的維權和議政的崛起,無疑是六四後最為振奮人心的大事件,預示著一個更為積極而樂觀的開端。

凡是獨裁制度下民間非暴力維權,除了道義正當性的基礎性資源之外,還需要能夠突破言論管制的技術資源。六四後,大陸民間對重大公共事務的言論參與的最大突破,恰恰來自互聯網所提供的信息和言論的平臺。這項新技術,憑借其信息海量、覆蓋面廣、速度迅捷、互動性強、多媒體性等特點,為民間言論空間的拓展提供的前所未有的方便,遂成為越來越多受眾接受信息的重要技術中介。據最新統計,大陸網民現在已接近一億,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網民大國,還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長。

網絡技術的無遠弗界、快捷迅速和前所未有的開放性,既是民間獲取多元信息的來源,又是觀念啟蒙和民間交流的載體,更是民間的維權和議政的寬廣舞臺,多種功能形成了相互激蕩的良性互惠,使中共的信息封鎖之效力大不如前,也使民間勇氣通過網絡維權的實踐而開始回歸。

在後極權的中國,無論是官方政策的收收放放,還是專政打壓的手硬手軟,都改變不了民權進而官權退的大趨勢。哪怕是艱難掙扎的行動、拐彎抹角的表達和高風險的個人付出,也無法阻嚇民間維權的自發擴張,也不能熄滅追求言論自由之火。在諸種民間維權活動中,通過網絡進行的民間維權無疑是最大的亮點。覺醒了的民間意識、權益訴求和公共參與要求的日益高漲,使互聯網上的自發維權和點評時政之潮,表現出見縫插針的積極作為,再也不會因官方的打壓而中止。

盡管,這離民間尊嚴的確立還有遙遠的距離,任何過於樂觀的展望都是輕浮的表現,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有了互聯網之後的民間維權,越來越遵循著公開化原則,表現出前所未有的良知勇氣,甚至出現鎮壓力度越強而民間勇氣越凸現的罕見景觀。對大陸的漸進轉型和民間力量的擴張來說,一松就活和一壓就死的慣例正在成為過去,而哈維爾提倡的“無權者的權力”正在被越來越多的人所踐行——活在真實中的道義正當性和良知勇氣。反抗官權和捍衛民權的勇氣,在網絡上形成了“得道多助而失道寡助”的氛圍,網絡民意的凝聚,既通過相互交流、相互爭論,更通過相互激勵、相互支持。正是互聯網,使光明正大的公開維權走出少數精英的圈子,而向著更廣闊的底層民間普及,從而讓草根底力量由地下浮出水面。知名人士在網上的挺身而出,起到了前所未有的示範作用﹔新一代意見領袖在網上的脫穎而出,對廣大網民更具有激勵作用。

是的,在中共獨裁已經進入了不得不偽善階段,民間勇氣正在回歸。恐怖開始祛魅之時,健康的個體人格和民間正氣便開始凸現:一種心底干淨的內在明亮、一種良知覺醒的道德擔當、一種對維權的合法性和正義性的充分自信,一種對作人尊嚴的真正珍惜。這在黑箱政治和恐怖恫嚇仍然橫行的大陸中國,該是多麼大的進步!

現在,無論是知識界的言論維權還是工農的經濟維權,無論是對文字獄的關注還是對社會歧視的抨擊,無論是對官場腐敗的揭露還是對民間英雄的褒揚……通過互聯網的平臺,民間維權自發地表現出“一切公開”的自信:憑什麼要秘密?難道我們爭取基本人權、追求自由和幫助良心犯,是違法缺德的勾當?

難以壓制和封鎖的網絡民意在告訴蠻橫的官權:我們不是權利盜賊,而獨裁政權才是公民權利的最大盜竊者,民間維權所維護和爭取的,不過是被獨裁所強制剝奪的本來就屬於民間的正當權利﹔我們也不是權利乞丐,不需要用仰視權力來乞討權利,而是擁有平等權利的公民。所以,我們的事業光明正大,我們的言行合法合理且問心無愧,我們的尊嚴不可羞辱。

官民的網絡博弈,檢驗著民間維權的信心、承受官權壓迫的能力和阻止政權繼續犯罪的能力。民間網絡維權的公開化,既是挑戰恐怖政治的最有力方式,也是清除厚黑政治和犬儒道德的最有效良藥﹔既是民間勇氣的展現,也是對民間局限性的反省,是向所有死難者和受害者的懺悔。具體而言,之於個人,與其說是要求他人,不如說是苛責自律,將自己的承諾公開,就等於在道德上再不給自己留有退路。之於群體,與其說是警示危險,不如說是道義激勵,為整個民間維權提供示範﹔之於政權及官員而言,是以民間的坦蕩較量強權的陰暗,與其說是敵對性示威,不如說是善意施壓。

通過網絡公開表達的民意訴求和政治異見,檢驗著官方的承受能力和開明程度,政權是否具有知罪知恥的意願,也考驗著具體執法的警察們的職業操守和為人良心。這樣的考驗,既能發揮民間輿論制約官權濫用的監督功效,用民間壓力來推動政府執政理念的轉變,也能用公開張揚的勇氣來來克服內在恐懼的自戕和地下心態的陰暗,來對抗黑箱政治和醫治陰謀權術的痼疾,通過對恐怖鎮壓的蔑視來確立民間的尊嚴。

在這種公開化的背後,既有民間良知勇氣的群體性覺醒,也是民間維權對社會制度大環境有所改善的體認,由此建立起中國終將走向自由憲政的信心。在獨裁下確立民間尊嚴的第一步,就在於民間維權力量的公開化和民間心態的光明正大。隻要民間維權具有了光明正大的心態,就會使自己走上有尊嚴的公開化道路,進而走向道義與理性、言論與行動之間的相得益彰的成熟:生長出健康而非受虐式的大無畏精神,建立起對自由中國的樂觀期待和對非暴力維權的堅定信念,養成包容歧見和尊重對手的寬容,達成基本底線上的群體凝聚和民間共識。

隻有民間維權的公開化才能敦促政府行為的公開化。

這場在網絡上展開的壓制民權與爭取民權的斗爭,必然是一場長期的消耗戰。自由主義的民權運動,具有先講是非而後講效益的道義堅定性,不追求立竿見影的效果或一夜聚變的革命,而是准備進行長期而韌性的斗爭,一點一點地消耗掉寡頭獨裁體制的殘存合法性資源,一點一點地擴大民權運動的資源。甚至就是一種隻問耕耘而不問收獲的大義凜然。惟其如此,民間維權才會樹立起人權的尊嚴,才會具有一種平靜、理性、樂觀的自發堅韌。

以爭取平等的自由權為核心訴求的民權運動,可以是低調的平和的,卻是韌性的有力的,盡量爭取以法治化的形式展開,盡量爭取“沉默的大多數”敢於發聲,使獨裁政權對人權的每一公然踐踏,皆遭遇到來自民間的道義性反抗,依靠個案的持續積累而逐漸贏得更多的民間支持——不是耳語式的私下同情而是公開的道義支持。正如王怡在《冷兵器時代的政治》一文中所言:“如果說,我們不斷地低估了共產黨的凶狠和愚蠢,那麼反過來,讓共產黨也不斷的低估我們的勇氣和正直吧。讓我們表現得出乎他們意料,就像他們出乎我們意料一樣。”

民間維權所追求的優先目標,定位於人性尊嚴的恢復,而非仰望救主的卑微﹔推動民權的漸進擴張和制度改革的點滴積累,而非一步登天和既得利益﹔以善意、理性、和平的方式持續地表達民間的權利訴求,當然也希望政府做出善意、理性、和平的回應。民間維權不追求浪漫的悲壯和犧牲,更不想不斷造就新的烈士,但當民間不得不承受來自獨裁制度的鎮壓之時,付出不同程度的個人代價也並不可怕。

反抗暴政和不怕坐牢,僅僅為了中華民族不再需要反暴政的烈士。

在中國漫長的獨裁歷史上,國人確實錯過了太多挽救民間尊嚴的時刻,但民間勇氣從現在開始爆發,也是洗刷恥辱的開始。對於反抗獨裁的自由事業而言,對於培植具有恥辱感和謙卑感的健全民族精神而言,隻要獨裁存在,恥辱就不會消失,每一個體追求尊嚴和洗刷恥辱的行動,無論何時開始,永遠不會為時已晚!

2005年6月16日於北京家中

《人與人權》(www.renyurenquan.org )(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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