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9日訊】7月25日晚8時多，在北大33號宿舍樓，一男生從5樓宿舍的陽臺墜至水泥地面，經搶救無效身亡。死者為心理系02級本科學生。這是北大近期第3起學生墜樓身亡事件。
此前的4月22日下午4時，北大理科2號樓，一女子9樓墜亡。另在5月7日晚9時10分左右，北大理科2號樓，02級數學系一博士生9樓墜亡。
查天數，不足百日，三名男女以同樣方式結束了自己年輕的生命。他們死在多少莘莘學子望眼欲穿而不能考進的北京大學校園中。
《新京報》記者採訪了北大社會學系夏學鑾教授。夏教授說：“近段時間的大學生跳樓自殺事件不僅是北大，在清華、人大等全國高校都比歷年多，而且較為集中。”夏學鑾還說，這主要由三個因素的影響所致，首先是由於學生的家庭經濟條件各自存在差異，使有的學生產生消極情緒﹔另一個因素是當前社會上對大學生的評價體系及其待遇、地位都較以前下降，加上市場經濟帶來的競爭壓力，讓學生們對找工作深感焦慮，並產生自卑感﹔還有一個就是內在因素，即現在的大學生多為獨生子女，心理承受能力比較弱，缺乏社會責任和對人生的價值觀的認識。夏教授認為，當務之急要做的工作，就是要強化和培養學生們的責任意識，“一個人活著應該有家庭責任和社會責任感，選擇自殺，這種行為是自私的。如果一個人連自己的生命都不珍惜，他就是不負責任。”
北大教授分析北大事件，理應鞭辟入裡，一針見血﹔遺憾的是，夏教授的“三因素”說給人的感覺是雲山霧罩，隔靴搔痒。
夏教授為什麼絲毫不從“自己”身上找一點原因。這裡的“自己”，是廣義的，即包含北大從校長到教授，還有從事“思想教育工作”的人，是這些為人師表者、誨人不倦者、春風化雨者。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你們又作了什麼表率？夏教授不說，我們就隻有聽出身北大的余傑的分析了。余傑在“交大招生黑幕與網路時代的陽光”一文中說：向來以指斥腐敗爲己任的知識份子和社會精英卻大規模地參與腐敗事件，使人們的嘆息更爲瀋痛。我們不能在張立勤（《南風窗》記者）的警示之言面前裝聾賣啞：“有一項調查表明，大學生的社會責任感和道德意識在下降。當我們對新一代人發出責難時，也許更該反省當前教育者的‘示範’作用……”余傑接著說：“近十余年來，許多爲人師表者不僅得不到學生的尊敬和愛戴，也逐漸失去了作爲知識份子在社會上的公信力。青年作家張者的那部以北大法學院為背景的小說《桃李》，就爲我們展現了高等學府中觸目驚心的種種黑幕。象牙塔內與象牙塔外的文化和精神生態基本上是‘同構’的。既然教育者也成為腐敗的積極參與者，那麼誰有資格指責被教育者的冷漠和自私呢？”
現在果然有人“指責被教育者的冷漠和自私”，這便是夏教授了。
關於大學生跳樓，余傑也早有剖析。他說：“近年來，高校裡學生因為成績不理想而自殺的事件時有發生。每個學期的半期考試和期末考試以後，清華大學的主樓上都會有幾個學生‘勇敢’地飛身躍下。這些理工科學生精確地計算了自由落體的速度，從十幾層的主樓上跳下來必死無疑。看來，心理脆弱不僅僅是年齡的原因。沒有人關心學生的心理健康，所有人都盯著學生的考試成績。結果，教育造就了一大批智商高、情商低，有豐富的知識而沒有良好的心態的學生。教育對他們的傷害遠遠大於教育給予他們的幫助……。北京大學心理學系開設的心理咨詢活動，參加的學生遠遠沒有組織者設想的那樣多，學生們普遍對心理咨詢持冷淡的態度，或者認為去咨詢的都是‘有病’的人。其實，從小就被扭曲的教育所扭曲的青年一代中，又有多少人的心理是完全健康的呢？反思殺人的教育和教育何以達到‘殺人’的地步，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時刻。”（余傑：“教育殺人”）
現在的跳樓者中間，也有學心理學專業的。看來書本中的心理學，也扛不過現實“和諧社會”中的貪腐學、厚黑學、犬儒學、假大空學的！
用“經濟條件”、“競爭壓力”、“深感焦慮”、“獨生子女”解釋大學生和博士生的自殺緣由，是很不到位的。他們當然有諸如此類的“活思想”，但江澤民的“以德治國”講了十幾年，胡錦濤的“構建和諧社會”講了好幾年，學校的“德育”也講了幾十年，再加上“黨的強大的政治工作威力”，這些東西為什麼不能在他們瀕臨死亡線時，起一點點助人功能？難道這些上了憲法、上了黨章、上了學生守則、課堂上經常講、學生答不出就丟分的東西，通通喂了寵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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