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日訊】最近，英國華裔女作家張戎女士與她的丈夫合著的《毛：鮮為人知的故事》一出版，便在西方引起轟動，第一版八萬冊早已銷售一空，歐美各大媒體的熱評不斷。在眾多評論中，英國《每日電訊報》的書評令人深思：「二十世紀我們犯的最大的錯誤中，西方的左派、政客等對毛澤東的熱情是最愚蠢的。毛澤東害死了七千多萬人，是因為這些人在西方沒有什麼朋友，所以外界對這麼多人的死亡竟然沒有感受。但張戎是個中國人，她在寫她的人民所忍受的災難。為了替那些毛的犧牲者發出些聲音，她的感情和憤怒在這本書裡的每一頁都閃爍著。」該評論又說：「沒有幾本書是注定可以改變歷史的，但是這一本書將改變歷史。」
西方左派的大錯誤
其實，在二十世紀，西方左派名流和某些政客所犯的大錯誤，何止於對「害死了七千多萬人」的「毛澤東的熱情」！翻檢西方左傾思潮與共產極權體制的關係，令人不齒的錯誤比比皆是。他們犯的第一個大錯誤是對害死幾千萬人的斯大林的熱情，而斯大林正是毛澤東的導師。
而毛澤東的殘暴有遠遠超過斯大林的獨創之處。斯大林主要採取「肉體暴政」的方式來消滅「敵人」，而毛澤東在「肉體暴政」之外又發明了大搞群眾運動和思想改造的「精神暴政」，他所發動的每一次大規模「階級滅絕」，都伴以「全黨共討之，全民共株之」的全國性群眾運動，為的是在人格上羞辱人，在尊嚴上摧毀人，使之變成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變成遺臭萬年的行屍走肉，可謂「黑出於黑而勝於黑」。
兩大暴君最為一致的地方在於：相對於他們無限膨脹的權力慾和無限濫用權力的滿足感而言，幾十萬人、幾百萬人、幾千萬人的生命並不構成道德問題；而兩暴君為了塑造各自的國際領袖形象，又擅於偽裝自己，可以在西方名流面前表現出平易、直率、幽默甚至謙恭的一面。英國著名劇作家蕭伯納在政治上是非常激進的「費邊主義者」，具有強烈的革命傾向，他的劇作以嘲諷和抨擊資本主義的剝削而著名。上世紀三十年代，他被當作貴賓請到莫斯科，並面見了斯大林。據蕭伯納的回憶，他與斯大林進行了暢所欲言的直率交談，他的評價是：「斯大林把我們當老朋友接待，先讓我們盡情地發表意見，然後才謙虛地說了幾句。」「斯大林心地純正，剛正不阿，赤誠坦率。」「斯大林之所以青雲直上，全是靠了這些品質，決不是搞陰謀詭計。」
如果蕭伯納也像紀德一樣，誠實地寫出斯大林制度的某些真相，斯大林還會把大劇作家當老朋友嗎？
再比如，三十年代訪問過蘇聯的德國作家福伊希特萬格，是典型的故意說謊者。根據他訪蘇時蘇方陪同人員卡拉夫金娜提交給上司的「不得公開」的報告的記載：他一路上不停地對陪同人員卡拉夫金娜抱怨，指責蘇聯的種種不方便之處，還特意宣告似地說：蘇聯並不美好，他還是喜歡歐洲的生活。在內部交談中，福伊希特萬格對莫斯科大審判極為不滿甚至憤怒，要求蘇聯政府提供真相和糾正錯誤。他為《真理報》寫了一篇介紹安德烈‧紀德的文章，編輯部要求他作出幾處修改，特別是關於批評個人崇拜的部分。他當即大發脾氣，指責蘇聯沒有言論自由。他還發誓：決不屈從壓力，一個字都不改。
然而，他的牢騷、不滿、指責和誓言，絲毫沒有影響他屈從於蘇聯人的壓力，他在「冷靜下來之後」，乖乖地按照《真理報》的要求來修改自己的文章，直到主人完全滿意；之後，他又以驚人的速度寫出了全面為斯大林主義辯護的《莫斯科——一九三七年》一書。
在私下裡，他很討厭個人崇拜，但他在書中卻說：蘇聯人對斯大林的過度崇拜是真誠的崇拜，「人們感到需要表達自己的謝意和自己無限的讚美。人民感謝斯大林帶來麵包、肉、秩序和教育，感謝他創建了保衛這幸福生活的軍隊……不僅如此，斯大林確實與人民血肉相連。」他還特意提到當面向斯大林提意見說：「對斯大林個人的過度崇拜搞得沒什麼味道。」斯大林的回應卻是輕蔑的原諒：「對此斯大林聳了聳肩，他原諒本國的農民和工人，說他們太忙了，各種事情太多了，所以沒能發展自身的良好品味。」
在私下裡，福伊希特萬格強烈質疑莫斯科大審判，他也曾要求蘇聯官員予以澄清，但他在書中則說：斯大林做的「一切都是正確的」，「具有高度的合理性」；他嚴詞駁斥那些把大審判稱為「駭人聽聞」和「野蠻」的西方人，並為大審判辯護說：我自己也曾懷疑過這些審判，但「當我在莫斯科旁聽審判時，當我看到和聽到…… 我感到，我的懷疑如同鹽在水裡一樣被融化了。……如果說這一切是有意編造出來的，是經過精心安排的，那麼我就不知道什麼叫真實了。」他的結論是：「如果把審判季諾維也夫和拉傑克說成是斯大林謀求統治地位和進行報復，那就太荒謬了。」最後，他筆下的斯大林是「樸實而十分善良」、「有幽默感，聽到對他的批評時並不生氣」的人。
斯大林馬上命令將《莫斯科——一九三七年》譯成俄文，在蘇聯大量發行。
裡根預言極權制度的失敗
然而，西方左派並沒有從「斯大林熱」中汲取教訓，而是在斯大林死後把這種熱情轉移到毛澤東身上。法國左派的「毛派」顯得尤為狂熱，毛已經成為他們的精神領袖。這樣的左派幼稚病或道德愚昧，甚至一直延續到上世紀八十年代。
在上世紀七十年代，西方經濟因石油危機而陷於蕭條，「自由無法戰勝極權」的悲觀情緒瀰漫西方，前蘇聯極權者們甚至揚言很快就將超越並埋葬美國。然而，美國總統列根則對東西對峙的前景抱有樂觀的信心，他克服經濟蕭條的方法是回歸古典自由主義，他抵禦政治悲觀的方法是堅信自由制度必勝，在國際政治中用理想主義外交代替尼克松政府的實用主義外交。捍衛自由理想的堅定意志給了他政治勇氣，推動他在美元幾乎失去一半價值的蕭條中公開向蘇聯極權帝國挑戰。一九八二年，美國總統裡根在英國議會的講演時，直率地把蘇聯稱為「邪惡帝國」，並預言兩大陣營的競爭必將以極權制度的失敗而告終：「共產主義必將被埋葬在歷史的灰燼中。」
裡根的直率及其預言掀起軒然大波，被當時西方的某些政客和知識分子視為「天方夜譚」。一九八三年，法國人讓‧弗朗索瓦‧雷瓦爾寫出了《民主是如何毀滅的？》一書，他的預言與裡根的預言恰好相反：民主制度是「一個正在我們眼前消失的短暫的插曲……」。那時，不要說西方的左派，即便是西方的某些右派，也被當時的表面現象和悲觀氛圍所蒙蔽，相信極權國家仍然具有長久的生命力，而對自由民主向全球的普及缺乏信心。他們甚至認為，極權國家的政權與民眾之間的虛假契約——統治者裝模作樣地統治和民眾裝模作樣地服從——正是極權制度的合法性所在，因為這種虛假契約帶來穩定、安全和溫飽，而對極權制度造成近一億多人非正常死亡的慘劇卻視而不見，正如西方左派名流們並非不知道斯大林和毛澤東的暴行，卻仍然放聲高歌「紅色蘇維埃」和「紅色中國」一樣。
在此意義上，《每日電訊報》的「最大的錯誤」，的確是對西方左派的恰如其分的評價。斯大林和毛澤東同屬於人類歷史上前無古人的大暴君，卻先後得到自由世界左派名流們的崇拜。一個大暴君死後，失落的西方左派很快又找到另一個大暴君，同樣的錯誤一犯再犯，第二次錯誤顯然比第一次錯誤更大更愚蠢。
西方人正在犯第三次錯誤
我的擔心是，面對當今世界的最大獨裁國家中國，現在的西方人正在犯第三次錯誤。在曾經風靡西方的「斯大林熱」和「毛澤東熱」中，引領潮流的頭面人物都少不了法國名流。在政界，有二戰後的戴高樂政府，一邊與紅色中國眉來眼去並在外交上承認毛澤東政權，一邊與美國主導的西方同盟鬧彆扭，為此，戴高樂同美國較勁，同英國強辯。一九六六年，戴高樂正式向美國宣戰：一面宣佈法國退出北約軍事一體化機構並將北約總部趕出巴黎，一面提出對共產陣營的「緩和、諒解和合作」三原則。戴高樂正式訪問蘇聯，蘇聯輿論自然興奮，西方輿論則視之為西方聯盟的「窩裡反」。
在知識界，羅曼‧羅蘭等人曾為蘇聯的大饑荒和斯大林的大清洗進行辯護。二戰後，諸多參加法共的知識名流變成了蘇共的應聲蟲。七十年代，薩特等知識名流對中國的文革和古巴的共產實驗充滿不切實際的幻想，並被毛澤東和卡斯特羅當作貴賓來接待。著名法國哲學家福科先是支持法國「毛派」，繼而又對霍梅尼發動的伊朗原教旨主義革命充滿熱情。
在當下的「中國熱」中，引領西方各國向獨裁中共獻媚的領袖人物，又是當今法國的最大名流——總統希拉克。他在冷戰後的世界上高舉「戴高樂主義」的旗子，熱衷於在國際上建立反美聯盟，特別是在伊拉克戰爭問題上，一面在歐洲與另外兩大國德國、俄國聯盟，一面在亞洲拉緊獨裁中國，形成了法德俄中的反美聯盟。同時，為了經貿利益，希拉克用出賣政治支持來換取中共的大額訂單，他在重大政治問題上幾乎無條件地支持中共——從人權問題到對華軍售再到台灣問題。
今日的「中國熱」和當年的「斯大林熱」、「毛澤東熱」的不同只在於：共產烏托邦已成破碎泡沫，西方人向中國獨裁者獻媚的理由，不再是基於社會主義理想的幼稚病，而是基於資本主義現實的實惠。
向獨裁者獻媚的洋人作家
當年，訪問過延安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寫出了傳記性作品《紅星照耀著中國》，讓毛澤東的名字從中國的窮山溝走向了西方世界。今天，美國商人羅伯特‧勞倫斯‧庫恩也在賺大錢的閒暇裡客串一把傳記作家，只不過背景變成了繁華的大上海。庫恩為當了十三年黨魁的中共第三代獨裁者江澤民作傳，一出手就不同凡響，在中國變成暢銷書。
該書遵循著「為權勢者諱」的偽飾邏輯，但洋人的署名及其寫作技巧使偽飾顯得更精妙。比之於中國至今尤盛的「為尊者諱」的傳記傳統，西方的傳記傳統自有真實客觀的一面，尤其喜歡揭露權勢者和名流們的陰暗面。所以，在一臉民族傲氣而骨子裡依然崇洋媚外的中國，不管是不是出自洋人的手筆，只要署名是洋人，似乎就獲得了不證自明的真實性和權威性。想當年，出自國人手筆的《第三隻眼看中國》，如若不是署名德國漢學家，就很難變成九十年代中期的暢銷書。
正因為如此，曾經參與了大量早期籌備工作的大陸著名傳記作家葉永烈，才被「江傳」寫作組玩了一把。無論他在國內外多麼有名，也無論他曾為「江傳」作出多大貢獻，他都無法與洋人爭奪署名權。官方從請他參與的那天起，就已經給他派定了角色，只能充當庫恩先生的匿名槍手，幹出力拿錢卻不署名的幕後活計。葉永烈咽不下這口窩囊氣，於是，他向海外媒體曝光了「江傳」的寫作內幕。
洋人為「江傳」起了個很煽情的書名：《他改變了中國》，盡顯獻媚技巧的高超。這不能不讓我想起當年的法國作家巴比塞寫下的斯大林讚歌《一個人和一個時代》。而對於受到殘酷迫害的蘇聯人民而言，在斯大林的大清洗時期，「統治這個國家的已經不是黨，甚至也不是斯大林，而是恐懼。就像尼祿當政時一位羅馬歷史學家所寫的那樣，『在這個恐懼的城市中，人已絕跡，只剩下了人的肉和骨頭。』」（《斯大林秘聞》，「蘇」愛德華‧拉津斯基著，李惠生等譯，新華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P398）
西方應從「中國熱」中清醒
我希望，《毛：鮮為人知的故事》對歷史的改變，會讓西方從「中國熱」中清醒過來：二十世紀的最深重教訓，並非極權主義的興起，而是自由國家沒能阻止極權主義的迅速擴張與長期存在：一，西方民主政府的綏靖主義外交，不但為希特勒發動二戰提供了條件，而且戰後的「雅爾塔協議」為東方共產極權帝國的建立推波助瀾；二，享受著自由生活的一些西方左派名流們誤導世界輿論，把極權東方視為人類的未來，而把自由西方視為邪惡的象徵，致使自由同盟對極權同盟的鬥爭變得步履蹣跚。
時至共產帝國已經崩潰的今日，難道先後迷失在兩位暴君懷抱中的西方左派名流們，還要再次迷失在「中國熱」的泡沫中嗎？
二○○五年七月十四日於北京家中
──轉自《爭鳴》(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