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8日訊】2005年的大陸中國，嚴肅的公共話題遭到政治左轉的嚴厲封殺，但大眾文化領域的“平民狂歡”卻如火如荼。
自稱有一 副 “火爆得讓男人流鼻血的身體”的 “芙蓉姐姐”，憑著自戀得近於失常的數百張S造型和自述語錄，居然於瞬間就走紅網絡，先是在清華網站初露“芙蓉”，隨之風靡全中國的網絡，繼而進入報刊和電視，“芙蓉教”應運而生，24小時都有5000網友同時在線，等待“芙蓉姐姐”貼出新造型或新語錄， 相關網頁高達近三百萬篇。
與此同時，湖南衛視推出的“超級女生”，憑借無門檻的參選程序而風靡全國。盡管，參與海選的女子千奇百怪，進入十強的選手也絕無“選美”節目的靚麗，而是相貌和身材皆平平的姑娘，但正因為這種極端平民化的特征，“超女”才創造了大陸娛樂節目的一系列“天文數字”：全國報名參賽人數達15萬；超過 2000萬觀眾每周熱切關注，截至8月19號的三強產生，已經有四億人次收看；收視率突破10％，穩居全國同時段所有節目第一名；最高收視率還曾一度高於穩居收視率之首的央視《新聞聯播》；報道“超女”的媒體超百家，北方報紙以為做了8個版“超女 ”就不得了，但南方報紙可以拿出32個版、40個版報道“超女”。 在網絡上，新浪“超女”專題留言接近200多萬條，Google相關網頁接近120萬頁……
借助於現代傳媒的放大作用，超女具有的雙重功能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它既為平民女子的明星夢提供了無門檻的舞台，造就出一舉成名的“平民偶像”，又為億萬平民觀眾提供了一場娛樂狂歡，滿足了人們參與制造和追捧偶像的心理需要。進入三強的李宇春、周筆暢和張靚影，三人的“粉絲”們對偶像的狂熱遠非其他娛樂明星的追星族所能比擬。“粉絲”們給自為自己起名叫“玉米 ”、“筆迷”和“涼粉”，給自己的偶像寄去幾千束鮮花和千奇百怪的禮物，有些“粉絲”在朋友聚會時為自己偶像的拉票，有些“粉絲”在鬧市區請求過路的陌生人發短信選票來支持他們的偶像。
“超女”評委黑楠描述了他對這種自發狂熱的親身感受，他說：“這個節目的確沒法去掌控，因為關注它的人實在太多了。每次我走近湖南台所在的廣電大廈，還有幾百米距離，就已經看見成千上萬的“粉絲”們圍在道路兩旁，那景象真是令人歎為觀止，比如人數最多的“ 玉米”身穿統一的黃色上衣，列著方隊，就像古羅馬開過來的“黃色玉米兵團”，還高喊口號“玉米不怕累”，那種沸騰的場面只能用瘋狂來形容……”
狂熱的“粉絲”不止是年輕一代，中年“粉絲”也足夠瘋狂。據報道，“超女”們從酒店搬到別墅後，一群中年“粉絲 ”隨後入住，包下酒店了“超女”住過的所有房間。“粉絲”們不讓服務員打掃房間，一進去就開始翻找“超女”留下的東西。（見《黑楠宣布退出超女評委 作客新浪聊天實錄》 2005年08月24日 ）
“超女五進三 ”決選的前兩天，在一個朋友生日的飯局上，我見過一個超女李宇春的粉絲，她問同桌的人喜歡那位超女，只要人家說喜歡另一個超女，她就會全力與之爭辯；只要人家說喜歡李宇春，她就會請求對方現在就發短信表示支持。如果對方嫌麻煩或不知道發到哪兒，她就把對方手機拿過去親自發。幾個小時的飯局，她把大部分吃飯聊天的時間都用於發短信選票了。
超女創造的大眾狂歡，也把知識精英卷入其中，褒貶不一的“超女”爭論，被媒體形容為“超級爭論”。某些人將“超女”貶為 “惡俗”，而另一些人卻看出“超女”的微言大義，其中不乏苛刻的學者和評論家。他們認為：
1，“想唱就唱，要唱的響亮，就算沒人有為我鼓掌，至少我還能夠勇敢的自我欣賞；想唱就唱，要唱的漂亮，就算這舞台多空曠，總有一天能看到揮舞的熒光棒。”這首“超女”主題歌，激發出選手們的勇氣和自信，也讓每個參與者對成功抱有熱烈的期望。
零門檻的開放式海選，打破了由精英長期主導的選秀規則，廢棄掉以往的出身、學歷、閱歷、由來、專業等參與門檻，而變成只要願意並敢於參與，超女向所有女人開放，上至老人、下至孩子，誰都有機會參與。所以，它 不僅代表了一種草根的平民傾向，而且代表了一種真正的平等精神。
2， 觀眾的手機投票方式，蘊含著一種市民社會最應該具有的民主精神，新聞學家喻國明認為：一方面，現在的中國人已經接受了具有普適價值的游戲規則（民主和平等），另一方面，在現實生活中，中國人又很少有機會用投票方式進行選擇。而超女的游戲規則為國人在生活中踐行普世價值規則提供一種可能性，民主參與的沖動通過選擇“超女“的方式釋放出來。
一向對大眾文化發出苛評的著名評論家朱大可也說： “超級女聲以‘拇指投票’（手機投票）的方式開了‘文化民選’的先河。在選擇超女的進程中，中國民眾卷入了選擇和投票的狂歡。其狀況之熱烈，前所未有，猶如一場盛大的游戲。 ”“頻道的開關在你的手裡，你愛看就看，不愛看就按遙控器走人，這就是‘觀看的民主’，其間折射著民眾的意志。”
3，超級女生象征著市民社會及其民意的覺醒，網絡上有人貼出《“超級女聲”和市民社會的驚鴻一瞥及參與意識的覺醒》。該文認為，超級女聲的全民狂歡是對所謂主流意識形態的疏遠，民眾大聲宣告“ 我的快樂跟你無關！”朱大可也認為：中國曾經是價值一律的社會，“所有的思想都必須統一於惟一的真理性標准。”而“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社會發生了劇烈的分層運動，價值分層、分化和分裂日益嚴重，加上表達意願的途徑被互聯網全面打開，這樣，我們就能在21世紀聽見各種截然不同的民意。民意的多元化不是壞事，它在某種程度上預言了‘市民社會’（由自由市民主導的社會）的出現。”他甚至說：“超級女聲讓我們看見了，媒體一旦抓住了民意，就會產生巨大的能量。我覺得，民意是21世紀中國的第一生產力。”（見《超級女聲：一場大眾文化對精英文化的反動》，《新京報》2005年8月 20日）
4，專家評委、大眾評委和觀眾投票相結合的選拔機制蘊含著一種憲政精神，也就是“超女” 的選拔程序既民主平等又分權制衡，無形中培養了中國的民主素質。有網民把“超女”稱為“非政治的政治”。
“超女”的單純娛樂性和商業性，居然能讓有心觀眾演繹出這麼嚴肅的微言大義，大概也該算作大陸娛樂節目的空前奇觀了。
盡管，我在某種意義上認同上述學者和評論家對“超女”的社會意義的評價，特別是在顛覆央視壟斷地位和御用精英的文化霸權的意義上，超女具有多元化和平民化的社會意義。但也必須看到，人們從“超女”中讀出的微言大義，與其說是高抬了“超女”，不如是出於對央視壟斷的厭惡和憤怒。所以，對“超女”普及民主和有助於公民社會的期待，很可能只是一廂情願的善意期待。更大的可能是，在只允許虛幻盛世的娛樂化表達而不允許重重危機的批判性表達的獨裁秩序中，國人心中積蓄了諸多無法公開傾吐的壘塊，“超女” 在無形中就變成了一條“忘憂河”，通過娛樂狂歡來宣洩和遺忘胸中壘塊。
事實上，在當下中國的大眾文化狂歡的深層，蘊含著全社會性的精神危機：嚴肅的公共話題被禁聲而庸俗的娛樂節目被縱容，便是這種危機的公共征候之一。以至於，媒體爭相制作“快樂大本營”和“超女”類節目，已經導致了阿Q式的虛幻娛樂病的泛濫，用軟性的方式迎合獨裁官權所劃定的禁行和放行的界限，也就等於在消解著人們的社會責任和個體尊嚴。
2005年 8月25日 於北京家中
──轉自《民主中國》(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