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4日訊】在自由制度與極權制度尖銳對立的二十世紀，有一種醒目的悖論令人深思——西方的紅色東方熱和東方的黑色大逃亡。
一方面，生活在自由世界的西方左派們，曾經普遍地對東方共產極權抱有浪漫幻想，他們在西方先後掀起過「斯大林熱」和「毛澤東熱」，即便在極權暴君的罪惡已經被公之於世後，許多西方左派仍然頑固地為極權東方作辯護。
另一方面，生活在東方極權世界的人們，不堪忍受暴政及恐怖的生活，大量逃向西方自由世界，形成了一波又一波的逃亡潮，在每一次大規模人權災難之後，都會伴有一次大規模的逃亡。
蘇聯極權帝國覆蓋東方世界之時，斯大林時代也好，後斯大林時代也罷，大量蘇聯及東歐諸國的叛逃者流亡到自由世界，蘇聯獨裁者還繼承了沙俄時代的傳統，強行放逐過許多黨內外的持不同政見者——從紅軍創始人托洛斯基到著名作家索爾忍尼琴。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自動流亡和被迫流亡的人數遠遠少於前蘇聯，但也有林彪這樣的欽定接班人企圖叛逃，還有傅聰這樣的藝術家叛逃西方；文革時期，更有大量普通百姓偷渡到港台。後毛時代的中國，隨著國門的洞開，出現了屢禁不止的偷渡潮，許多底層百姓寧願付出高昂的財產乃至生命代價，也要偷渡到美國等西方國家，中國偷渡者在英國多佛遭遇的慘案，不過是諸多此類慘案之一。同時，因政治原因而自願叛逃者和被迫流亡者也不乏其人。
其他如胡志明時代的越南，波爾布特時代的柬埔寨，馬克斯時代的菲律賓，軍事獨裁時代的南韓，兩蔣時代的台灣，至今仍然是軍人獨裁的緬甸，皆有諸多的越南人、柬埔寨人、南韓人、緬甸人、菲律賓人、台灣人逃向香港和西方；在薩達姆當權的時代，將近30萬伊拉克人流亡海外（分佈在14個國家）；在最頑固的極權政權的古巴和北韓，叛逃者從未間斷過、與日俱增。以至於到今天，朝鮮的「逃北者」已經是出現頻率很高的通行詞。
毫不奇怪，凡是獨裁國家的野蠻性質，決定了其統治者皆要進行大規模的政治迫害，每一次大迫害都會造成大逃亡。中國人的大規模流亡、叛逃和滯留國外，始於舉世震驚的六四大屠殺之後，可以說那是中共掌權史上的最大一次流亡潮，諸多體制內外的知名人士或自願或被迫地流亡西方，因此滯留在西方各國的中國留學生和其他人員高達數萬人。江澤民對法輪功的殘酷迫害，也使法輪功的創始人和許多信徒逃向西方。
六四16週年之際，中共駐悉尼領事館一等政治秘書陳用林先生，天津市公安局國保大隊警官郝鳳軍先生，一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中共高級警官，三人向澳大利亞政府提出政治避難申請。接著，逃亡加拿大的原瀋陽市司法局局長、三級警監韓廣生，在經過三年零九個月的沉默後，最近也公開與中共體制決裂。現在，澳大利亞政府不顧中共外交部的反對和抗議，已經把永久性保護簽證給了陳用林先生。
作為中共體制的既得利益者，最近出逃的四人的具體職業及級別不同，但他們選擇背叛的原因則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皆與後毛時代的兩大罪惡有關：遠與六四大屠殺相關，近與鎮壓法輪功相關，甚至還與更早的文革有關，實質上是一黨獨裁的血腥逼走了他們。由此可見，人的良知覺醒，既可能來自正面啟蒙對人性的觸動，更可能來自反面罪惡對人性的刺激，特別是那些曾經參與製造罪惡的人，當他們面對巨大的罪惡之時，負罪感會喚醒他們的良知，使之選擇逃離罪惡。
幾位叛逃者的自我陳述也證明，正是他們親歷的殘忍和厚黑，從反面喚醒了他們良心。如若不是鄧小平對八九運動的鎮壓、江澤民對法輪功的迫害過於殘酷，恐怖政治的手段過於厚黑，即便他們在干髒活，大概也不會產生日甚一日的「我感到有罪」的負罪感，更不會產生洗刷罪惡的道義衝動：寧願放棄既得利益和甘冒巨大的政治風險，而作出叛逃的選擇。
這讓我想起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斯大林製造了舉世震驚的大清洗罪惡，當眾多西方左派名流出面為斯大林隱惡或辯護時，許多蘇聯外交官卻選擇了背叛斯大林，他們或逃向西方或留在西方，公開譴責恐怖政治。
下面我就介紹三位叛逃的蘇聯高官，他們都是老布爾什維克，在蘇聯政府內的職位也不算低，可以說是既得利益者，如若不是斯大林統治的過於殘忍，他們也斷斷不會選擇背叛。
第一位名叫B.克利維茨基，是老布爾什維克，也是當時深得蘇聯政府信任的高官，他被派駐到國外專門負責辦理蘇聯的軍事訂貨。然而， 1937年12月5日，這位身據重要位置的高官卻寫了一封公開信，公開譴責斯大林的恐怖政治。他把公開信寄給了法國社會黨的事務委員會、法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及第四國際常務局，發表在歐洲報紙《最後消息》上。全文如下：
十八年來，我忠誠地為聯共（布）和蘇維埃政權服務，我深信自己也是為十月革命事業及整個工人階級事業服務。我是1919年參加聯共（布）的黨員，多年來屬於紅軍的最高指揮系統，後來是軍事工業研究所的所長，近兩年來在國外完成特殊任務，黨和蘇維埃機構的領導一直是信任我的。我曾榮獲紅旗勳章，而且榮獲所謂的「榮譽鋼刀」的稱號。
近年來，我觀察了蘇聯政府的政策使我越來越覺得憂心如焚。但是我用維護蘇聯合法利益的思想壓倒了自己的這種擔憂，我知道自己的工作是為我的政府服務，因此是社會主義所需要的。但以後發生的事情使我深信：斯大林政府的政策不僅越來越違背蘇聯的利益，而且也違背了整個工人運動的利益。
在莫斯科審訊中，特別是在秘密審訊中，老布爾什維克的最優秀代表被作為間諜和「蓋世太保」問罪了。
現在付諸消滅的人，他們不僅是一些老年人，而且他們是十月革命的一代人，以及其後的整代人，即一切在國內戰爭熔爐中，在飢餓和寒冷中建設蘇維埃政權的一代優秀分子。斯大林甚至於冒了使紅軍沒有了指揮的危險，他命令消滅最優秀的和最有才能的軍事領導人：圖蛤切夫斯基，雅基爾，烏波列維奇，加馬爾尼克等。他像對付其他犧牲者一樣誣陷他們是出賣祖國的人。實際上，正是斯大林的政策破壞了蘇聯的軍事威力，它的國防力量，它的經濟，它的科學成就和蘇聯建設的其它各個方面。
長期以來，我力圖壓制我內心的震驚、反感和憂慮，說服我自己，無論如何應該繼續完成交給我的軍事工作。我應該承認，我不得不以最大得毅力決定斷絕同莫斯科得聯繫，並且留在國外。
在國外期間，我希望自己有可能促進幾十萬所謂「間諜」和「蓋世太保暗探」的平反工作，因為他們在實際上是為工人階級事業而奮鬥的忠實戰士。今天統治著國家制度的主宰正在對那些在列寧領導下建立了這蘇維埃制度和在他逝世後繼續鞏固了這一制度的人們進行逮捕，槍殺，流放，消滅。
我知道（我已經掌握了確實證據），現在已經懸賞取我的首級了。我知道，格別烏為了使我能夠沉默，將用盡一切手段暗殺我。在也諾夫指揮下的，已經有幾十個什麼都幹得出來的人，為了實現這一目的正在追捕我。作為一個革命戰士，我認為我有責任將這些情況告訴國際工人輿論。
B．克利維茨基（瓦爾特）
1937年12月5日
第二位叛逃者名叫A.R巴爾明，原蘇聯駐希臘全權代表，他也是位老布爾什維克。他的公開信是緊跟著克利維茨基發表的，由《人權和公民權同盟》公之於世。由此可見，選擇叛逃的勇氣也需要勇者的示範和相互激勵。
他在信中寫道：
「在我拒絕繼續為蘇聯政府工作之時，我認為有責任把以下事實轉告你們，我從人道主義及人權出發，對日益增多的罪行表示強烈的抗議。」
「我為蘇聯政府工作了十九年，我參加聯共（布）黨已經十九年了，我一直為蘇維埃制度奮鬥著並且為工人的國家貢獻了自己的一切力量。」
「……莫斯科的審訊使我感到震驚和恐懼。我不能同意對老的革命領導人判處死刑，儘管他們自己供認了，然而正是他們的這些交代使我的良心受到震動，使我心情十分沉重地產生了疑慮。」
「我對工人階級及蘇聯人民的深厚感情，以及我曾深信領袖們是不可能有犯罪行為的信念，使我克制自己，和事實妥協了。我當時認為，我的克制是社會主義事業所需要的。但是近幾個月來的事態使我的幻想破滅了。那些轟動一時的審訊原來卻是為大規模的消滅聯共（布）幹部作準備，即消滅所有那些從事地下鬥爭，完成革命，進行國內戰爭和捍衛第一個工人階級國家取得勝利的幹部。今天給他們抹黑，把他們交給劊子手了！」
「……為了那些至少還活著的人們，我向社會輿論發出堅決而絕望的呼籲，我對那些在歐洲，亞洲及美國的，在自己的崗位上從事工作的朋友們，和我同樣的命運每天都在威脅著他們，在他們面前也擺著一種選擇：是回國去迎接死亡還是因拒絕回到祖國而冒險被格別烏在國外的暗探所暗殺，這些暗探不久前還在到處跟蹤我。」
「對我來說留在崗位上為斯大林政府工作就是意味著失掉任何道德準則，就是對每天在我國犯下的反人民的罪行負有部分責任。這就意味著背叛自己終身從事的社會主義事業……」
第三位叛逃的外交官是原蘇聯著名作家、政論家兼資深外交官費.費.拉斯科爾尼剋夫。他也是一位老革命、十月革命及內戰期間的英雄。他除了寫作之外，先後從事過黨務、軍隊和職業外交官的工作。他1917年出任布爾什維克喀琅施塔德委員會主席，之後擔任過海軍副人民委員和波羅的海海軍司令，再後來在愛沙尼亞、丹麥從事外交工作，大清洗時任蘇聯駐保加利亞大使。他也選擇了以公開談話的方式背叛斯大林體制。
他的公開叛逃與前兩位有所區別。他早在蘇共十七大時就因反對個人崇拜而上了斯大林的黑名單，1939年他在法國時，已經知道了自己被蘇聯政府秘密確定為「敵人」，遭到秘密警察的跟蹤，隨時可能被暗殺。他之所以決定打破沉默，發表公開信，一是為了自保，二是為了讓西方瞭解真相。他先後寫了兩封公開信：《怎樣把我變成人民的敵人的！》和《致斯大林的公開信》。在信中，他聲明要維護自己和其他遭到迫害的老革命的聲譽，揭露斯大林的專橫暴虐和違法亂紀，譴責斯大林的大規模鎮壓，在希特勒已經啟動了戰爭車輪的時候，他特別憂慮斯大林對最優秀的紅軍指揮員的清洗。他的公開信的措辭，較之前兩位要激烈得多，質問斯大林的口氣貫穿全篇。
他在信中說：
「斯大林，您開闢了一個在我們革命史中將被稱之為「恐怖時代」的新階段。在蘇聯沒有一個人會感到自己是安全的。任何人當他上床睡覺時，他不知道他會不會夜間被逮捕。真是無一人能倖免。正確的人和犯了錯誤的人，十月革命的英雄和革命的敵人，老布爾什維克和非黨員，集體農莊農民和外交全權代表，人民委員和工人，知識分子和蘇聯元帥——所有的人都在同樣程度上遭到迫害。所有的人都在魔鬼般的血腥的旋轉木馬上轉圈……您一開始，血腥地鎮壓了原托洛斯基分子，季諾維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後來轉向消滅老布爾什維克，接著又殺害在內戰時期成長的，那些肩負最初幾個五年計劃建設重擔的黨和非黨的幹部，而且還組織了對共青團的洗劫。……如果沒有您的允許，任何人也不能鑽到重要崗位上去。那麼誰把那些所謂的「人民的敵人」安插在國家、軍隊、黨和外交的重要崗位上去的呢？……是約瑟夫.斯大林！是誰把所謂的「暗害者」安排到蘇維埃和黨的機構的各個環節裡去的呢？……是約瑟夫.斯大林！……
「您借助於骯髒的捏造排演了審判，這些審判按其荒謬程度超出了您在神學學校的教科書中就已知道的中世紀對魔鬼的審判。您自己很清楚，皮達科夫並沒有坐飛機到奧斯陸去過，馬.高爾基是自然死亡的，托洛斯基也沒有干使火車出軌的破壞行為。您明明知道這都是謊言，可是您鼓勵您的那些走狗——你們誣陷吧！你們誹謗吧！造謠中傷總會留下一點什麼痕跡的。」
「您在列寧的靈前莊嚴地宣誓：實現他的遺囑，要像保護眼珠一樣維護黨的團結。您是一個違背了誓言的罪人！您違背了列寧的遺囑。您誣陷和槍決了列寧的許多戰友，他們都是無罪的人，這是您非常瞭解的。在他們面對死亡時，您還強迫他們承認那些他們從來沒有犯過的罪行，而且強迫他們從頭到腳把自己抹得漆黑。」
「那麼，現在十月革命的英雄們在哪裡？……是您，斯大林，把他們逮捕了！……老布爾什維克都在哪裡？……他們都已經不在人間了。是您，斯大林，槍殺了他們！您敗壞和玷污了您的戰友們的靈魂。您強迫那些和您一起走的人踏著昨天的同志和朋友血泊，滿懷痛苦和厭惡之情往前走。在您領導之下寫出來的假的黨史中，您把那些被您害死、槍殺和受盡您的凌辱的人們的成就和功績竊為己有。」
「在戰爭前夕，您毀滅掉了紅軍，它受到我國人民的愛戴，它是人民的驕傲，是我國威力的靠山。您使紅軍和紅海軍沒有了領導。您把那些在世界大戰和國內戰爭的考驗中培育出來的、以光榮的圖哈切夫斯基元帥的天才的統率們都消滅了。您把內戰的英雄們消滅了。在巨大的戰爭威脅面前，您繼續消滅紅軍的領導人，消滅紅軍的中級和下級指揮體系。勃柳赫爾元帥在哪裡？葉哥羅夫元帥在哪裡？……是您，斯大林，逮捕了他們！」
三位斯大林制度的背叛者，並沒有背叛社會主義和列寧傳統，而是以列寧遺產的捍衛者身份來反對斯大林，他們的背叛是為了捍衛蘇維埃政權、社會主義和工人階級事業，也為了拯救那些身陷囹圄的戰友和其他無辜受難者，可以稱之為「忠誠的叛逃者。」而二戰後的前共產極權世界的叛逃者，大都明確宣佈了對共產極權體制的否定，六四後的中國叛逃者，從高官許家屯到外交官陳用林，也都表達了對中共獨裁體制的否定。
然而，我們不能拋開特定的歷史情景來輕言褒貶。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整個世界普遍左傾，就連西方的許多社會名流都陷於「斯大林熱」而無法自拔。在此情況下，敢於公開背叛斯大林體制的人，決不是一種輕鬆的選擇，起碼需要人道主義精神和極大的道德勇氣。他們不僅要為此捨棄高官厚祿，還要冒著生命的危險，斯大林派往國外的秘密警察遍佈西方，這些叛逃者隨時可能被暗殺。（參見：《斯大林肅反秘史》和《克格勃全史》）更重要的是，他們的公開叛逃可以讓世界瞭解極權政權的真相！
所以，即便我已經生活在蘇聯極權體制已經崩潰掉的二十一世紀，但當我面對上世紀三十年代蘇聯體制的「忠誠叛逃者」，我也沒有絲毫優越感可言。恰恰相反，我在今天讀這幾封公開信時，叛逃者內心的掙扎、猶豫和恐懼，特別是那種冒著被暗殺的威脅也要背叛的勇氣，仍然以真實的道義力量打動著我。而且我還相信，蘇東極權帝國的瞬間崩潰，絕非偶然，而是無數良知者的前赴後繼地付出代價的累計造成的，那些在三十年代就背叛了斯大林體制的人，應該被視為瓦解蘇東極權帝國的先行者。
1944年4月4日，又一位叛逃者維克多.克拉夫欽科在華盛頓公開宣佈脫離斯大林政府，向美國尋求政治庇護，時任蘇聯駐美國採購團副團長。他雖然不是老布爾什維克，但也出生於一個老革命家庭，他父親在十月革命前就是布爾什維克，本人也於1929年加入了蘇共，親歷了30年代農業集體化運動和大清洗。他的職業是工程師，二戰中進入紅軍，由於專業出眾，他被選入赴美國採購戰爭物資的代表團。
他的叛逃比前三位更為徹底，他不但對斯大林統治充滿厭惡，而且對社會主義不再有任何懷戀，所以，他把自己用兩年時間寫的回憶錄定名為《我選擇了自由》。該書在1946年出版後成了當年的暢銷書。他以自己親歷告訴世界：「蘇聯人民正在被獨裁領袖和秘密警察嚴密控制著，難以把他們的意見和希望告訴世界，所以我要揭破一切，警告人們，不要在自欺欺人。」
1953年斯大林死後不久，一本名為《斯大林肅反秘聞》由美國《生活》雜誌發表，署名為「亞歷山大•奧爾洛夫」，真名為列夫•費爾德賓，他是斯大林制度的又一位叛逃者。他曾參加過內戰，指揮過敵後游擊隊，負責過反特工作；內戰結束後，他被任命為最高法院副總檢察長，參加過蘇維埃第一部刑法典的制定；1934年進入蘇聯國家政治保安總局（後更名為「內務人民委員部」）任經濟局副主任；1936年升任該局外事局經濟處處長並兼任國家監察委員會的全權代表，負責外貿工作；同年9月被派往西班牙，擔任西班牙共和國政府顧問，組織反間諜工作和發展敵後游擊戰。
1938年7 月，他從西班牙逃亡美國，攜帶了大量斯大林政權的秘密資料，包括肅反時期的絕密資料。但他因怕留在國內的母親和岳母等親人受牽連，就一直沒有公開與斯大林決裂。他逃到加拿大後，曾專門寫信給斯大林和秘密警察的頭目葉諾夫，利用他手中掌握的秘密材料向斯大林發出警告：「如果你敢把惡氣出在我母親的身上，那我就將他的一切罪行公立於世。為了證明這不是拿空話來嚇唬他，我特地擬了一份他的罪行的清單附在信後。」也就是用承諾不公開決裂來換取親人們的人身安全。
就這樣，他的隱居一直到1953年2月才告結束，因為「我和妻子都斷定母親已不在人世，所以決定將這本書拿去發表。二月裡，我開始與《生活》雜誌社的一位編輯洽商，淮備發表某些章節。可就在商談之時，斯大林死了。我十分掃興，為何他不能再活一些時候，那樣他就能看到自己的罪行被公之於世，就會認識到為自己隱瞞罪行的一切努力都已付諸東流。」
作者深知蘇聯秘密警察的內幕，書中揭露了大量斯大林肅反的殘酷內幕，其中，諸多的具體的人和事的細節，尤為令人震動。該書一出版就引起巨大轟動，陸續被譯為英文、德文、西班牙文等多種版本印行，成為西方研究蘇聯的學者所重視的史料之一。
他在該書的前言中講述了自己的叛逃經歷和之所以叛逃的理由，他說：「我不屬於任何黨派，寫此書也不是為要達到任何狹隘的政治目的。我唯一的意圖，是把斯大林的『肅反』秘史公諸於世。為此，我將再現這一大事件中一系列關鍵環節，沒有了這些環節的披露，這場大悲劇，就將成為永世不解之謎。」
看來，對自由的嚮往和對奴役的厭惡，是人性中最平實的本能欲求。所以，叛逃者大可不必自我高尚和自我感動，旁觀者也不必誇張叛逃者的微言大義，僅僅是為了逃避奴役和恐懼而投奔自由，或僅僅是為了洗刷負罪感而追求陽光生活，就足以構成人們逃離獨裁製度的最大人性理由。
2005年7月14日於北京家中（《人與人權》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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