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23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含青采访报导) 由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最近发表文章说，据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自2003年以来急剧加大，贫富悬殊已经达到联合国规定的警戒水平。文章警告说，如不尽快采取措施，缩小贫富差距，会引发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造成社会不稳定。
就此，《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含青邀请旅居美国的中国学者、著有《现代化陷阱》等专著的何清涟女士和北京理工大学经济系教授胡星斗进行讨论。
记者：据联合国的有关统计数据显示说中国目前经济指数为0﹒45，已经突破了国际公认的经济系数警戒线0﹒4这个合理的限度。对中国这个贫富悬殊的问题，何清涟女士在94年的时候就曾经写文章谈到这个问题。那么我想请问何清涟女士，现在11年之后，中国这个贫富悬殊的情况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何女士：中国这个贫富悬殊的情况其实比揭示出来的更严重。第一，这个经济系数并没有把这些官员的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计算进去。第二点，我觉得这个问题在中国出现也不是新问题了，几乎在这个九十年代初期这个情况就已经非常严重了，那么当时其实就已经指出是机会的不平等，同时也指出要编制社会安全网建立社会保障体系，那么社会保障体系有三大福利制度：一个就是失业保险、一个是养老保险还有一个就是医疗保险，最后还要再加上一个贫困救济。那么中国这方面现在做的并不是太好。
记者：胡教授您有什么补充？
胡教授：中国的经济系数0﹒45这不是一个新闻，在世界上，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的状况我认为还是在继续恶化，而且现在也看不出来从根本上扭转的这种趋势。不过我认为贫富差距大的有它的必然性，中国做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它首先是认为要追赶发达国家，因此往往可能就会牺牲了公平，而且特别是像中国还没来得及建立一个合理的税制、社会保障制度也都是不完善的，所以这种贫富差距大可能有它的道理但是又不能够太大，而像中国可能就已经过大了，过大了以后整个社会最终有可能陷入混乱，最后效率可能也会达到不了。
记者：何清涟女士，您觉得刚才胡星斗教授说贫富差距拉大是有它的一定必然性，谈谈您的看法。
何女士：我觉得必然性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政府要想办法矫正这个贫富差距继续扩大的趋势，或者至少使这些贫困人口在这个社会上不要活得特别的困难，这是中国政府应该做的，恰恰是中国政府这方面做的不够多。那么目前还因为几个问题在继续恶化，而且出现了一个最不好的现象就是贫困的代替传递，那么就是上一代人贫穷现在还会传给下一代人，这是因为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这里就正好产生了社会学中所说的贫困的代替传递，所以我觉得中国想尽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要不然中国从九零年代后期以来，我当时就说过已经成为一个高风险社会，应该说这种风险是越来越大，社会阶层之间的对立形式也越来越严重。
记者：胡星斗教授，您对刚刚何清涟女士提到这个贫富这个代替传递的这个问题，您有什么补充吗？
胡教授：是的，那何女士讲的也是非常正确。也有调查说的一些著名的大学，农村子弟的入学率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30％现在下降到现在的15％左右，这样就造成了整个贫困的一个代替的传递。但是我认为还有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说造成中国的贫富差距比较大是由于中国的这样一种官场的经济，就是它不是一种真正的市场经济，而是某种官场经济、是一种权利的市场经济，就是说既得利益集团实际上一方面是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源，但另一方面也阻碍了改革，也使得社会是更加的趋于不公平，因为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它是阻挠任何趋向于公平这样一些改革的。比如说中国大陆公款用车每年耗掉3千多亿，而我们大陆每一年的低保支出却只有一百多亿，这样的一种权利市场经济实际上是造成了非常不公平的状况。
记者：胡星斗教授，那么您觉得缩小中国这个贫富悬殊的差距关键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胡教授：中国的贫富差距大主要还是城乡差距大，在农村太贫困了，所以从这方面来说中国要缩小贫富差距，恐怕政府主要还是要致力于如何消灭农村的贫困。所以关键还是要有一个合理的社会制度，那或许在中国进行政治制度改革是比较困难的，但是通过社会制度改革来达到改造中国的这个目的，这个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一点。
记者：何清涟女士，您对胡星斗教授所提出这些解决的办法，您有什么补充吗？
何女士：我觉得反贫富策政应该包含三个内容。第一个就是改善社会分配机制；第二点就是实行义务教育和教育机会均等：第三点就是改革社会福利制度。但是要实行这三点就要回到另外一个问题来了，就是咱们这个政府，中国现在的政治体制确实非常不好，因为中国从一百多年前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所有的政治改革包括革命都集中在一个主题上，就是要致力于世界民族之林，是强国，但是从来就没考虑人权。而我们今天谈的这些问题都涉及到人的基本权利，就是经济权利、社会权利，那么这一点从来不是中国历次革命、历次改革考虑的主要诉求，所以我个人觉得现在咱们就应该考虑这问题。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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