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26日訊】農民工王斌余因父親腿被砸斷急需用錢，便找老板多次討要工錢，未果。此后他找勞動部門，找法院，都無濟于事。最終，走投無路的王斌余又折回包工頭家討薪，被罵成“像條狗”，遭到拳打腳踢。极度絕望和憤怒之下，他連殺4人，重傷1人，后到公安局投案自首。
對于王斌余案必須在不同的兩個層面上來探討問題。首先是對于王斌余案發生的社會根源進行探討，這是最為重要的，為什么底層的農民工屢屢遭遇到強勢集團的欺壓？為什么包工頭一類的強勢集團如此放膽欺壓這些農民工？為什么政府有關部門不能為農民工這些弱勢提供有效的維權途徑？弱勢群体應該如何建立自己的維權組織与開辟自身維權渠道？
其一、王斌余在工地經常受到工程承包人、工頭以及蘇志剛、吳華等欺辱，加之工錢被拖欠，王斌余尋求法律保護無果，在絕望無奈中產生厭世的情緒下，才因過激憤怒殺的人；其二、王斌余有投案自首行為；其三、是王斌余勇敢的為自己的行為進行負責。
讓王斌余長期壓抑在心中的憤怒終于爆發了，“為什么我們活著總是讓人欺負？！” 王斌余的憤怒變成了瘋狂。正視弱勢群体長期被迫和無奈中屢屢遭遇到強勢集團的欺壓并且到了肆無忌憚的如此放膽欺壓！在這個事件中政府有關部門的嚴重不作為行為是導致此事件的主要因素，可以說是事件的導火索！
現在中共政治流氓集團的法西斯政府本質上是把農民工這一弱勢群体當成了潛在的敵人，体現的是思想深處嚴重存在對農民工的歧視和偏見。
王斌余為了討工錢，先后找了勞動部門、法院，但這些部門都在踢皮球，這也是導致王斌余殺人的一個重要原因。毋庸諱言，我們國家的許多部門的服務意識都有許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有的是制度上的問題、有的是管理体制問題，重要的是人為因素。不僅僅是農民工難辦事，即使是“城里人”也難辦事。只是相對來說有几個能夠熬得住、耗得起。
我們也不能忘記受害者家屬，對她們來說，傷痛也許永難彌合。但事實已經告訴我們，王斌余并不是悲劇的始作俑者，他也是整個事件的受害者之一。是包工頭的黑心和社會救助的缺失，才使他犯下重罪。
那些良心泯滅的政府官員，包工頭，人渣，還稱的上人嗎？
壓榨老百姓的血肉，難道等著天下的百姓先被貪官剝削，再被這些奸商吸干血汗嗎？？
“中國下層人民的貧困程度，遠遠超過歐洲最貧乏國民的貧困程度”。二百多年過去了，如今中國大陸成了所謂“世界工場”，實際是世界垃圾場、外國壟斷資本和大陸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共同經營的人肉宴席大廚房，大陸中國人的貧困程度不但沒有絲毫改善，反而要比當時更貧困了，而中國人為什么如此這般不濟呢？又是二百多年前的孟德斯鳩幫我們總結出來了： “中國人生活完全以禮為指南，但他們卻是地球上最會騙人的民族。” 中共政治流氓集團則正是把這种滿口仁義道德，滿腹男盜女娼的光榮傳統發揮到登峰造极的境界，虛偽到了极點。
人的忍耐是有一定的极限的。當利益損害發展到相當嚴重的地步，群眾就不得不以某些极端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不滿情緒，從而使社會公共秩序受到危害。有句話說得很精辟也很無奈：一個社會，如果人們不能通過公平的”圓桌政治”（即合法的信訪和社會的關注）這种正常渠道來表達自己應有的利益，就可能選擇”街頭政治”和”夜晚政治”（即各种刑事犯罪）的极端方式來表達自己的反社會情緒。因此，對待農民上訪，千万不能一概采取簡單粗暴的態度來處理矛盾！！
任何犯罪都不僅是犯罪者個人的悲劇，而是整個社會的悲劇。就案件來說，在給予懲罰的同時，也應給他應有的關愛。這种關愛，對于社會來說也是必要的。考量犯罪發生，犯罪形態、犯罪起因等不一而足，而罪犯對于社會、對于他人的冷漠心態，卻如出一轍。
非常冷漠，非常冷漠。冷漠得可怕。正是人性的冷漠，導致人們在絕望無奈中作出种种喪心病狂失去理智的行為。
而減少犯罪，也需要從喚起更多人的溫情開始。給罪犯最后的關愛，讓他們和他們的親屬体會最后的溫情，是“溫情建設”的一部分。被害人是否應當替全社會承受制度性的悲劇。王斌余憤怒的總爆發，有著長期的被欺壓的經歷，這個社會一直以來沒有為他的權利保護提供有效渠道，這當中，被他殺害的被害人也有欺壓他的事實，但也有的被害人并沒有欺壓他，只是恰好當時在現場幫了腔。因此，王斌余的受欺壓凌辱，是要社會為其埋單，而不僅僅應該是被害人用生命來為其埋單。
王斌余，一個普普通通的農民工，帶著改變貧窮生活的美好憧憬，17歲開始到城市打工，卻在別人的城市里不斷地痛苦掙扎，誠實的勞動沒有換來應有的收獲，而是備受欺壓凌辱！
無疑，王斌余應該是值得同情的，從他的悲慘遭遇，我們必須要更多對同他一樣的農民工生存境遇進行反思和幫助。
我聯想到去年2004年2月23日，云南大學鼎鑫學生公寓6幢317宿舍發現四具死尸，死者均為云南大學生命科學學院2000級生物技術專業學生。隨后在公安部發出了A級通緝令，在全國懸賞20万捉拿犯罪行為人馬加爵。
馬加爵從小貧寒，到了大學又是學校貧困生，申請了助學貸款，所以他帶有經濟狀況所帶來的經濟壓力和貧困帶來的自卑感。案件的導火索是被同學認為打牌作弊。這只是反映出最直接的壓力是來自同學交往的壓力。但各种心理壓力———貧困壓力、經濟壓力、學習壓力和家庭期望壓力以及交際壓力才是真正的原因。而這些正是社會流行對窮人和弱勢群体的不平等偏見和歧視仇恨心理所壓力爆發反映出的結果。他們正是在釋放壓力、釋放焦慮的渠道嚴重閉塞的情況下，就有可能在絕望無奈中采取极端的形式處理外在的或內心的沖突。
馬加爵和王斌余都生活在社會最低層處，在最需要幫助卻沒有人幫助的環境中。世人大多喜歡錦上添花，雪中送炭的人有，但太少。一個處在困境中的人，對外界的動靜非常敏感，會把點滴之恩牢記在心，也會把瑣屑之仇刻在心上。在其得意之時大多會報恩，如韓信贈漂母以千金報一飯之恩。但在絕望無奈之時，他們選擇的必定是恩仇分明的回复社會。
2005年9月25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