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3日訊】早在“五四”時代，面對各種主義、思潮滾滾而來，青年胡適提出“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他說：“現在中國應該趕緊解決的問題，真多得很。從人力車夫的生計問題，到大總統的權限問題﹔從賣淫問題到賣官賣國問題﹔從解散安福部問題到加入國際聯盟問題﹔從女子解放問題到男子解放問題﹔……那一個不是火燒眉毛緊急問題？”那個時候，也確實有一批知識分子這樣做了，比如1917年3月1日在上海創辦的《太平洋》月刊，以“考証學理，斟酌國情，以求真是真非”為宗旨，重要撰稿人包括李劍農、楊端六、高一涵、李大釗、周鯁生、丁燮林等，他們從政治、經濟到財政、法律等各方面，提出了各種各樣的解決方案，比如“大總統的權限”、地方自治等問題都有許多討論。1920年，上海出版的《新人》雜志曾專門出版過研究賣淫問題的《淫業問題專號》，還發起了“廢娼大同盟”﹔北京出版的《新中國》雜志也發表了人力車夫生活狀況的調查和關於解決人力車夫問題的討論。在一個“主義”壓倒“問題”的國度，這往往是人們不屑一顧的，認為這樣做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是無效的。
長期以來，我們有一個思維誤區，看不起這些枝枝節節的具體問題，輕視對實際問題的細致研究和點點滴滴的逐步解決， 只崇拜一步到位、畢其功於一役的根本解決，對繁瑣、復雜的社會調查，對一件事、一件事地去做實証分析、尋找對策都沒有興趣，也不屑於這麼去做，以致我們對整個社會的認識常常是模糊的、朦朧的。現在，我們總說社會不公很嚴重、兩極分化很嚴重，往往卻拿不出有理有據、具體有力的事實來，而不是那些分散的、孤零零的、一鱗半爪的事實。
《南方周末》等媒體關於賣淫女苟麗之死的報道出來之後，那個對生活始終懷有熱望、對丈夫充滿愛的賣淫女苟麗，以及她最後慘死的命運，引起了輿論的相當關注，她留下的一篇篇訴說愛的日記，還有一千多顆心字型的折紙，贏得了許多人的同情。然而僅僅停留在同情上面是遠遠不夠的，更應該深入地思考悲劇發生的根源，探尋解決悲劇的可能性，正視今日中國存在的具體問題，而不是回避真問題。苟麗之被害是一個偶然，她從一個本份的打工者淪為賣淫女卻不是偶然的，她的命運完全有可能在其他人身上以相似的方式重演。一個有正常判斷能力的人都不難看出，這決不是一個孤立的案例，在她淪落風塵的背後，有著更深層的社會原因。令我和許多人一樣感到震撼的是，苟麗日記中發現的一張賬單，其中詳細記錄了她一個月全部的支出項目，“吃飯110元，衣服18元，化妝品21元……”記者對她所有記錄在冊的支出進行過粗略統計，發現她每月的支出不超過270多元，她每天吃的沒有超過4元，衣服鞋子等必需品沒有一樣超過50元，惟一的奢侈品就是價值150元的小靈通。一個賣淫為生的女性過的竟然是如此清貧的生活，她之賣淫並不是為了享樂，首先是由於貧困，而她日記中表達的對丈夫一往情深的愛戀，也正是今天商業社會的紅塵滾滾中所越來越稀有的。從本質的意義上說，關注賣淫女，就是關注人自身的問題，賣淫女的出現意味著一種社會病，這是社會的不正常現象。在一個不正常的社會裡，這樣的不正常現象尤其嚴重。
我們從記者的筆端不難看到，讀過中專的苟麗追求的夢想原本不過是一個鄉村妻子的平常幸福，她嫁給一個喜歡她的男人，他們的家在陝西省寶雞市的一個交通極不便利的貧困山區，陳家雖有30多畝旱地，但一年辛苦種地的全部收入也就2000元，勉強只能維持一年家用，村裡的其他人家都是如此。對這樣一個家庭而言，結婚辦喜事欠下的3萬元債務無疑是筆巨款。為了還債，他們除了踏上打工之路別無選擇。苟麗在發廊先是洗頭，再是落水做了“小姐”，很快就被收容教育6個月，她丈夫為此到處借債，結果是舊債未了，又添新債。她獲釋後，夫妻只相聚一天，丈夫就到北京打工和籌錢去了。苟麗再次重操舊業，而死在了同樣是民工的嫖客之手。
苟麗本人固然要為她自己的選擇負責，她已經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接下來，我們應該追問的是這個不正常的社會、這個不公正的時代。按社會學家的概括，現在的社會結構是金字塔型的或者是倒“丁”字型的，就是說在社會底部的龐大人口只擁有少得可憐的資源，面朝黃土背朝天，每天為生存、為溫飽而掙扎。這樣的結構是一種極不穩定的狀態。中國生產力學會副秘書長劉作舟對未來深表擔憂，“目前社會分配不公已撼動社會穩定，目前中國的收入分配差距懸殊已十分突出。中國的基尼系數2000年為0.458，2004年已接近0.5，已超過國際公認的0.4警戒線，並以每年0.1個百分點的速度在提升，中國貧富差距未來10年還將繼續拉大。”根據聯合國的一個統計數據，在過去的25年中，中國的貧富不均的變化速度達到了35%，是全世界最快的。中國今天最大的真問題之一就是兩極分化、社會不公，在腦滿腸肥的上流社會與朝不保夕的底層社會之間，在繁榮富足的東部沿海地區與發展滯後的中西部內陸之間，在燈紅酒綠的城市和冷落的農村之間，已經形成了兩個世界。兩個世界的鴻溝不是在逐漸縮小，而是有愈來愈擴大的趨勢。在權力主導的畸形經濟改革進程中，一個正常的健康的社會是很難形成的。苟麗的命運之所以引起很大一部分的關注，就是人們對這種貧者越貧、富者越富的狀況深為不滿，對生活在底層社會的不幸者的同情。
苟麗的悲劇不是一個句號，它再次喚醒我們要關注真問題，關注真實的苦難，從具體的問題入手，探尋走向一個正常社會的可能性，一個正常社會就是擺脫了專制和奴役、擺脫了不公正與不平等的社會，是一切既得利益的當權者不喜歡的社會， 是權勢不能肆無忌憚的社會，是能夠正視現實、以法治手段遏制貧富兩極分化的社會，是一個容許公民說話、批評一切不合理、不正常現象的社會，在那樣的社會裡盡管也會有賣淫，也會有賣淫女的不同命運遭遇，但我們完全可以相信一個一心愛著自己丈夫的女人，不必為了早日還債而選擇賣淫。對今天的中國而言，沒有比告別不正常社會更重要的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