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30日訊】張大軍：「公民半月談」活動有機會和獨立中文筆會搞一個年終特別活動——「文學與記憶」研討會。本來打算請章老師和楊老師談談文學與記憶方面的想法，因為楊老師身體不適沒法過來了。這個活動稍微變更一下，由余傑先給我們講一講他對這個主題的理解，章老師剛才一直在說，她本來不太喜歡吵鬧或者熱鬧的環境，她希望讓余傑講，有什麼問題她可以回答。我們就開始這個講座。
余傑：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很高興有這樣的一次機會，我們來這裡開一個叫「文學與記憶」的討論會，今天在座的嘉賓有章詒和老師，有小說家北村，有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的文學教授王東成先生，有《黃萬里傳》的作者趙誠先生，有《澳亞週刊》的主編歐陽勁先生，小說家老村，學者丁東先生，社科院哲學所研究員徐友漁先生，雜文家、前北京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焦國標先生，以及北京大學生物系退休教授、當年北大最早被打成右派的姚仁傑先生。
我們今天之所以現在這樣的題目「文學與記憶」，這個題目半個月以前我在成都草堂讀書會也做了一個同樣題目的座談會。因為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當代文學狀況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個變化在最近兩年間更加鮮明凸現出來。這個變化就是「非虛構性」的寫作的價值及其地位遠遠超過「虛構性」的寫作的價值和地位。所謂虛構性的寫作，也就是比較傳統意義上的文學概念，像小說和詩歌的寫作。但我們看到，最近幾年以來，小說和詩歌的寫作，傳統意義上純文學的寫作，遠遠滯後於中國社會現實的狀況，已經沒辦法對中國日新月異的、瞬息萬變的社會現實進行迅速有力的回應，成為具有刺激性的、有價值的思想資源和精神資源。與之相反，另一種非虛構性的寫作的價值大大凸現出來，比如說像在2004年度最暢銷、最受歡迎的《往事並不如煙》、《中國農民調查》，以及稍早的《夾邊溝記事》。我們今天本來應該到場的《夾邊溝記事》的作者、天津作家楊顯惠老師，因為楊老師前兩個星期心臟動了手術，恢復得不太好，所以今天沒有辦法來。
另外還有像廖亦武的《中國底層訪談錄》也是其中一本值得重視的作品。在芝加哥大學任教的王友琴也是研究文革的學者，她最近在香港出了一本書——《文革受難者》，也可以歸入其中。大家大概都讀過楊顯惠的《夾邊溝紀事》，他挖掘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在甘肅酒泉旁邊有一個夾邊溝的地方，是專門關押右派集中營，這個地方關押將近三千名右派，在59年到61年三年中有兩千多人在這裡被活活餓死。這本書在前兩年剛剛出版的時候我寫過一篇評論，題目就叫《中國的古拉格群島浮出水面》。這本書是怎麼付出水面的呢？其中一些篇章在《上海文學》發表，被放在小說的欄目裡邊，這是很有意思的現象。楊先生說這本書是非常紀實有，很多章節是完全口述實錄，在發表的時候卻不得不給自己的作品打上小說的烙印。也就是說，非虛構性的寫作不得不以虛構性寫作的身份出現，才有可能取得出版上的可能性。像章老師的《往事並不如煙》，說它是回憶錄、散文、歷史著作都可以，我們都很難用非常窄的傳統的文章題材的概念對它進行界定。所以，我們用非虛構性寫作這樣的概念稱它。
這種寫作方式在我看來，其實它也回應了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時候的文學潮流。年紀大一點的朋友可能都會知道，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有一個報告文學熱，就像上個月剛剛在美國去世的劉賓雁先生。報告文學這樣一種題材，在八十年代走紅，也有它很特殊的一個時代背景。如果我們用西方的寫作概念衡量的話，我們會覺得這樣的寫作是不符合西方寫作的界限。因為西方新聞性的寫作、新聞報道和文學性的寫作很分明，之間有很明確很明顯的一道鴻溝。但是在中國，這兩個概念被有意混淆起來，混淆起來是因為我們處在有中國特色新聞出版的環境下，我們寫作的自由度有限。在這樣的背景下，最近幾年非虛構性寫作的熱潮也呼應著我們這個時代的環境和背景。
另外我再給大家介紹兩本，像王友琴在香港出版的《文革受難者》，天安門母親的代表人物丁子霖老師也在香港出版了《尋訪六四受難者》。這兩本書都是對每一個個體生命的記載。這又使我想起，我上次在這裡跟大家分享一個題目就是《中國礦難與生命倫理》，若干次礦難中，我們沒有看見一次新聞報道中，把礦難中死難者的名字以一個名單的形式一個個名字排列出來，這背後是對生命本身的不尊重。這兩本書一本書涉及到六四受難者，另外一本涉及到文革時期的受難者。《文革受難者》這本書裡邊收集大概有五百多位在文革中的受難者，這些受難者有很多是中共的上層人物，像劉少奇、林彪、彭德懷等等上層人物，更大多數是那些不知名的、普通的、卑微的人物，我對王友琴這樣的工作表示非常敬重。我最近看到王友琴在香港《開放》雜誌發表的一篇文章，她談到有兩張在俄羅斯出版的光碟，這張光碟記載了1345796個在斯大林時代的被斯大林暴政所殺害的蘇聯人的名字。對於俄羅斯人來說，他們整理出這樣兩張有1345796個人的龐大的光碟，在光碟中把每個人受難者的照片、姓名、性別、工作單位、受害的原因、受害時的死亡情況等等資料全部一一排列出來。我們就可以看出，現今為止，在這個領域，在文革受難者領域，做得最好的是王友琴，她僅僅收集了幾百個人，幾百個人和一百三十多萬人相比，這是一個巨大的差距，我看見王友琴在這篇文章中，她感歎說，在斯大林時代發生過的事情，在毛澤東時代也發生過，中國也有過最高領導人大批逮捕高級幹部和知名人士的命令，有過為紅衛兵打死數千老百姓歡呼叫好的中央文件，有過如何進行群眾專政召開鬥爭會和建立游紅的最高指示，最重要的是，中國也有過千千萬萬政治恐怖的受難者，人數絕對不會少於蘇聯。但是到目前為止，這兩個數據，幾百個人和一百多萬人兩個數據之間的差異，仍然讓人觸目驚心。
俄羅斯人已經把130多萬名受難者的名字梳理出來，他們沒有覺得名單太長，沒有覺得不會有人感興趣，他們堅持努力，不但為受難者平反，也記載他們的名字和遭遇，他們堅持還給死者名字和尊嚴，實際上也是作為生者的存在和肯定，他們所完成的個人的努力成果，同時也讓我們看到托爾斯泰俄羅斯偉大的人文傳統。正是在中國沒有完成這樣的基礎性工作，才導致對毛澤東的崇拜的沉渣泛起。即使是一些很有名的知識分子和學者中也出現了大批對毛澤東很崇拜的人，比如八十年代很代表性的、曾經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甘陽，北大中文系畢業的好多學長如曠新年、孔慶東等等。對毛澤東崇拜，是對千百萬死難者又一次的侮辱。
今天我們來談這個話題，討論非虛構性的寫作，討論文學與記憶的關係，文學與歷史的關係。寫作有各種各樣不同的形式，每個寫作者有不同的抱負和追求，但是在我看來，在今天中國最需要的是捍衛歷史和記憶的寫作，因為我們的歷史和記憶已經遭受了、並且正在遭受到肆無忌憚的傷害。我們的下一代從小學到大學的教科書中，被迫學習各種各樣的謊言，今天我們仍然生活在後毛澤東時代，仍然生活在後文革時代，文革時代對於中國來說絕對不是偶然出現的特殊的時期，相反我把它看成中國社會的常態。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的寫作者應該更多選擇站出來捍衛我們的記憶和歷史，捍衛我們的自由，也捍衛我們的尊嚴，所以像章老師等這樣一些寫作者，他們所做的正是這樣一種讓人肅然起敬的工作，他們的寫作為當代中國的漢語寫作帶來了新的資源，也挽回當代漢語的聲譽，他們賦予被侮辱的漢語冰清玉潔的氣質和品質，所以像他們那樣寫作是任何一個寫作者都不能夠完全推卸的使命。在年輕一代的寫作者中，對記憶和歷史有興趣的已經不多了，這才是一個讓我們感到痛心的情況。
我今天先開一個頭，拋磚引玉，下面各位可能會發表更加精彩的觀點，講完以後大家可以就今天討論的主題向各位嘉賓提問。謝謝大家！
——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一日，三味書屋
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四日，由余傑整理完畢
──轉自《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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