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3日訊】﹙自由亞洲電台記者申鏵報導﹚國際知名的諮詢企業波士頓諮詢公司17號發表的《2006年全球財富報告》透露，中國0.4%（大約150萬）的家庭擁有全國70％的財富，而在西方發達國家，一般是5％的家庭擁有50％－60％的財富。
另外，這份報告還發現，中國富有家庭的財富增長速度也是全球最高。而與此同時，國際上衡量貧富分化水平的基尼係數在中國也達到警戒線。財富如此分配不均，應該怎麽辦？
最近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孟加拉銀行家的小額貸款做法能否被中國借鑒？記者申鏵和北京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夏業良以及位於美國華盛頓的國際食品政策研究所的張曉波一起對中國貧富不均的問題進行探討。
記者：我首先請教夏業良教授，您對這個數字感到吃驚嗎？
夏業良：我記得六、七年之前就有一個說法，說是中國一百萬最富的人平均擁有的資產都在一百萬以上，當然這個數字其實是非常低估的。所以你剛才說這個數字雖然在我們預期之中，但的確還是有一些吃驚的。
因為這麼集中，這麼少的人群能夠佔有這麼大數額的財富，這說明改革開放這二十多年來，一部份人富起來了，但至於怎麼富起來的？富有的渠道、原因還是有待大家瞭解的。
記者：張曉波先生，在有這麼多富人佔據那麼多財富的同時，我們知道中國在國際上衡量貧富差距的基尼係數，中國已經達到零點四七多，已經達到國際的警界水平。那您覺得為什麼中國是一邊富人特別富有，另一邊窮人又特別窮？為什麼有這麼大的貧富分化呢？
張曉波：原因比較複雜啦，但是我現在先談談你那個數字，因為往往所有的統計數字會把兩頭漏掉，一個是最窮的人會漏掉，最富的人也會漏掉。
統計基尼係數都是家居調查，富人往往不讓你調查，所以現在的基尼係數大概零點四七五，很高了，因為超過零點五就是世界最危險國家，比如拉丁美洲一些國家、南非等等，社會動盪就會出現。而這零點四七可能把最富的人統計不進去。
記者：那就意味著中國的基尼係數，可能比您剛提到的零點四七五還要高嗎？
張曉波：一般人都會這麼認為，會略高一點。因為對最上面的人你要他每天記帳的話，他絕不會給你記帳，記的話也不會如實的記。
記者：夏業良教授，您剛剛也提到一個疑問，這些人是怎麼致富的，您覺得現在在搞清楚或監督這些富人致富的途徑的時候，政府是不是可以起到很大作用呢？
夏業良：我覺得政府的作用過大反而是一個危害，因為在這裡面最有效的監督還是法律的監督，就說我們的立法機構通過法制手段來監控個人財富增值過程，他是通過合法的途徑還是非法的途徑？包括財富的轉移，包括在海外真的有洗黑錢的這些做法。
我們知道在美國加州以及美國紐約地區，都有很多中國官員把大量財富轉移到海外。所以我想我們不是說中國人富人多了是一件不好的事情，而是非法財富獲得多了才是值得關注的一個社會問題。
記者：我想這些公司在統計中國最富有人的財富時，肯定不會包括官員的財富。我們不要講他有沒有轉移到海外，包括這些人的財富也許比中國最富有人家所擁有的財富還要更高，是不是？你覺得呢？
夏業良：我覺得是，肯定是有一部分人沒有在統計範疇之內的。
記者：說到貧困，我們知道最近諾貝爾和平獎得獎者孟加拉的銀行家，他是通過小額貸款來幫助這些窮人致富，張曉波先生您覺得這個做法可不可以被中共政權拿來借鑑，幫助中國貧困人口來致富呢？
張曉波：這個要取決各國的制度，孟加拉的NGO非政府組織多的不得了，包括它的銀行業等等，這大部分反映政府的失敗。本來政府應該做的政府沒做，你剛才說那個銀行家為什麼會在孟加拉出現，因為那裡的銀行完全是失敗的。
中國的銀行也存在一些問題，可以借鑑啦。中國幾大銀行最基本上還是服務於大中型企業，服務於城市。農村信貸是世界上最難的問題，因為農戶比較分散，而且貸款額比較小。
因為每一筆貸款的成本是固定的，所以你的貸款小的話，銀行成本就不合算，如果不給一個人貸款，給十個人、一個組貸款，他自己管理風險的話，這是一個創新，這是人家得諾貝爾獎的原因。
所以現在農村的信用制度，某些方面可以借鑑這個做法，貸款給一個小組、一個協會等等，然後通過他們再進一步監督還款的質量，這樣有信息的優勢，也有監督的優勢。
記者：我聽說中國也有人曾試圖這麼做，比如著名中國經濟學家茅於軾就試圖用這個辦法來扶貧。但是由於中國的金融體制不允許，很難做到這一點。夏業良教授，您覺得是不是中國金融體制有待改善呢？
夏業良：是的，中國的金融體系對民間的金融活動一直有很多限制。剛才妳提到茅於軾先生在山西紅水頭村做這樣的扶貧試驗，後來被認為是非法的。雖然並沒有取消，但不容易提倡。
這其實是茅於軾先生發動一些朋友、學者捐款，我本人也捐了，在這邊做一些工作，是很小的貸款，是採取滾動式貸款方式，做為種子基金來吸引更多人投資和幫助，這小額貸款其實在當地農村起到很大的影響，特別是建立起了一種信用。
記者：但是政府為什麼認為是非法呢？
夏業良：因為這基金被認為是私募基金，而私募基金在中國基金管理法中是不容許的。剛才講到民間組織怎麼來幫助貧困地區農民來做一些事情的時候，我想到中國現在其實富人很多，但是中國富人很少進行社會公益捐款，所以我們對中國的富人一方面對他財產的來源還存在很大的疑問，另一方面他們在社會公益方面的貢獻遠遠沒有達到社會的期望。
﹙據自由亞洲電台錄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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