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日訊】(大紀元記者李茹嵐吉隆坡報道 )10月29日，馬來西亞退黨服務中心和吉隆坡民眾在敦依斯邁爾公園聲援一千五百萬三退，並於集會現場舉行聲討中共集會。來自中國和馬來西亞的民眾齊聲控訴中共暴行。與中共決裂，並在馬來西亞避難的凌黎在集會上控訴中共對她一家的迫害，傾吐她家族幾代人所受的冤屈，為她家族中被中共整死和迫害的家人訴苦求安。
以下為凌黎根據集會上發言重新整理之文稿：
知識份子精英有何罪過？
一提起中共的政治迫害，我總是會長時間陷入悲傷的回憶和對父親的思念對母親的擔憂掛牽。共產黨長期迫害知識份子的惡行罄竹難書。正是因為家庭和個人的遭遇，驅使我思考，尋求答案。隨著知識的增長，越來越認識到毛和中共的那些歪理邪說的欺騙性，從而比較早就認清了中共的邪惡本質。我的家庭所遭受的迫害和苦難，正是大陸知識份子長期受到中共迫害的縮影。
兩代人迫害致死
我家可以說是世代書香門第，父親是一所理工大學的教授，父母親的家庭大多也都受過大學教育。外公是當時紡織學院的中文教授，祖父是當地一所歷史悠久的著名中學的校長，在家鄉也有一部份田地。因此那時家境都比較好。
然而，這樣的家庭背景在中共統治下變成了罪過。自49年中共掌權以後，家庭幾乎沒有安寧過。中共一掌權，便進行土地改革運動，對百姓進行階級劃分，祖父劃成地主，變成了剝削階級，人民的「敵人」。不僅祖輩留下的田地、房產被強佔瓜分，當地中共鄉府更派人到處搜捕他，最終沒能逃脫中共魔掌，在押解返鄉途中被過分驚嚇和虐待毒打致死。然而文革之後的一份調查證實，祖父曾經積極支持中共北山抗日，並在他的推薦安排下送去一些青年到延安。共產黨恩將仇報。
這樣的家庭背景成了壓在父親和我們全家的沉重大山，成了我們學習、工作、生活中長期揮之不去的陰影。中共掌權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父親都是運動的整治對象。雖然閉口堅決不說話讓他躲過了反右一劫，但是緊接著64年的四清運動仍然沒有倖免。他過去的學生（後成為他所在系的黨支部書記）硬是栽贓他貪污，逼他交代，將父親送到農村勞動改造達兩年之多，並要天天寫接受改造的心得筆記…
隨之而來的文化大革命更讓我們全家遭受到了更殘酷的 「政治洗禮」。
文化革命一開始，父親就被作為反動學術權威中止教學進行批鬥。每天上班的工作，甚至工作以外在家的時間都是寫檢查、做交代，不分白天、夜晚隨時等待各班級「紅衛兵小將」拉去進行批鬥。檢查交代就是寫所受剝削階級家庭影響的資產階級思想、言行，反動學術思想對學生的毒害、刁難；交代家庭和個人的所謂歷史問題，談對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領導的認識提高和擁護以及思想改造…等等。而這些檢查交代是永遠也過不了關的。
那些所謂「紅五類」的「紅衛兵」學生和年青教師耀武揚威、凶神惡煞，自恃其父母共產黨革命幹部或工人、貧下中農「領導階級」，無聊的時候，想出氣亦或想惡作劇的時候就去把這些反動學術權威分別拉到昔日的教室裡，脖子上掛上大牌子，頭上帶著報紙糊的高高的尖帽子，上面用歪歪扭扭黑字寫著帶有謾罵侮辱性質的頭銜名字，伴隨著眾人的口號拳頭，低頭站在眾多學生前面。說是批鬥，實則任由這些學生侮辱謾罵、拳打腳踢，極盡人身攻擊，輕者鼻青臉腫，重者骨折甚至當場斃命。一些學習差些或有過甚麼問題，曾受老師批評懲罰的學生和出於妒忌心理的青年教師則藉此機會進行報復。父親由於比較溫和沒有得罪幾個學生，算是保住沒有緻殘送命。
頻繁施行這種人格侮辱的迫害他們還不滿意，又將父親和其他「反動學術權威」關進學校「牛棚」（既關押「牛鬼蛇神」的破舊骯髒的地方）不能回家，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牛棚」是一燈光昏暗的地下室，沒有洗手間，對面的人也難以分辨，一些心地極為邪惡的「革命組織」頭頭經常光顧「牛棚」打罵、虐待這些有名望的教授。昏暗的光線讓人看不清那些兇狠打人的惡棍究竟是誰。父親被關在這種「牛棚」裡數月之久。
文革中、後期，經濟瀕臨崩潰的現實迫使中共不得不恢復教育，父親重新回到講台講課，但是要「讓工農兵佔領教育陣地」，沒有甚麼文化知識的工人農民成了大學老師，當了大學領導，他們隨時在監管這些「資產階級教授」。面對啼笑皆非的「紅色工農兵大學生」──這一荒謬的世界創舉（大學可以招收甚至初級小學小數點水平的學生進課堂），帶著政治腳鐐講課的父親如履薄冰：講大學課程，那些水平低的學生指責你「故意刁難工農兵大學生」；講低些，水平高些的又指責你「水平低，欺騙工農兵學生」，又招致訓斥批鬥。
父親氣惱的對家人說，這種課實在沒法上！
一次父親帶領工農兵學生南下到一水電站實習，被以政審不合格為由拒絕進入電站，無奈而返。然在回程途經上海時，意外突發腦溢血悲憤而逝世，終年才過50歲。我們永遠無法知道當時在電站還發生了甚麼，長期遭受的從肉體到精神的摧殘無疑是最致命的原因。
妻子兒女受牽連 媽媽至今生活在文化革命的恐懼中
這種長期的政治迫害，直接株連到我們全家，首當其衝的就是母親。父親挨斗時，
不時還會將母親拉去陪綁。母親開始不願屈就低頭，便招致更粗暴的強制行為和更多的人身攻擊侮辱以及震天的叫喊。不僅如此，還經常遭受大學住宅區內家屬組織的批鬥會，所受到的歧視更可想而知，令到我們全家大小天天猶如驚弓之鳥，隨時準備著他們來抄家。
這種迫害所造成的摧殘傷害究竟多大多深，外人、沒有經歷過的人是難以想像、甚至完全不相信的。然而，我媽媽至今生活在這種政治運動的恐懼中既是明證。
一天我哥哥來看望母親，她神秘地拉他到一房間地牆角處，帶著恐懼悄悄地對他說：「許××要把我打成法輪功分子抓起來呢！」聽起來莫名其妙有些可笑。
許某是個已八十多歲，滿頭白髮地所謂「離休幹部」（與退休的區別在於49年前參加中共，並在後來提升為一定級別的幹部，這類人享有特殊退休優待）。文革中他從部隊轉業到父親所在大學裡當政工幹部並且一直與我們家住在一個小院裡。此人是那種文化很低，缺乏修養，帶有幾分凶相的「老革命」。自恃對「中共革命」有功，是大學的領導階級，總是一副盛氣凌人的架勢，老婆孩子也亦然，那時常常欺負院裡的人，人人都怕招惹他，被扣上政治帽子，遭到更多的政治迫害。
如今他退休了，幾乎天天坐在院子外休閒，母親每每出門都會看到他，於是產生了一種錯覺。文化革命結束已三十年了，由於大腦出現萎縮，使母親的思維有些問題，刻骨銘心的政治迫害和摧殘與現實中國發生的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聯繫到了一起，許某便成了她心中中共政治迫害的形象代理人，以為他是專門來監視，欲治罪與她的；以為政治運動又來了。她已經對中共政治運動神經質了！沒有人能夠幫助她解脫政治恐懼，也許這種恐懼將伴隨她終生。那是多大的恐懼和傷害造成的精神摧殘才能讓人二三十年之後依然受此折磨。
兒女被剝奪上大學權利
那時我們兒女還小，弄不懂這些政治運動，但卻完全相信共產黨的說教，而對父母則半信半疑，二哥甚至一度要與父母劃清界線。從感情上我們難以割捨，面對欺辱和社會的歧視很無奈。
最令人痛惜的是我大哥，他在當時我們那個省會城市中、小學中是非常出名的學習尖子，無論文理科都很出色，每次市裡的數理語文競賽都拿前兩名，並且多才多藝，老師們總是拿他作為榜樣教育學生。然而當他報考清華大學時正值四清運動父親挨整，那個系黨支書記寫信給清華大學取消了大哥的錄取資格，甚至普通大學也不讓他進。無奈大哥被送到農村務農長達十幾年，一生失去進大學的機會，使他的人生備受艱辛。
我們其他幾兄妹雖比不上大哥的才智，但學習也多出類拔萃，然而文化大革命中斷了我們的中學教育，同樣被送到農村數年，由於家庭背景沒有資格成為工農兵學員進入大學深造，被中共剝奪受教育權利長達十幾年。不僅不能讓我們得到平等的受教育權利，人生的戀愛婚姻也備受挫折磨難！
中共的邪惡政治
中國共產黨是甚麼？一個利用人們的善良，披著真理的外衣，打著理想、正義、進步的大旗，高唱著為人民大眾謀利益的謊言，以「合法」的手段，幹著最卑鄙無恥下流勾當的污合之眾。他們利用歪理邪說和黨票、團票，牢牢控制住每個人的思想、家庭、事業、人生、命運，從而全面控制整個社會。
利用這種票，他們合法地拉攏一部份人，打擊另一部份有能力與他們競爭、挑戰他們陞遷、威脅他們地位的人。於是他們「天然」佔據了上風，有了「先天」的優勢──政治優勢，立馬把你置於絕對劣勢，強者即刻變成弱勢群體，使他們處於「戰無不勝」的地勢，而將你永遠淘汰出局。
就是這樣，五十多年來，共產黨把政治非政治化，將政治貫穿到普通百姓的生活、事業、命運中，在大陸形成了完整的優汰劣勝機制，打擊掉社會所有精英力量，樹立起他們的絕對專制權威，社會沒有了公平、公正，黑白顛倒、是非不分、壞人當道、盜賊猖獗（最大的盜賊正是黨員高官），使我們的社會風氣敗壞到極點。共產黨是社會風氣極度敗壞之根源。
在此我也想為《九評共產黨》再加一條共產黨的罪過，「評共產黨剝奪中國一代人的受教育權利長達數年」，致使這一代絕大部份人成為社會的半殘廢，是文化大革命受害最廣最深重的一代。在此也呼籲這一代受害人站出來向中共索取賠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