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0日訊】十年文革「殺劫」之後，在雪域廢墟上誕生了一批文革的發掘者和憑弔者。文革期間，他們也許年紀還小，或剛剛出生，例如加央西熱、拉加才仁(Lhagyal Tshering )、旦真旺青、果洛•裡加、雪山魂（本名王更登加）、唯色和白瑪次仁( Pema Tsering)等人。但是，童年時代朦朧的記憶，口耳相傳的父輩故事，難以在文字中全部抹去的歷史記載，在各種文學作品中顯露的文革傷痕，促使他們挖掘歷史，追蹤歷史，詰問歷史。
已故藏族詩人加央西熱，生於1957年，文革發動時是開始記事的孩子。詩人生前是中共黨員並擔任要職，但他於1994年棄政從文。儘管難以擺脫思想上的局限性，但他的詩筆卻是真實的。他的組詩《打開媽媽的故事》，是作者生前沒有發表的作品。其中第六首題為 《花園裡的霓虹燈》，寫於2003年，詩人記述的是他的媽媽講述的故事，包含文革的故事，詩人的記述也就成了文革的詩歌見證：
進入暮年的媽媽講述兒時的故事
她的記憶在我有限的文字裡復活
風雪已經過去血祭的時代過去
霓虹燈下
每天都有不可知的死亡
每天都有古文明的消失
植物種族正在稀少
動物家族正在退化
惟有人類不斷的膨脹
耗盡你萬年孕育的能量
記住了這些故事的詩人和他那一代人，正如他在該詩「尾聲」中寫到的那樣，「我們彷彿成為了上個世紀的永恆的記憶」。對於那些包括文革犧牲品在內的死者，詩人相信：「肉體的消失並不意味著靈魂的殞落冥冥之中有一個看不見的世界像熟睡的黑夜遊魂還在尋找著走動著迷戀著人世。」
詩人拉加才仁在文革發動那年只有四歲，他的藏文詩《辛酸的眼淚》(1986) 有幾節涉及文革對教育的破壞，意譯如下：農牧民的兒子全部失學整天牧羊，校園裡空無一人到處是雜草蔓延，校舍四壁在雨中坍塌老師在酗酒，文化的原野被輕蔑的鐵蹄踐踏，教育的園圃在守舊的旱季枯萎，文學的桃李被飢餓的蟲子蛀蝕。詩人為此感到辛酸落淚。這樣的畫面折射了文革期間令人痛心的景象，當然，更有甚者，是一部分老師在酗酒，而另一部分老師則可能在挨鬥。扎益活佛在《 我故鄉的悲慘史》一書中談到，文革初期，當有人強迫拉卜楞寺僧人羅桑達哇批鬥一個活佛的經師時，他說：「批鬥老師還不如死」，當晚，羅桑達哇就懸樑自盡了。
旦真旺青大約是文革發動前後不久誕生的。他的故鄉四川阿壩，原本屬於西藏安多，人傑地靈。但是，他童年的西藏記憶，即文革後的雪域景象，在他的詩的夢境裡，已經是一片廢墟。在《殘破的經幡》一詩中，詩人這樣寫道：
我 慢慢的從夢邊走來
陣陣寒風
吹響了殘牆斷壁上的雜草
風化著禿丘荒坡上的遺骸
座座雪峰更加慘白
似一堆堆骷髏
站著的、蹲著的、躺著的
環繞著這片運去的「故園」
條條不再癒合的裂痕
永遠留印在
這片空曠的荒原
……
在旦真旺青的七言詩《西藏》中，同樣展現了一幅「狂風飛沙卷殘秋」，「殘字破幡守禿丘」的畫面，與文革期間毛澤東詩詞吟詠的「到處鶯歌燕舞」的景象形成鮮明對比。詩人期待的詰問的是，「何代冬天呈初曙？」
這些詩中寫到的經幡，又稱「風馬」，藏語稱 「隆達rung-rta」。藏人相信：「風是傳播運送經文的一種無形的馬，馬即是風。」這種信仰，已經把無生命的風觀想為有生命有情感的動物。因此，在生於印度的流亡詩人丹真格勒（ Tenzin Gelek ）的《風馬》（ The Windhorse）一詩中，風馬 「以劇痛的眼睛目擊諸佛的土地 / 被紅色皮靴踐踏 」。接著詩人直接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個 「反諷 」( irony )，換言之，其字面意義正好與這場運動的實際意義相反。它不是文化大革命，而是文化大破壞，因為它在西藏「 把一種奇特的文化連根拔起毀屍滅跡」。在這樣的悲劇中，
風馬不停地撲打翅膀
和著生銹的經輪的話語
交頭接耳穿過受傷的天空
靜靜地求救……
在詩人的想像或觀想中，西藏文明的一切文物，一切民族的符號和古老的建築，都在和藏人一起求救。
果洛•裡加與旦真旺青的年齡可能不相上下，1993年流亡印度，曾創辦達蘭薩拉流亡社區中文民刊《牛仔》，現居美國。他的詩歌《 西藏短章》有一章題為「噶丹寺」，即著名的甘丹寺，拉薩三大寺中最古老的寺院。文革中被燒燬的甘丹寺，後來雖然修復重建，但寺院後面殘牆斷壁，似乎仍然在如訴如泣敘述它悲慘的遭遇。在詩人的筆下，
斷壁上—
一個爆裂的西藏
一片失血的天空
殘月 比雪還白……
在雪域文化中，白色是純潔的象徵，雪白是淨土的色彩。但是，在旦真旺青和裡加兩個年輕詩人的筆下，這種潔白都變成了失血過後的慘白或蒼白，給人一種無邊的空曠、淒涼的落寞感。
白色同時也是藏人純潔愛情的象徵。現居西藏的詩人雪山魂（本名王更登加），比上述詩人要年輕一些，於1978年生於甘肅天祝一僻遠牧村，2001年開始詩歌創作。在他的《寧靜深處的燃燒》中， 文明可以看到，藏人的純潔愛情任何受傷而近乎瘋狂。詩的抒情主人公是一位集幾千年華夏文明和西藏文明於一身的豐滿的藝術形象，同時又是一個受難者的形象：
我崇尚種子、傷、和火
我沉浸於詩篇和仰望
在歲月寧謐的水聲裡打撈著靈魂和嚮往
我的雙手被經卷的香露滌的素淨
我的腳步在清幽的星輝下輕盈而鏗鏘
在那些坍塌的宮闕的廢墟上
我仰天長嘯，瘋狂地舞動愛情潔白的手絹
在每一塊乳白色的晨曦中
用青銅利器洞穿羸弱的心臟 ……
在雪域廢墟上的這類西藏作家和詩人中，唯色對文革歷史孜孜不倦的挖掘最值得我們注意。柴春芽在《對唯色姐姐的一次致意》中，這樣寫到唯色的詩文創作的見證意義：「（唯色，其實是藏語中「光明」的姐姐）//拉薩街頭，更多的人忘記了一滴血的歎息。/惟你，指甲尖尖的女子，/俯身於街衢、古道、堠堡和宮牆，/拾取一個民族傷口上疼痛的記憶。」唯色拾取的西藏文革的記憶，凝結在作者今年出版的《殺劫》和《西藏記憶》（台灣「大塊文化」出版）等著作中。《殺劫》首次披露了近三百幅西藏文革時的珍貴歷史圖片，它們是由唯色的父親澤仁多傑、一位解放軍藏族軍官拍攝的。圖文的內容，廣泛涉及文革中的紅衛兵和造反派的「破四舊」、大批判、解放軍的軍事管制、毛崇拜等各個方面。從每一幅照片中，都可以讀出悲劇性的詩情。唯色的說明文字，在沉痛中時而雜以反諷的文筆，耐人尋繹。相關的採訪錄《西藏記憶》是唯色尋訪照片中的各色當事人的筆錄，也飽含作者自身的感受和思考。
在唯色此前許多詩文中，都不難發現文革的詩歌紀念。例如，她的《轉世》一詩，記述了西藏「民主改革」中與文革如出一轍的批鬥喇嘛的情形。唯色記述的，是當時西藏康區一位六十多歲的不願意逃離寺院的仁波切的遭遇。詩人對這首詩的寫作「背景」作了如是說明：「翻身農奴們在幹部們的帶領下，把仁波切和其他喇嘛趕到一個糞坑旁批鬥，又是打，又是罵。有個男人竟用木棍挑著糞坑裡的髒物硬是塞進這些喇嘛的嘴裡，還逼著他們嚥下去。有個女人，不僅如法炮製不說，還一下子騎在仁波切的脖子上，用她骯髒、惡臭的裙子下擺蒙住仁波切的頭——仁波切那麼高貴的頭顱竟蒙受這天大的羞辱！而這竟然是藏人幹的事情！」這位仁波切的長期修煉，使得他微笑著忍受著這些不幸，最後被飛馬拖死。他的轉世靈童後來成了年輕的朱古（活佛）。這個朱古從親歷其境的老人那裡聽說到他前世的遭遇。1999年6月，唯色訪談了年輕朱古之後，把真實的故事化成了悲愴的詩歌。詩人寫道：
沒有誰比他明白，
噩夢般的前世。
啊，群魔亂舞的年代，
如此可怕，他原來蒙受了
多大的羞辱！
深深的傷口，
在今世也隱隱作痛。
唯色於今年7月20日在她的博客（ 現已被強行關閉）發表了短文《就這個字：舲》，文中提到她的詩歌《舲》，大約寫於1990年前後，其中有這樣幾行：
大海航行靠舵手 誰的手掌之下 千萬隻小船朝不保夕
尤其是1966年 有一隻開著紫色窗戶的小船動盪至今
何時傾覆 是否將充滿靈氣地奔向最圓滿的虛無
「舲」是有窗牖的小船。屈原《九章．涉江》：「乘舲船余上沅兮，齊吳榜以擊汰。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疑滯。」這四句寫詩人沿沅江上溯行舟，船在逆水與漩渦中行進艱難，儘管船工齊榜擊浪，仍容與凝滯。在唯色詩中，象徵個體價值的小船，象徵佛教慈航的小船，其逆水行舟的艱難，比昏庸的楚懷王時代，甚至比暴虐的秦始皇時代，都要艱難得多。在唯色的詩中，千萬隻小船與毛澤東掌舵的文革集體瘋狂的大船，形成反諷的對比。詩筆的鋒芒，直指文革元兇。
正如唯色體驗到並感到困惑的那樣，我們挖掘文革的歷史，究竟要尋找什麼呢？一個人的良心？一個民族的良心？這個「良心」何以監別？的確，這是很難以邏輯思維的推理文字來釐清的。因此，詩的語言成了我們的最佳選擇。
如果說，創巴仁波切等詩人以「尋找格薩爾之劍」的藝術形象表達了西藏文藝復興的意向，那麼，後來人白瑪次仁在詩集《尋找雪獅》(1994)中，以另一個形象，即西藏雪獅的形象，表達了同樣的意向。獅子乃百獸之王。在經論中，常用獅子比喻佛陀的無畏與偉大。格薩爾王就具有雪獅的品格。白瑪次仁於文革期間生於青海(西藏安多)，1990年流亡印度。他涉及文革的詩作，尤其值得引用的，是作者以藏文寫作自譯為中文的《反叛蒼天》一詩，全詩如下：
垃圾堆裡睜開雙眼
幾根小草嫩葉
從死山羊的肋骨縫裡
嶄露頭角
佛塔倒塌後的斷牆一角
—慈父慘死的墓碑
一群神鷹
— 葬送慈母玉體的幫手
文化大革命漏看的一個轉經筒
因為祖祖輩輩轉送過多少次祝福，
多少次慈祥的愛，
仍然在廢墟中轱轆轆轉個不停……
生者和死者一起埋葬過的
我們這一代
寧願轉世成一根根小草
哪怕權勢者是蒼天
也要
反叛蒼天
同樣可以互相印證的，是扎益活佛在《我故鄉的悲慘史》中的記述：「在這場殘暴的運動中，凡寺院和家庭所珍藏的一切西藏文書藉和經卷全數被強制掠去予以焚燬。僅拉卜楞寺，焚燬唐卡、書籍、經卷、刻板等就燒了六天六夜，就這樣西藏全境未留一張紙片和一個嘛呢經筒，幾乎全部被摧毀。」但是，藏人的信仰，像人類歷史上任何一種真正的宗教一樣，是無法徹底摧毀的。「文化大革命漏看的一個轉經筒」，這一行詩煉字非常精當、形象、傳神。由此可見，詩人要尋找的雪獅，又可以以轉經筒轉動的「愛」來詮釋，來意味。而發動文革的權勢者要煽動的，正好是恨，是人對人的敵意和傾軋。弱小者要反叛權勢者布下的恢恢天網，需要相當大的道德勇氣。當我撰寫此文，重新琢磨白瑪次仁的「我們這一代 / 寧願轉世成一根根小草 」這樣的詩句時，聯想到唯色採訪過的一個藏人的話。在大昭寺當清潔工的強巴仁說，他在文革中當過民兵、紅衛兵、積極份子，干了很多不好的事，砸廟，燒經書…… 「我感到自己造了很多孽，所以經常祈禱，下輩子千萬不要投生漢人，不要投生在有漢人的地方。」這樣的話應當引起漢人的警醒：我們究竟應當怎樣做人。不難理解，藏人對漢人的這種恐懼，實際上是對中國權勢者的恐懼。但無可置疑，文革中的中國人，少有人沒有充當罪惡的同謀。
另一方面，西藏詩人也在檢討藏人自己的罪孽。南傑彭措( Namgyal Phuntsok Tsawa ) 的短詩《未挖掘的歷史》( Unearthing History) 意欲挖掘的歷史，無疑包括文革的歷史，詩人這樣寫道：
我被我自己的人民劫掠
異邦人根本不敢那樣
我的船沉沒於
水太淺的地方
南傑彭措本人生於印度，完全沒有親歷文革，但詩中的「我」，可以視為在西藏文革中一切受難者的象徵。詩人思考文革中的藏人，尤其是藏族紅衛兵和「積極分子」自身的責任問題，西藏文化之船擱淺的問題。作為漢人，我們不能把文革大破壞的責任完全推到藏人頭上，但作為藏人，這種反省卻是必要的。唯色在其著作中提到，前中共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郭金龍談到關於西藏炸寺廟的問題時很生氣地說：「國外不是說我們破壞了西藏文化，破壞了多少寺廟，難道是我們？是解放軍去炸的嗎？是漢族去炸的嗎？」是的，西藏很多寺廟是藏人自己去炸的，但大量事實表明，漢人也參與其中，解放軍也參與其中。文革之罪的首犯是毛澤東，同時是中共暴政集體犯罪的結果，是紅色意識形態洗腦的結果。七十年代流亡印度的青年作家明秋.桑克哈（Migyur D.Sankhar）早就注意到這一方面，他在《與國際和平攸關的正義事業》(A Just Cause –Vital for International Peace)一文中指出：「我們憎恨的壓迫者的非人暴政已經達到如此程度：脅迫我們去掃蕩我們原本扎根很深的信仰和風俗，以便採納他們的討厭的殘酷而危險的毛主義教條。」
雪域廢墟上後世的憑弔者，還包括一些文革之後入藏，尤其是八十年代到西藏尋訪的漢族詩人。著名詩人楊煉年到西藏，歸來後發表《西藏》組詩，包括《浴神節》、《古海》、《布達拉宮》、《甘丹寺隨想(毀滅的頌歌)》和《天葬》等五首。這些詩歌憑弔「破四舊」在雪域留下的廢墟，思考西藏文明的各個方面。其中與文革紀念密切相關的詩作是《甘丹寺隨想》。在詩人筆下
廢墟的象形文字寫滿空白
瓦礫堆的浪頭擊碎仇恨與憂傷
而黃昏，狗群濕濕的鼻子伸進歷史
嗅出塵土下一群殘缺的偶像
（昨天永遠不會過去，它只是疊入了今天
星空旋轉，回頭一撇的原始恐怖
從黑暗中跌落，萬物完成於同一個起點）
……
這裡一個歷史的圈套高高懸掛
傳說像誘餌，引爆出最殘忍的熱情
……
楊煉在詩中沒有一個字提到文革，但其不言而喻的歷史意味，已經通過對這片廢墟的描繪自然表露出來了。詩人首先把文革置於整個「新中國」的歷史中來審視。「歷史的圈套」這樣的比喻，無疑可以令人想起毛澤東「引蛇出洞」的反右「陽謀」。同時，詩人從人類原始的破壞欲的角度來審視文革，如括號中的幾行詩所表達的那樣。
上述詩人們就是這樣在雪域廢墟上憑弔一種遭遇重創的文明。作為西藏文明的傳人或景仰者，他們懷抱復興並光大其文明星火的希冀，以既求實又富於想像的精神，像羅馬門神的兩面一樣，面向歷史，面向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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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議報》第275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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