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9日訊】余英時教授榮獲克魯格獎
著名歷史學家余英時教授榮獲2006 年”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余先生也是我們北京之春的編輯顧問，這裡，我謹代表北京之春同仁向余先生致以熱烈祝賀。
克魯格獎被稱為人文諾貝爾獎。余先生獲此殊榮，是對其學術成就的充分肯定。余先生的了不起還不僅在學術上，而且也在為人上。余先生堪稱人文精神的典範。中國老話講”道德文章”，其實道德和文章並非一體，道德是道德，文章是文章。天下有的是道德好而文章不好，也有的是道德不好而文章好。不過余先生卻完全當得起道德文章這四個字。
在上個世紀的六七十年代，不少西方知識份子，包括華裔知識份子，為中共的宣傳所迷惑，爭先恐後地去北京朝聖。余先生非但不受其惑，而且還對之進行嚴肅的批判。中共 六四開槍殺人，激起國際學術界一片抗議之聲，可是沒過幾年，許多學者就把當年的抗議置諸腦後，又向中共當局示好去了。余先生依然不為所動。這使人想起高行健在 六四後的宣告－－”有生之年，不再回到一個極權政治下的所謂祖國。”我並不是說身在海外的華人唯有不回共產專制下的大陸才足以表明其固守自由的立場，但無論如何，我們不能不對余英時和高行健的堅持表示欽敬。自 1978年訪問大陸後，余先生就再也沒有去過大陸。正所謂”桃李無言，下自成蹊”。余先生雖然人沒有再去大陸，然而他在大陸知識界的影響卻越來越大。這是我們深深地為余先生高興的。余先生是大陸流亡知識份子的忠實友人。普林斯頓中國學社的建立和維持多年，余先生功莫大焉。多年來，余先生給很多大陸學者或作家——熟識的或不熟識的－－的書寫了序言，這既表明了他對中國的關懷以及對他人的幫助，也表明了大陸學者或作家對他的尊敬與信賴。
說起來，在大陸學人中，我是和余先生相識較早的了。八七年我來到美國，那年十月，世界日報的張作錦和孟玄開車帶著我和哈佛同學丁學良去普林斯頓余先生住所，安排了一場對談，從此和余先生相識，屈指一算，已經十九年了。
術業有專攻，余先生在專業上的成就，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完全把握的。然而，作為公共知識份子，也就是中國古人說的”士”，余先生卻是我們可以、也應該效仿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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